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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主的早晨-托尔斯泰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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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主的早晨-托尔斯泰短篇小说

一个地主的早晨

涅赫柳多夫公爵十九岁那年念完大学三年级,到他的田庄上来度暑假,独自在这里过了一个夏天。秋天,他用尚未成型的幼稚的笔法给他的姑母别洛列茨卡娅伯爵夫人,也是他心目中最好的朋友和世上最英明的女人,写了一封法语信,下面是此信的译文:

亲爱的姑妈:

我作出了一个将要支配我今生的命运的决定。我要离开学校到乡下去生活,因为我觉得我是为此而生的。亲爱的姑妈,看在上帝的面上,请别笑我。您会说我幼稚,也许是这样,我的确还是个孩子,但这并不妨碍我感觉到自己的使命,向往行善,并且爱善。

我对您说过,我的家务糟得无法形容。我想加以整顿,就查问了一番,于是发现,主要糟在农民的境况可怜之至,而这种情形只能以劳动和耐心去改变。如果您能看到我的两个农民——达维德和伊万,看到他们和他们的家人过的是什么日子就好了。我相信,为了向您讲清楚我的意图,让您看一看这两个可怜人比我说什么都强。关心我在上帝面前必须为之负责的七百人的幸福难道不是我的神圣而又直接的义务?因为要享受、要面子而听任粗暴的村长和管事去处置他们难道不是罪过?既然我面前就有如此崇高、光辉而又最为紧迫的义务,何必到别的领域去寻找效劳和行善的机会啊?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做一个好东家。为了做一个我心目中的好东家,并不需要您如此希望我能拿到的学士文凭,也不需要官衔。亲爱的姑妈,请别为我作种种虚荣的计划了,请习惯于这样想:我走上了一条十分特殊的道路,不过这条路很好,而且,我觉得,会引我走向幸福。我反复考虑过我未来的义务,为自己写下了行动准则。如果上帝赐予我生命和精力,我的事业定会成功。

请别把这封信拿给瓦夏哥哥看,我怕他嘲笑我。他总是占我的上风,而我总是屈从于他。万尼亚即使不赞成我的想法,也能理解。

伯爵夫人也复给他一封法语信,下面是此信的译文:

亲爱的德米特里,你的信只向我证明,你有一副好心肠,这是我从来不怀疑的。不过,亲爱的朋友,在生活中,我们的优点反而比我们的缺点更坏事。我不来说:你在做蠢事,你的行为令我不快;我只是力求说服你。让我们讨论讨论吧,我的朋友。你说,你感觉到自己的使命是在乡下生活,你想使你的农民幸福,希望做一个好心的东家。我必须告诉你,第一,只有当我们找错了自己的使命的时候,我们才能感觉到自己的使命是什么;第二,使自己幸福比使别人幸福容易;第三,要做一个好心的东家,就得做一个冷酷而又严厉的人,这你未必办得到,硬装也不行。

你认为自己的意见是无可争议的,甚至把它们当作生活准则。然而,我的朋友,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既不相信什么意见,也不相信什么准则,而只相信经验;经验告诉我,你的意图是幼稚的。我已经快五十岁了,见过许多可敬的人,却从来没有听说哪一个出身名门、又有才干的年轻人会借口行善,跑到乡下去埋没自己。你总想标新立异,其实不过是过分自尊罢了。我的朋友,还是走常人走的路为好,因为走这样的路容易成功;尽管你自己不需要成功,它却是行你所爱的善不可缺少的条件。

几个农民的贫困是不可避免的不幸,或者说,是你可以在不忘记你对社会、对亲人、对自己的全部义务的同时给以救助的不幸。以你的智力、心地和对美德的热爱,没有一条仕途你走不通,你至少要选择一条值得你走、并且能给你带来荣誉的路啊!

我相信,你说你没有虚荣心的话是真诚的,不过你在自己欺骗自己。对于像你这种年纪而又有你这样的禀赋的人,虚荣心是美德;但是对于已经无力满足这种欲望的人来说,有这种欲望就成了缺陷而竟至卑劣了。如果你不改变你的意图,你会体验到这一点的。再见,亲爱的米佳[1]。由于你作出这个荒唐、然而高尚慷慨的计划,我似乎更爱你了。按你的意思去做吧,不过我得承认,我不能同意你这样做。

年轻人收到这封信以后想了许久,最后的结论是:英明的女人也会犯错误;于是他就递了退学申请书,从此在乡下定居。

这位年轻的地主,正如他写给他姑母的信中所说的,制定了管理田庄的行动准则,并且把他的全部生活和工作都按月、按日、按钟点安排好。星期日用来接待求见的人、家奴和农民,巡视穷苦的农户,经村社大会同意给他们以救济(村社大会每星期日晚上召集一次,决定给谁救济以及如何救济)。在诸如此类的活动中过了一年之后,这个年轻人在管理田庄方面,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来看,都不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新手了。

六月的一个晴朗的星期日,涅赫柳多夫喝罢咖啡、看完《Maison rustique》[2]的一章,把一本笔记簿和一叠钞票放进薄大衣口袋里,出了他那有圆柱和露台的乡村大宅第(他在其中只占用了楼下的一小间屋子),沿着古老的英国式花园中一些杂草丛生、未经清扫的小径,向着坐落在大道两旁的村子走去。涅赫柳多夫是个身材高大匀称的年轻人,头发浓密、鬈曲,呈深褐色,一双黑眼睛炯炯有神,脸颊娇嫩,嘴唇红润,上面刚长出一层青春期的茸毛来。他的举动和步态处处显出年轻人的朝气、精力和敦厚自得的神情。农民一群一群令人眼花缭乱地从教堂出来了;身穿节日服装的老翁老妪、少女儿童、抱着奶娃娃的村妇各自回家,看见东家的时候都向他深深地鞠躬,并且避开他绕道走。涅赫柳多夫进村以后,在街心停住脚步,从衣袋里掏出笔记簿,翻开涂满幼稚的笔迹的最后一页,念了几个标有记号的农民的名字。“伊万·丘里谢诺克——要木桩。”他念过这一行字,就走到右边第二间农舍的大门前。

丘里谢诺克的住房状况:四壁半已朽坏,屋角发霉,整个农舍向一边倾斜,而且陷下去很深,以至墙脚的粪堆高齐一扇玻璃已碎、百叶窗也摇摇欲坠的小红框格窗和一个塞着破絮的小窗洞。门坎很脏、门也低矮的穿堂,一间比穿堂更旧更矮的小屋,大门和用篱笆围成的堆房,全都紧贴着正房。这些建筑原先是在一个高低不平的屋顶下面,如今只房檐上还有厚厚的一层霉烂发黑的麦秸,顶上一些地方已露出椽子和板条。院子前方有一眼井,井栏已塌,柱子和辘轳也残缺不全,还有一个被牲口踩得一塌糊涂的脏水洼,鸭子便在那里打扑腾。井边有两株爆竹柳,也已老朽,树干开了裂,枝桠被折断,只剩下寥寥可数的一点灰绿色柳条。这两株爆竹柳说明,曾经有人想美化这个地方,现在一株树下坐着个淡黄色头发的八岁小女孩,她正叫一个两岁的小女孩围着她在地上爬。在两个小女孩身边转来转去的看门狗,一见到老爷,立刻冲到大门口去,在那里发出惊惶的颤抖的吠叫声。

“伊万在家吗?”涅赫柳多夫问。

大的一个女孩听到这句问话似乎呆了,她把眼睛睁得越来越大,却不回答。小的一个则张开了嘴,像是要哭的样子。一个穿一件破破烂烂的方格土布衣、腰里系一根旧的红宽腰带的小老太婆从门里伸出头来,也没有说话。涅赫柳多夫走到穿堂门口,又问了一遍。

“在家,老爷。”小老太婆用颤抖的声音说,同时深深地弯下腰去,似乎不胜惶恐。

涅赫柳多夫向她问了好,然后经过穿堂,走进窄小的院子里。这时候老太婆用手掌托着腮走到门口,目不转睛地望着东家,连连摇头。院里是一片贫困的景象,堆着长久没有清除因而已经发黑的牲口粪,粪堆上胡乱扔着发霉的木头、草叉、两挂耙。院子四周有一圈披屋,一边已经塌下来,因此椽子不是架在支柱上,而是躺在粪堆上;另一边下面放着犁,缺一个轮子的大车,还有一堆空的、不能再用的蜂房。这些披屋几乎都没有顶棚了。丘里谢诺克正用斧子清除被披屋顶压垮的篱笆。伊万·丘里斯[3]是个五十来岁的农民,矮于中等身材;一张晒得黝黑的长长的脸被夹杂着白须的深褐色大胡子和同样颜色的浓发围绕着,好看而又富于表情;一双半睁半闭的深蓝色眼睛聪明而又憨厚得无所挂虑地望着;稀疏的褐色口髭下面露出轮廓十分清晰的端正的小嘴,当他微笑的时候,嘴上便露出一种平静的自信和对周围的一切淡漠而略带几分嘲弄的神情。他的脖子、脸和手上的皮肤挺粗糙,皱纹很深,青筋暴突,肩膀不自然地拱着,两条腿弯成罗圈形。一望便知,他的一生都是在力难胜任的繁重劳作中度过的。他穿一条膝头上打了蓝补丁的白麻布裤子,一件后背和袖子都开了口的肮脏的白麻布衬衣,腰间低低地系着一条带子,带子上挂一把铜钥匙。

“上帝保佑!”东家走进院里来的时候说。

丘里谢诺克回头看了一眼,又干他的活儿去了。他使了一下狠劲,终于把篱笆从披屋顶下面扯出来,这才将斧头斫进木墩子里,整了整腰带,走到院子中央。

“过节好,大人!”他甩着头发深深地弯下腰去说。

“谢谢你啦。我来看看你家里的情况,”涅赫柳多夫带着天真的友爱和羞涩神情说,同时观察着那农民身上的衣服,“让我看看你要木桩子干什么吧,你在村社大会上向我要过。”

“木桩子吗?谁不知道木桩子是干什么用的啊,大人。只要能给我撑着点就行,您自个儿看见了。前两天这个角塌了,多亏上帝保佑,当时牲口不在。全都是要塌要垮的,”丘里斯说着鄙夷地环视他那些没遮拦的歪歪倒倒的披屋,“只要动一动这些横梁竖梁就知道,没有一根顶用的木头。可如今又能上哪儿去弄木料啊?您自个儿知道。”

“既然一边披屋已经塌了,其他的披屋也快塌了,你要五根木桩有什么用呢?你需要的不是木桩,而是横梁、竖梁、柱子,而且都得是新的。”东家说,他显然在炫耀自己懂行。

丘里斯不作声。

“所以你需要木料,而不是木桩,你当初应该这样说。”

“当然需要,可没处找:不能总上东家院里去讨啊!我们庄户人要是养成这种癖性,什么东西都上东家院里去向您大人讨,我们还算什么农民?要是您开恩,东家的打谷场上有些放着没用的橡树梢,”他鞠了一躬,倒换着两只脚说,“要不我拿一点来,能替换的替换,能砍短的砍短,用旧料将就着搭好。”

“用旧料怎么搭?你自己说的,全都不行了,朽了,今天这个角塌下来,明天那个角,后天第三个角;既然要搭,那就重新搭,免得白费力气。照你看,这院里的棚子能熬得过今年冬天不?”

“谁知道啊!”

“照你看呢?会不会塌?”

丘里斯想了一想。

“全都会塌。”他突然说。

“你看看,在村社大会上你这样说就好了,你应该说,你的整个院子都得翻修,而不只是要几根木桩子。我是乐意帮助你的啊……”

“太难为您啦,”丘里斯说这话的时候露出不相信的神情,也不看东家一眼,“您只要赏给我四根原木、几根桩子,我自个儿大概就能对付了,不中用的木头还可以拿去撑正房。”

“你的正房也不行了吗?”

“我跟我老伴儿就等着它塌下来压死人呢,”丘里斯淡淡地说,“前些日子天花板上掉下来一块盖板,把我老伴儿砸死了!”

“哪儿砸死了?”

“是砸死了,大人,一下砸在她背上,她就像死人似的一直躺到夜里。”

“后来缓过来了?”

“缓是缓过来了,总病病歪歪的。她像是生来就有病。”

“你怎么样,不舒服吗?”涅赫柳多夫问农妇,她本来一直站在门口,听见丈夫提到她,就立刻呻吟起来。

“就是这儿总出不来气。”她指着她那肮脏的瘪胸脯说。

“唉!”年轻的东家耸耸肩膀懊恼地说,“你不舒服,为什么不到医院去看病?医院就是为此办的啊。没有人通知你们吗?”

“通知了,老爷,可总没工夫:得服劳役,还得干自家的活儿,带孩子——都是我一个人干!我们家只有一个男劳力……”

涅赫柳多夫走进正房。黑角[4]两边被烟熏黑了的不平整的墙上挂着一些破布片和衣服,红角[5]两边的墙上则简直是爬满了红红的蟑螂,圣像和条凳周围都有。在这间六俄尺见方的臭烘烘的小黑屋子的天花板中央,有一道挺大的裂缝,虽然在两个地方加了支柱,天花板还是弯了下来,那样子像是随时都会坍塌。

“嗯,这房子太糟了。”东家定睛望着丘里斯的脸说,丘里斯似乎不愿意谈这个话题。

“我们跟孩子们都要给砸死。”农妇倚着高板床下面的炉灶哭哭啼啼地说。

“你别做声!”丘里斯厉声说,接着,抖动了一下的口髭底下便露出一丝难以觉察的微笑,他转过脸来对东家说,“我真拿这房子没办法,大人,这儿撑那儿垫的,可是一点儿也不管用!”

“冬天可怎么过啊?唉—唉!”农妇说。

“要是再来几根支柱,垫上新盖板,”丈夫打断了妻子的话,一本正经地平静地说,“把椽子换掉几根,凑合着也能熬过冬天。这房子可以住,就是得撑上一圈支柱,要不一碰就完,一时不去碰它还行。”他说完,显然对自己能考虑到这个情况十分满意。

涅赫柳多夫觉得懊恼和难过的是,丘里斯竟弄到这步田地,而没有及早求他帮忙;其实他来到乡下以后,从不拒绝给农民以帮助,相反,倒是极力要大家直接向他提出要求。他甚至有点生这个农民的气,不高兴地耸了耸肩膀,皱起了眉头。然而他周围的贫困景象,以及丘里斯在这贫困中表现出来的怡然自得的神态,把他的懊恼变成了一种愁苦和绝望的情绪。

“伊万,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在一张歪歪倒倒的肮脏的条凳上坐下来,责备道。

“我不敢,大人。”丘里斯的脸上又露出难以觉察的微笑,两只漆黑的光脚在不平的泥土地上倒换着。这句话他说得那么大胆,那么从容,令人很难相信他是不敢去找东家。

“我们是庄稼人,怎么敢啊!……”农妇唏嘘着说。

“又多嘴。”丘里斯对农妇说。

“你不能在这里住下去了,这屋子太糟!”涅赫柳多夫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们这么办吧……”

“是,大人。”丘里斯应道。

“你有没有见过格拉尔德式的石头房子,就是我在新村盖的那种空心墙房子?”

“怎么没有见过,大人,”丘里斯笑着说,露出一嘴雪白的完好的牙齿,“大伙儿直觉得希奇,这些巧房子是怎么盖的啊!大伙儿都笑,是不是粮仓啊,为了防耗子把粮食存在墙里边吧?房子是体面得很!”末了他摇摇头,不解地打趣道,“跟监狱似的。”

“嗯,可真是好房子,又干燥又暖和,还不怎么怕火。”东家说,他那年轻的脸上露出阴郁的神色,显然是对农民的讪笑不满。

“没说的,大人,房子体面得很。”

“有一间已经完全盖好了。这间是十俄尺见方,带穿堂、储藏室,已经完工了。我可以作价赊给你,将来你再还。”东家得意地笑着说,他一想到自己在行善,就忍不住要露出这种笑容来,“把你的老房子拆掉,”东家接着说,“在这儿盖粮仓合适,院子里的东西也搬过去。那边的水好,我划点荒地给你种菜,你的三块庄稼地我也在那边就近划给你。生活一定会好起来!怎么,你不喜欢?”涅赫柳多夫问。他刚提到搬家,就发现丘里斯呆立在那儿一动不动,脸上也没了笑容,两眼看着地面。

“您瞧着办吧。”他眼睛也不抬地说。

老太婆走上前来,她似乎被人触到了痛处,想说什么,然而她丈夫抢在她前头说了。

“您瞧着办吧,”他坚决而又顺从地重复了一遍,抬眼望着东家,甩了甩头发,“不过我们可不到新村去住。”

“为什么?”

“不行啊,大人,我们在这儿已经够穷的了,要是搬到那边去,我们就再也没法给您种地了。到那边去我们还种什么地啊?那边根本没法过日子,您瞧着办吧!”

“究竟为什么?”

“我们会把家当折腾完的,大人。”

“为什么不能在那边过日子?”

“在那边过什么日子啊?你想一想:那地方没人住过,水怎么样不清楚,没有放牧场。我们这儿的大麻田可是祖祖辈辈施过厩肥的,那边呢?那边有什么?一片荒!没有篱笆,没有烘谷房,没有板棚,什么也没有。你要是把我们赶到那边去,大人,我们会破产的,彻底破产!那是个新地方,没人知道底细……”他沉思地说,同时坚决地摇头。

涅赫柳多夫正要向这个农民证明,迁移,相反,对于他是非常有利的,篱笆和板棚可以在那边搭起来,那边的水又好,等等,然而丘里斯的沉默使他发窘,他不知为什么觉得他说的不是他应该说的话。丘里斯没有表示反对,不过等东家闭上嘴以后,他却微微一笑说,最好把老家奴们和傻子阿廖沙迁到新村去看守粮食。

“这才是正经!”他说着又微微一笑,“这不要紧,大人!”

“那地方没有人住过又怎么样?”涅赫柳多夫耐心地坚持己见,“这里也曾经是没有人住的地方,现在人们在这里生活着。那边呢,不过是让你去开个好头……你一定要搬过去……”

“老爷,大人,怎么能这样比啊!”丘里斯连忙说,似乎害怕东家最后把这事决定下来,“这个地方大家伙儿在一起,热闹,习惯:有大道,有池塘给娘儿们洗衣服、饮牲口,我们庄稼人的家当也都在这儿,是祖祖辈辈置下的,还有场院啊,园子啊,这柳树是我爹妈种下的,我爷爷和我爹都在这儿归了天,我只想在这儿咽气,大人,别的什么也不要。您要是开恩给修修这房子,我们就感激不尽了,不然我们就在这老房子里凑合过一辈子也行。让我们一辈子为您祈祷上帝,”他说着又低低地弯下腰去,“可别把我们从窠里撵出去啊,老爷!……”

丘里斯说话的时候,从他妻子站着的那个地方,高板床下,便传来抽泣声,而且越来越响。等到丈夫喊了一声“老爷”,妻子竟跳出来,哭着跪倒在东家脚下。

“可别坑害我们呀,老爷!你就是我们的爹娘!我们能搬到哪儿去啊?我们都老了,无依无靠。还是听凭上帝安排吧……”她嚎开了。

涅赫柳多夫急忙从条凳上站起来,想扶起老太婆,她却像是不要命似的使劲用头撞着泥土地,把东家的手推开。

“你怎么啦?请起来吧!你们既然不愿意,那就算了,我不勉强。”他挥着双手退向门边。

当涅赫柳多夫重新在条凳上坐下来的时候,屋里已是一片沉寂,只听得见那农妇的断断续续的啜泣声——她又躲到高板床下面去了,在那儿用衣袖擦着眼泪。年轻的地主这才明白,摇摇欲倒的农舍、没有井栏的井、肮脏的水洼、发霉的破畜棚破板棚、歪歪斜斜的窗外几株树干开了裂的柳树对于丘里斯和他的妻子意味着什么,心里便产生一种沉重、愁苦的感觉,一种内疚。

“伊万,上星期天在村社大会上你怎么不说你需要一间房子?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帮助你才好。第一次集会我就对你们大家说了,我已经在乡下定居,立志终生为你们效力;只要你们觉得满意、幸福,我情愿牺牲自己的一切。我在上帝面前起誓:一定遵守诺言。”年轻的地主说了这一番话,他不知道,这种表白不能赢得任何人的信任,尤其俄罗斯人喜欢的是行动,不是言词,而且也不爱表露自己的情感,无论是多么美好的情感。

但是这个单纯的青年却因为心里有一种使他觉得十分幸福的情感而非吐露不可。

丘里斯歪着脑袋,慢慢眨着眼睛,勉强打起精神听东家讲话,就像我们不得不听一席讲得不大好、同我们又毫无关系的话一样。

“不过我不能满足大家向我提出的一切要求。如果谁问我要木料我都不拒绝,那么我的木料很快就会给光,不能够给真正需要的人了。因此我把禁伐林拿出来,供修缮农舍用,而且完全交给村社。现在这林子已经不是我的了,而是你们的,农民的;我已经不能支配这林子了,要由村社来支配。你今晚来开会吧,我要把你的要求告诉村社;如果村社决定给你修房子,那就好了,我现在已经没有木料了。我诚心诚意想帮助你,既然你不愿意搬家,那就不是我的事,而是村社的事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们太感激您啦,”丘里斯为难地说,“您要是能赏给我们整修院子的木料,我们就能对付了。村社管什么用?这是明摆着的……”

“你还是来开会吧。”

“是。我来。干吗不来啊?不过我可不问村社要。”

年轻的地主显然还想向主人询问什么,他没有从条凳上站起身来,迟疑地看看丘里斯,又看看空空的没有生火的炉灶。

“怎么,你们已经吃过午饭了?”他终于问。

丘里斯的口髭下面出现了讥讽的微笑,似乎是因为东家竟然提出这样愚蠢的问题而觉得可笑。他什么也没有回答。

“吃什么午饭啊,老爷?”农妇长叹一声说,“啃点儿面包,这就是我们的午饭了。今天没工夫去挖野菜,就没东西做汤;克瓦斯倒有,又给孩子们喝了。”

“如今是持空心斋,大人,”丘里斯插进来为妻子解释说,“面包就大葱就是我们农民吃的东西。还得感谢上帝,我有面包,感谢您的大恩,面包够吃到现在,要不我们农民根本连面包也没有。今年哪儿也不长大葱。前两天种菜的米哈伊尔那儿去了人,把葱一个铜板一捆拿走了,我们就买不到葱了。从复活节起我们差不多就没进过教堂,也没钱买蜡烛敬圣尼古拉。”

涅赫柳多夫对他的农民所处的极度贫困状况早就了解,不是凭道听途说,也不是轻信了谁的话,而是实实在在地了解。然而整个现实与他所受的全部教育、他的心理气质和生活方式太不协调了,以至他常常不由自主地忘记生活的真实,每当有人像现在这样叫他痛切地感受到这真实的时候,他的心上便有一种难以忍受的沉重和愁苦的感觉,仿佛想起自己犯下了什么无法赎补的罪过而痛苦不堪。

“为什么你们这样穷啊?”他不禁说出了心里的想法。

“我们不穷还能怎么样,老爷?我们的地是什么地,这您知道:粘土,又在岗子上,肯定我们还冒犯了上帝,从闹那场霍乱以后就不长庄稼。草场、耕地又少了:有的划去办农场,有的就并到东家的地里去了。我的地靠我一个人种,人又老了……力不从心啊。我老伴儿有病,一年生一个丫头,都得养着。只我一个人苦熬,家里七张嘴。我在上帝面前有罪,我常常想:上帝快点挑几个去就好了,我的担子就轻些,她们也免得在这儿受罪……”

“唉!”农妇大声叹了一口气,似乎在给丈夫帮腔。

“我的帮手只有这么一个。”丘里斯说着指了指一个约莫七岁的男孩,他有一头乱蓬蓬的淡黄色头发,肚子很大,刚刚怯生生地推门进来,用两只小手拉住丘里斯的衬衣,蹙起眉头,一双惊讶的眼睛盯住了东家。“这就是我的帮手,”丘里斯接着用洪亮的声音说,同时伸出粗糙的手抚着孩子的淡黄色头发,“等他长大得等多久?我现在已经干不动了。年纪大还没什么,这疝气可把我害苦了。一到阴雨天就疼得要命,我早就该告老不干啦。瞧,叶尔米洛夫、焦姆金、贾布列夫都比我年轻,可是他们早就把种地这担子交了。我呢,没人可交,这就是我的难处。要吃饭,还得拚命,大人。”

“我愿意减轻你的负担,真的。该怎么办?”年轻的东家同情地望着农民。

“怎么减轻吗?这是明摆着的啊,既然占着地,就得服劳役,这是明摆着的规定。我好歹等儿子长大吧。不过您要是开恩,就别叫他去上学:前两天地方长官来过,说您要我儿子也去上学。我儿子就免了吧,他有这脑子吗,大人?他还小,什么也不懂。”

“这可不行,”东家说,“你的孩子已经能够明白事理,该去上学了。我这样说是为你好。你自己想一想吧,等他长大成人,做了一家之主,能写会算,知书识理,还能在教堂读经,有上帝保佑,你家里的情况就会好起来。”涅赫柳多夫尽量把话说得明白易懂,同时不知为什么红着脸,而且结结巴巴地。

“可不是么,大人,您能不为我们好?就是家里没有人,我跟老伴儿要服劳役,孩子呢,虽说还小,也能帮一把了,圈牲口啦,饮马啦。不管怎么说他也是男子汉啊。”丘里斯微笑着用他那粗大的手指抓住男孩的鼻子,把鼻涕捏了下来。

“你在家而他又有空的时候,你还是叫他去上学吧,听见没有?一定要去。”

丘里斯深深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有回答。

“对啦,我还想问你,为什么不把粪肥运走?”涅赫柳多夫说。

“我们有什么粪肥啊,老爷!根本没有什么可运的。您看看我的牲口吧,只有一匹小母马、一匹小马驹,那头小母牛秋天就卖给车马店的老板了,我们的牲口就这么点。”

“既然你的牲口少,你怎么还把小母牛卖给别人呢?”东家惊讶地问。

“拿什么喂它啊?”

“难道喂牛的草料也不够?别人的可够。”

“别人的地是上肥的地,我的地里光有土,没办法啊。”

“要想叫地里不光是土,你就施粪肥,地里长出粮食来又有饲料喂牲口。”

“没有牲口,哪儿来粪肥啊?”

“奇怪的cercle vicieux[6]。”涅赫柳多夫心里想,但他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

“大人,还是那句话,不是肥产粮食,而是上帝。”丘里斯接着说,“去年夏天我那没上肥的两分半地出了六大堆干草,上了肥的呢,连一小堆也割不到。只能靠上帝!”他叹了一口气又说,“再说牲口在我们家也养不活。过去五年都是这样。去年夏天一头小母牛死了,还有一头我卖了,因为没有饲料。前年挺好的一头奶牛也完了。赶回家的时候还好好的,突然就站不稳了,晃着晃着就断了气。我真命苦!”

“好啦,以后别说你没有牲口是因为没有饲料,没有饲料是因为没有牲口,你把这钱拿去买一头奶牛。”涅赫柳多夫说着红了脸,从裤袋里掏出一叠揉皱的钞票,并且拆开来。“为了让我高兴,你去买一头奶牛吧,饲料就到打谷场上去拿,我会吩咐的。下星期日以前你可得把奶牛买到,我还要来的。”

丘里斯一面微笑一面倒换着两只脚,好久都没有伸手去拿钱,涅赫柳多夫便把钱搁在桌子边上,脸也更红了。

“太感激您了。”丘里斯说着露出他平日常有的那种略含讥讽意味的微笑。

老婆子在高板床下面发出几声沉重的叹息,似乎在祈祷。

年轻的东家觉得挺难为情,连忙从条凳上站起来,走到穿堂里去,并且叫丘里斯跟着他。看到这个接受了他的恩惠的人神色那么高兴,他真不愿现在就离开。

“我愿意帮助你,”他在井边停下来说,“你这个人还可以帮助,因为我知道你不懒。只要你肯干,我就肯帮助你。有上帝保佑,你的情况会好起来。”

“哪儿说得上好起来,别把家产折腾光就行,大人。”丘里斯说着忽然摆出一副严肃的,甚至是严厉的脸相,似乎对东家说的他能好起来这句话极为不满,“我爹在世的时候,我跟兄弟们一块儿过,什么也不缺。等我爹一死,我们几弟兄分了家,日子就越过越紧。都是因为只有一个男劳力!”

“你们为什么要分家呢?”

“都是娘儿们闹的,大人。那时候您爷爷已经不在了,要是他老人家在世,我们可不敢:那年头的规矩可大了。他老人家跟您一样,什么事情都亲自过问,分家的事我们连想也不敢想。他老人家可不爱由着庄稼人的性子来。您爷爷不在了以后呢,管我们的是安德烈·伊利奇,这个人,上帝宽恕,是个酒鬼,靠不住。我们上他那儿去左求右求,说娘儿们闹得我们过不下去了,让我们分家吧。他呢,骂一阵揍一顿,结果还是让娘儿们称了愿,我们分开过了。庄稼人唱独脚戏怎么唱还不清楚吗!一点儿规矩也没有了,安德烈·伊利奇想怎么折腾我们就怎么折腾我们。他说:‘你得什么都有。’可庄稼人的东西从哪儿来,这他就不管了。那时候人头税又涨了,实物租也加码了,地可倒少了,还不长粮食。哼,划地界的时候,这个混账东西把我们的几块上肥的地划到东家的地里去了,逼得我们没活路啦!您爹,愿他进天堂,是位好东家,可我们见不着他,他总在莫斯科住着;那还用说,经常得往哪儿出车。赶上路不好走的季节,没有饲料的时候,也得出车。老爷没有供应不行啊。这我们不敢埋怨,就是没个规矩。如今随便哪个庄稼人您都许可他来见您,我们就都变了样,管事也变了一个人。如今我们起码知道我们有主子了。大伙别提多感激您了。受监护那时候[7],总没个正经主子来管我们,谁都是主子:监护人充主子,伊利奇也充主子,他老婆就充主子奶奶,连县警察局的录事也来充主子。这么多主子,嘿!庄稼人可就倒大霉啦!”

涅赫柳多夫又有一种类似羞愧或者良心谴责的感觉。他举了举帽子,往前走去。

“尤赫万卡·穆德连内要卖马。”涅赫柳多夫看了笔记本上写着的这一行字,就朝对面尤赫万卡的宅院走去。尤赫万卡家的屋顶用东家打谷场上的麦秸盖得严严实实,房子是用新伐的灰白色白杨原木(来自东家的禁伐林)造的,两扇窗户都有红漆百叶窗,台阶上有廊檐,还有用薄板做的别出心裁的雕花栏杆。穿堂和不生火的屋子也很好。然而这一派富足的气象却有些被挨着大门的堆房破坏了:堆房的篱笆墙没有编完,后面隐约可见的披屋也没有盖顶。恰好在涅赫柳多夫从这边向台阶走去的时候,两个农妇抬着满满一桶水从对面走来,一个是尤赫万卡的妻子,一个是他母亲。他妻子是个身体结实、面色红润的女人,胸部特别发达,面颊宽大而肥厚。她上身穿一件袖子和领子都绣了花的干净衬衣,系一条干净的绣花围裙,下面是新的家织呢裙、棉靴,还戴一串项链和一顶用红棉纱和金属片绣了花的讲究的四角帽子。

扁担的一端稳稳地搁在她的宽阔而结实的肩上。那红扑扑的脸、脊背的弧线和手脚的均匀动作所表现出来的轻松神态令人感觉到,她的体格异常健壮,力气大得像男人。尤赫万卡的母亲抬着扁担的另一端,她恰恰相反,是个衰老到了极点的女人。她那穿一件破黑衬衣和一条褪色的家织呢裙的骨瘦如柴的身躯弯得很厉害,以至扁担不是压在她肩上,而是压在她背上。皮肤呈古铜色、手指已经变形的双手像是一把抱住了扁担,靠它支持着身子,而且再也伸不直了。低垂的头上缠着破布,是一副最难看的贫穷和衰老的模样。窄狭的额头上面刻满深深的纵横交错的皱纹,两只没有睫毛的红眼睛就从那额头底下黯然无光地望着地面。瘪下去的上唇下面露出一颗黄牙,不停地摇动着,有时竟伸到尖尖的下巴上。脸的下半部和脖子上的皱皮好像袋子,一动就甩来甩去。她的呼吸是沉重的,发出咝咝的声音;两只没穿鞋袜的变了形的脚虽然看上去走得吃力,却一前一后有节奏地运动着。

年轻的农妇差一点撞到东家身上,她敏捷地放下水桶,垂下眼睛,鞠了一躬,然后怀着疑惧,目光闪闪地看了东家一眼,极力用绣花衬衣的袖子掩住脸上的一丝笑意,橐橐地登上台阶去了。

“妈,你把扁担给纳斯塔西娅大婶拿回去吧。”她在门口停下来对老妇说。

质朴的年轻地主严厉而又注意地看了看这个面色红润的农妇,皱起了眉头,转过身来向着老妇,她用变了形的手指解去扁担上的绳子,把扁担扛在肩上,顺从地朝邻家走去。

“你儿子在家吗?”东家问。

老妇把已经弯下的身子弯得更低一点,施了礼,想说什么,可是却捂着嘴大咳起来。涅赫柳多夫等不得,便径自走进屋去。尤赫万卡本来坐在红角的条凳上,看见东家进了屋,便奔到炉灶跟前去,像是要躲起来的样子,而且急忙把什么东西塞到高板床上,然后歪嘴斜眼的靠墙站定,像是给东家让路。尤赫万卡是个约莫三十岁的淡褐色头发小伙子,长得清瘦而匀称,留了一把山羊胡子,模样相当漂亮,美中不足的是那双深棕色小眼睛贼溜溜的,从蹙起的眉毛下面令人不快地望着,加以两颗门牙脱落,太惹人注意,因为他的嘴唇短,而且不停地在动。他穿着有鲜红色腋下镶条的漂亮衬衣、条纹印花布裤子、靴筒上带皱折的长筒大皮靴。尤赫万卡的屋子里不像丘里斯的屋子里那样局促和昏暗,虽然是同样地令人窒息,有一股烟火和羊皮袄的气味,而且同样乱扔着农人的衣服和用具。这里有两样东西相当古怪,一是放在搁板上的歪扭了的小茶炊,一是挂在圣像旁边那破黑镜框里的穿红军服的某将军肖像。涅赫柳多夫不无恶感地看了看茶炊、将军像和高板床——从那上面的一堆破布底下露出一支镶铜的烟袋的末端。然后他转过脸来,直视着尤赫万卡的眼睛说:

“你好,叶皮凡[8]。”

叶皮凡鞠了一躬,喃喃地说:“您好,大人。”最后两个字他说得格外温柔,两只眼睛在一瞬间把东家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同时也向这屋子、地板和天棚瞟了一眼,目光没有在任何东西上面停留。接着他匆匆走到高板床前,从那上面扯下来一件粗呢上衣,准备穿上。

“你穿衣服做什么?”涅赫柳多夫说着在条凳上坐下来,显然极力要使自己看着叶皮凡的眼色尽可能严厉些。

“像这样行吗?我们也懂……”

“我来问问你,为什么要卖马?你的马多吗?你打算卖哪一匹?”东家干巴巴地问了这样几个显然早已准备好的问题。

“您不嫌弃,来看我这庄稼人,我们太感激您啦!”尤赫万卡说这话的时候,目光迅速地在将军肖像、炉灶、东家的长筒靴,以及涅赫柳多夫的面孔以外的一切东西上面溜过,“我们总为您祈祷……”

“你为什么要卖马?”涅赫柳多夫清了清嗓子,提高嗓门问。

尤赫万卡叹了一口气,甩了甩头发,又扫了这屋子一眼,发现猫躺在条凳上泰然地打着呼噜,便对它吼了一声:“去!下贱东西!”然后连忙转过脸来对东家说:

“那马,大人,不中用了……好畜生我不会卖掉,大人。”

“你总共有几匹马?”

“三匹,大人。”

“没有马驹?”

“哪能没有,大人!马驹也有。”

“走,让我看看你的马,都在院子里吗?”

“是的,大人。您这么吩咐,我就这么办了,大人。我们能不照您的话办吗?雅科夫·伊利奇跟我说,明天可别把马拉到地里去,公爵要来看,我们就没拉出去。我们可不敢不照您的话办。”

涅赫柳多夫向门外走的当儿,尤赫万卡就从高板床上拿了烟袋,把它扔到炉灶后面去了。即便在东家的眼睛不望着他的时候,他的嘴唇仍旧不安地抽搐着。

一匹瘦瘦的瓦灰色小母马在披屋下面用嘴翻着一堆发霉的麦秸,而出生才两个月的长腿小马驹,说不上什么毛色,腿和脸都有点发青,寸步不离那母马的沾满牛蒡刺实的细尾巴。院子中央站着一匹膘肥的枣红色小骟马,它眯起眼睛垂头沉思着,看上去是干庄稼活的好马。

“你的马就这些?”

“不,大人,还有一匹母马、一匹马驹。”尤赫万卡指着那两匹马说,其实东家不会看不见它们。

“我看见了。你想卖哪一匹呢?”

“就是它,大人,”尤赫万卡说着对那匹沉思的骟马挥一挥衣襟,同时不停地眨眼睛,扯嘴唇。骟马睁开眼来,懒懒地转过身去,尾巴对着他。

“这马看样子不老,还挺壮实,”涅赫柳多夫说,“抓住它,给我看看它的牙口。我看得出它究竟老还是不老。”

“一个人可抓不住,大人。这牲口不值一文钱,可脾气挺倔,又咬又踢的,大人。”尤赫万卡说这话的时候笑嘻嘻的,两只眼睛乱转。

“你胡扯什么!跟你说抓住它!”

尤赫万卡笑了半天,而且倒换着两只脚,直到涅赫柳多夫生气地喊道:“怎么不动?”他才跑到披屋下面去拿了马笼头来,开始套马,一面吓唬它,一面从背后走上前去。

年轻的东家显然不耐烦看这种把戏,而且大约也想露一手。

“把笼头拿过来!”他说。

“大人,那怎么行啊!可别……”

涅赫柳多夫从正面径直走到马跟前,突然抓住它的两只耳朵,用力把它按在地上。那骟马却原来是一匹极温顺的干庄稼活的马,它晃了几下,嘶鸣起来,要挣脱开去。涅赫柳多夫发现根本用不着使那么大的力气,又看见尤赫万卡一直在笑,脑海里便产生了一种想法——在他这种年龄的人看来是最大的耻辱:尤赫万卡在讥笑他,把他当成一个娃娃。他涨红了脸,放开马耳,不用笼头就扳开了马嘴,看了看它的牙齿:犬齿完好,牙槽饱满(这些常识年轻的东家已经具备),这马当然还小。

这当儿尤赫万卡走到披屋跟前,发现耙搁的不是地方,便将它提起来,竖在篱笆边。

“你过来!”东家喊道。他脸上挂着孩子气的恼怒,说话的声音几乎带着懊丧、愤恨的哭腔。“怎么,这马老了?”

“请大人宽恕,太老啦,有二十来岁了……这马……”

“住嘴!你撒谎,耍无赖,老实的庄稼人是不会撒谎的,他没有这个必要!”涅赫柳多夫气得透不过气来,愤怒的泪水已经涌上喉头。他于是闭上嘴,免得在农民面前哭出来丢自己的脸。尤赫万卡也不做声了,做出一副要哭的样子,一面吸鼻子一面微微扭动着头。“卖了这马,你拿什么拉犁耕地啊?”涅赫柳多夫镇静到能够用平常的声调说话的时候接下去问,“我们有意派你去干不用马的活儿,好让你在春耕以前调养好你的马,而你倒想卖光吗?主要的是,你为什么撒谎?”

东家一平静下来,尤赫万卡也就平静下来了。他笔直地站着,仍旧扯动着他的嘴唇,目光溜来溜去。

“我们给您干活不会比别人差。”他说。

“你用什么干?”

“您就放心吧,我们干得下来,”他说着就去轰马,把它赶开了,“要不是等钱用,我会卖吗?”

“你要钱做什么?”

“粮食没有了,大人,庄稼人还得还债,大人。”

“粮食怎么会没有了?为什么别人拉家带口的还有,你又不拉家带口,反倒没有了?粮食上哪儿去啦?”

“吃了,大人,现在一点儿也没有了。马呢,到秋天我再去买好了,大人。”

“卖马的事你休想!”

“照这样,大人,我们的日子可怎么过啊?没有粮食,又不许卖东西,”这话他完全是望着别处说的,同时扯动着嘴唇,有时突然把粗野无礼的目光直投到东家脸上来,“这么说,我们就该饿死。”

“你小心点!”涅赫柳多夫喊道,他气白了脸,心中产生了对这个农民个人的恶感,“像你这样的农民我可不要。你等着倒霉吧。”

“要是我不配,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尤赫万卡故作恭顺地闭了闭眼睛说,“可是我好像没做错什么事。不用说,要是您不喜欢我,只好听您发落。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该受这份罪?”

“为的是你的披屋没有盖顶,粪肥没有犁到地里去,篱笆破了,可是你坐在家里抽烟袋,不干活;还为的是你的老母亲把全部家产都给了你,而你连一块面包也不给她,让你老婆打她,逼得她跑到我这儿来诉苦。”

“大人宽恕,我根本不知道什么烟袋,”尤赫万卡窘困地说,看来最使他觉得刺心的是骂他抽烟袋,“给人编瞎话还不容易!”

“你又撒谎!我亲眼看见的……”

“我怎么敢在大人面前撒谎!”

涅赫柳多夫不做声了,他咬着嘴唇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尤赫万卡仍旧站在那里,眼睛跟着东家的脚转。

“你听着,叶皮凡,”涅赫柳多夫在尤赫万卡面前站住,极力掩饰着内心的激动,用孩子气的柔和的声音说,“不能像这样生活下去了,你会把自己毁掉的。你好好想一想吧。如果你愿意做一个好庄稼人,就得改变你的生活,丢掉你的坏习惯,不撒谎,不喝酒,孝敬自己的母亲。你的情况我都了解。把你的家业管起来吧,再别去偷官家的树了,也别下酒馆。你想一想,那有什么好处?你缺什么,就来找我,直接告诉我:你需要什么,干什么用,别撒谎,把真实情况都告诉我,那么只要是我做得到的事,我都不会拒绝。”

“大人宽恕,我们能听懂大人的话!”尤赫万卡笑着说,似乎完全明白东家开的玩笑有多美妙动听。

这笑容和答话使涅赫柳多夫怀抱的感化农民、劝他改邪归正的希望成了泡影。况且,他总觉得,由他这个有权有势的人去劝说自己的农民未免有失身份,而他所说的话也完全不是他应该说的。他难过地低下头,走到穿堂里。老妇正坐在门坎上大声叹息,看样子她很同意她听到的东家的话。

“这个给你拿去买面包,”涅赫柳多夫把一张钞票放在老妇手上,对着她的耳朵说,“不过你得自己去买,可别给尤赫万卡,他会喝掉的。”

老妇用瘦骨嶙峋的手抓住门框,想起身向东家道谢,她的头摇晃起来。等到她终于站稳,涅赫柳多夫已经走到了这条街的尽头。

“达维德卡·别雷要粮食和木桩”——在尤赫万卡之后,笔记本上这样写着。

涅赫柳多夫走过几户农家,在一条胡同的入口处遇见了他的管事雅科夫·阿尔帕特奇。管事老远就看见东家了,他摘下漆布制帽,掏出一方绸手帕来揩他那又胖又红的脸。

“戴上,雅科夫!雅科夫,我跟你说,戴上……”

“您刚才到哪儿去了,大人?”雅科夫问,他拿帽子挡住阳光,没有戴上。

“我到穆德连内家去了。你说说吧,他怎么变成这样了?”东家一面往前走,一面说。

“怎么了,大人?”管事问,他恭恭敬敬地走在东家后面,终于戴上帽子,接着就去理他的口髭。

“什么怎么了?他简直是个无赖、懒虫,偷扒,说谎,虐待他母亲。看来,这种积习太深的无赖是永远也不会改邪归正的。”

“大人,我不知道您过去对他的印象不是这样……”

“他的女人,”东家打断了管事的话,“看样子坏透了。老婆子穿得比叫花子还破,没有吃的,那女人倒打扮得花枝招展,他自己也一样。我真不知道拿他怎么办。”

当涅赫柳多夫说起尤赫万卡的妻子时,雅科夫明显地露出了窘态。

“既然他这样放纵自己,大人,”雅科夫说,“那就得想点办法。他家确实穷,跟所有的只有一个男劳力的农户一样,不过他还算比较注意,跟别人不同。他是个聪明的庄稼汉,有文化,好像也还老实。收人头税的时候他每次都到。在我手下当过三年村长,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到了第三年是监护人要把他撤下来。服劳役他也没有犯过什么毛病。就是在城里驿站住的时候喝上了酒,得想点办法。过去他一闹起来,只要吓唬吓唬他,他就又规矩了。他好了,家里也就和睦了。您要是不愿意用这种办法,那我也不知道咱们该拿他怎么办。他确实太放纵了。叫他去当兵也不合适,您瞧见了吧,两颗牙都没有了[9]。我斗胆向您禀报,也不是他一个人这样天不怕地不怕……”

“这话你就别说了,雅科夫,”涅赫柳多夫说着露出了一丝笑意,“这个问题我和你谈了又谈。你知道我是怎么看的,不管你对我说什么,我还是那样看。”

“那当然,大人,您都清楚。”雅科夫耸了耸肩,看着东家的后背说,那眼神似乎表明,他看到的绝不是好兆头。“再说那老婆子,您为她操心真是多余,”他接着说,“当然啦,她一个寡妇,把孩子拉扯大,养育了尤赫万卡,给他娶了亲,等等,不过农民一般都是这样,母亲或者父亲把家业交给儿子以后,儿子和媳妇就是一家之主,老婆子要吃面包就得卖力气挣。当然啦,他们没有那种温情,不过农民都是这样。所以我斗胆向您禀报,那老婆子让您伤脑筋真是多余。老婆子可是个机灵人,会当家,干吗什么事都来麻烦老爷?还不就是跟媳妇吵了架,也许媳妇搡了她一下,都是妇道人家之间的事嘛!再和好不就完了,何必来麻烦您!您也太爱操心了。”管事说,同时爱怜地望着一声不响、大步向前走去的东家。“您回家吗?”他问。

“不,我去看达维德卡·别雷,就是‘山羊’……他叫什么?”

“启禀大人,他也是个好吃懒做的。山羊一家子都这样。我在他身上什么办法都试过了,一点用也没有。昨天我巡视了农民的地,他连荞麦都还没有种上,您拿这种人有什么办法?老子要是能教教儿子也好,可老子也一样,是个懒虫:自己的地不种,东家的地也不种,做什么事都磨磨蹭蹭,马马虎虎。监护人和我想尽了办法:送区警察局好几次,在家也常罚他——这您可不喜欢……”

“罚谁?是老头子吗?”

“是老头子。监护人罚他多少次了,有时还当着全村人的面,可是您相信吗?他跟没事人一样,抖一抖身子走了,照旧不改。启禀大人,那达维德卡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脑筋也不笨,不抽烟不喝酒,可是比人家喝酒的还糟。只能送他去当兵,要不就迁走,没有别的办法。山羊一家子都是这样,住黑屋子的玛特留什卡也是他们家的人,懒得没法治。”管事发现东家并没有听他说话,于是问道:“您不需要我了吧,大人?”

“不需要了,你走吧。”涅赫柳多夫心不在焉地说,随后朝达维德卡·别雷家走去。

达维德卡的木屋孤零零的歪站在村边,没有院落,没有烘谷房,也没有粮仓,只见一边搭了几间肮脏的畜栏,另一边堆着准备修建院落用的干树枝和原木。从前曾经是院落的地方,荒草长得很高。屋旁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头猪躺在门坎边的烂泥里叫着。

涅赫柳多夫敲了敲破窗,没有人答应,他便走到穿堂门外喊了一声:“当家的!”还是没有人答应。他绕过穿堂,向空空的畜栏里张望了一下,然后走进敞着门的农舍。一只老红公鸡和两只母鸡在地板和条凳上踱步,不时地扯一扯颈毛,用脚趾笃笃地敲着木头。看见有人来了,它们就狂叫着扇起翅膀避到墙脚边,其中一只跳到炉灶上。这间六俄尺见方的屋子被炉灶、倒塌的烟囱、虽是夏天也没有抬出去的织布机和一张桌面已拱起而且开了裂的发黑的桌子占得满满的。

虽然天气干燥,门坎边却有一摊由于屋顶和天花板漏雨而形成的肮脏的积水。没有高板床。屋里和屋外一样杂乱,分明是无人收拾,令人很难设想这是住人的地方。然而就是在这间农舍里,住着达维德卡·别雷和他的家人。别看此刻是六月大夏天,达维德卡却缩在灶炕的一角,用羊皮短袄蒙着头呼呼大睡。受到惊吓的母鸡跳上灶炕,在达维德卡的背上慌乱地走来走去也没有把他吵醒。

涅赫柳多夫没发现屋里有人,正要出去,忽然听见一声咂着嘴的长叹,说明主人在家。

“喂!谁在那儿?”东家大声问。

灶炕上又传来一声长叹。

“谁在那儿?过来!”

回答东家的还是一声叹息,接着是一声牛鸣、一个挺响的哈欠。

“你怎么了?”

灶炕上渐渐有了响动,出现了破羊皮袄下摆,一只穿着破树皮鞋的大脚伸了下来,接着是另一只,最后出现了达维德卡·别雷的整个身躯,他坐在灶炕上,用一只大拳头懒懒地、不高兴地揉着眼睛。他慢慢低下头去,打着哈欠向屋里望了一眼,看见了东家,于是动作比刚才稍稍快了一点,但仍旧慢条斯理地,涅赫柳多夫从积水的门边走到织布机跟前又折回来,一连走了三趟,达维德卡还没有下地。达维德卡·别雷的确是个白人[10],他的头发、身子、面孔都白得出奇。他又高又胖,不过是像庄稼人那样胖在身上,而不是胖在肚子上。但他胖得不结实,不健壮。那长了一双安详的浅蓝眼睛、蓄着一把宽而密的大胡子的相当漂亮的面孔是病态的,白中透黄,既没有日晒的痕迹,也没有红晕,两个眼圈发青。整个脸看上去像有一层浮油,又像得了水肿病。两只手胖乎乎的,皮肤发黄,好像水肿病人的手,上面还长着细细的白汗毛。他睡得太久,所以怎么也睁不开眼睛,怎么也站不稳脚跟,而且不停地打哈欠。

“大白天睡觉,”涅赫柳多夫说,“可是院子等着你修建,粮食也没有,你不觉得惭愧吗?……”

达维德卡终于清醒,明白了站在他面前的是东家,于是立刻把交叉着的两手放在腹下,垂下头,而且稍稍偏朝一边,一动不动了。他沉默着,然而他脸上的表情和全身的姿势却在说:“知道了,知道了,我又不是头一回听您这么说。要打就打吧,我能挺过去。”他似乎希望东家别往下说了,还是快点打他一顿,哪怕是狠狠地揍他的胖脸都行,只要快点让他得个清静就好。涅赫柳多夫看到达维德卡没有听懂他的话,就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力图使这个农民摆脱俯首帖耳地默默忍受的状态。

“你究竟为了什么向我要木料,要来又搁在那儿,整整一个月了,你最闲的时候也让它搁在那儿,呃?”

达维德卡就是不开口,连动也不动。

“喂,说呀!”

达维德卡哼了一声,了他的白睫毛。

“得干活啊,伙计,不干活怎么得了?现在你的粮食已经没有了,这都是因为什么啊?就是因为你的地犁得不好,而且少翻耕一次,种子也下得不及时,都是因为懒。你向我要粮食,好吧,假定我给你,因为不能让你饿死,不过这样做不行啊。我拿谁的粮食给你呢?你想想,谁的?你说,我拿谁的粮食给你?”涅赫柳多夫一遍又一遍地问。

“东家的。”达维德卡说,同时胆怯而疑惑地抬起眼睛。

“东家的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你自己想想吧,是谁耕地,耙地?谁下种,收获?是农民吧?对吗?所以,你看,要是拿东家的粮食去给农民,那么就应该给那些活儿干得多的人多一些粮食,而你比谁都干得少,劳役也完成得不好,却要求比别人多得一些东家的粮食。凭什么给你而不给别人呢?要是大家都像你一样睡大觉,我们这些人早就饿死完了。伙计,得劳动啊,你这样可不好,听见了吗,达维德?”

“听见了,大人。”他好半天才从牙缝里吐出一句话来。

这时候,窗外闪过一个农妇的头,她用扁担挑着土布走过,转瞬间已进了屋子。是达维德卡的母亲,个子高高的,五十岁左右,看上去十分强健。她那布满麻斑和皱纹的面孔虽然不好看,而笔直的鼻子、紧闭的薄唇和灵活的灰眼睛却显得聪明、精力旺盛。她的方肩平胸,枯瘦的双手,以及裸露着的两只黑腿上的发达的肌肉证明,她早已不是女人,而只不过是个劳力。她敏捷地走进屋来,随手掩上门,拉平了土布裙子,生气地看了儿子一眼。涅赫柳多夫正要跟她说话,她却转过身去,对着从织布机后面露出来的一幅漆黑的木刻圣像祈祷起来。做完这件事以后,她又整了整包着头的肮脏的方格布头巾,向东家深深地鞠了一躬。

“给您请主日[11]安,大人,”她说,“愿上帝保佑您,我们的父亲……”

达维德卡看见母亲来了,显然感到不安,他的背弯了下去,头也垂得更低了。

“谢谢你,阿林娜,”涅赫柳多夫说,“我刚才跟你儿子谈起你们的家务。”

阿林娜(她做姑娘的时候,农民们都叫她拉纤夫)用支在左手掌上的右手握拳撑着下巴颏,不等东家说完就拉开了嗓门,满屋子都是她的声音,从外面听起来,仿佛有几个女人在同时说话:

“我的老爷,你跟他说什么!他连说话也没个人样儿。瞧,他站在那儿跟傻子似的。”她一面说,一面朝达维德卡那可怜的大块头鄙夷地晃着脑袋,“我的家务怎么样吗,大人?我们穷得丁当响,全村没有比我们家更差的了,自己的地、东家的地都种得不像样,丢人!这都怪他。生了他,养了他,一心盼他成人。可算盼到了!吃饭行,要他干活吗,就跟要这烂木头干活一样。光知道往灶炕上躺,要不就这么站着挠他的傻脑袋,”她一面说一面学她儿子的模样,“看样子你得给他点厉害。我求求你,看在上帝面上,治一治他,要不叫他去当兵,反正一样!我实在弄不了他啦。”

“达维德卡,你把母亲害成这样,不觉得罪过吗?”涅赫柳多夫责备他说。

达维德卡站着不动。

“要是人有病,也就算了,”阿林娜继续比划着活泼地说,“可是你瞧他,就像从磨坊出来的骟猪,浑身是膘。看他那么肥,干活有什么难的!没那回事!溜到灶炕上睡懒觉去了。他要是干点什么,那我简直就看不下去,不管是站起来也好,走动也好,”她拖腔拖调地说,同时笨拙地一左一右晃着她的方肩,“今天我老头自个儿到林子里拾柴火去了,叫他挖坑,可是他呀,连铁铲也没有摸一下……(她沉默了片刻……)真把我害苦了!”她突然尖声喊叫起来,并且挥舞着两只手,做出恐吓的样子,走到儿子跟前,“你这懒肥猪呀,上帝宽恕我!(她鄙夷而又绝望地转过脸来啐了一口,继续挥舞着双手,噙着眼泪,激昂地对东家说。)什么都是我一个人干,老爷。我老头有病,又上了年纪,也是个不中用的,我什么都一个人担当。就是块石头也要给压碎了。不如死了的好,两眼一闭万事休。这个混账东西把我折磨死了!你是我们的父亲!我不行啦!我儿媳妇累死了,我将来也就是这个下场。”

十一

“怎么累死了?”涅赫柳多夫疑惑地问。

“累过了头,老爷,我赌咒,是累死的。我们前年从巴布林村把她娶过来,”阿林娜接着说,脸上的表情忽然由凶狠变为悲戚,“年纪很轻,嫩生生的,脾气又好。在娘家当小姑子,有人照应,不愁吃不愁穿;等到嫁过来以后,就尝到了我们家的活儿的滋味:老爷的地、自家的地都得去种。上哪儿都是她和我两个人。我有什么?我干惯了,她可是有身子啊,老爷,这就受上苦了,她又总是拚死拚活地干,可怜她就这么累伤了。倒霉的是,夏天,圣彼得节的时候,还生下一个男孩。没有粮食,凑合着吃,老爷,活儿又忙,她的奶水就干了。孩子是头胎,家里没有奶牛,再说我们庄户人家哪儿使得上奶瓶子啊!得了,妇道人家嘛,就伤心得不得了。等孩子一死,她就伤心地哭啊,嚎啊,数叨穷,数叨累,人越来越不行了,一个夏天就垮下来,到圣母节[12]前,可怜她就死了。是他把她害死的,坏蛋!”她凶狠地对儿子吼了一声……“我想求你一件事,大人。”她沉默了一会儿,便又压低嗓门,一面鞠躬一面说。

“什么?”涅赫柳多夫失神地问,他还在为阿林娜的话激动。

“他还年轻。我能干多久啊?今天活着,明天就死了。他没有媳妇怎么行呢?他干不了活。帮我们想想吧,你就是我们的父亲。”

“那么你想给他娶亲?行啊,这是正事!”

“发发慈悲吧,东家就是我们的父母。”

于是阿林娜对儿子打了一个手势,和他一起跪倒在东家脚下。

“你何必下跪?”涅赫柳多夫一边说一边懊恼地扶她起来,“站着说不行吗?你知道我不喜欢那样。给你儿子娶亲好啦,既然你已经看好了对象,我很高兴。”

老婆子站起身来,用衣袖擦了擦没有泪水的眼睛。达维德卡也学着她的样子,用肥大的拳头揉了揉眼睛,仍旧俯首帖耳地站在那儿听阿林娜说话。

“对象是有,哪能没有!瓦休特卡·米海金娜这姑娘就不错,可是你不做主就办不成。”

“她不同意吗?”

“嘿,老爷,等她同意还办得成!”

“那么怎么办呢?我不能强迫,你们另外找一个吧,我这儿没有就到别人那儿去找,我可以出赎金,不过要人家自愿,不能逼婚。法律不允许,这个罪过可大了。”

“唉—唉,老爷啊!能有那样的好事吗?瞧瞧我们过的日子,这穷相,谁会自愿啊?就连那当兵的寡妇也不愿意给自己找这个罪受。哪个庄稼人肯把闺女嫁到我们家来?死活不顾的人也不肯啊。我们穷得丁当响。人家会说:那一个差不多是叫你们给饿死的,我家闺女去了还不是落得这样的下场。谁肯给啊?”她疑惑地摇着头说,“你想想吧,大人。”

“我又能做什么呢?”

“你帮我们想想,亲人,”阿林娜再一次恳切地说,“我们到底怎么办?”

“我能想出什么来啊?像这种情况,我也无能为力。”

“你不帮我们想,谁帮我们想?”阿林娜垂下头,一筹莫展地摊开两手。

“你们要粮食,我已经吩咐给你们一些,”东家沉默了一会儿说,在他沉默的时候,阿林娜唉声叹气,达维德卡也跟着她唉声叹气,“此外我就无能为力了。”

涅赫柳多夫走出来,到了穿堂里。母子二人一面行礼,一面也跟着东家走出来。

十二

“唉,我的命真苦!”阿林娜深沉地叹息道。

她停下来,生气地看了儿子一眼。达维德卡立刻转过身去,艰难地抬起他那只穿着肮脏的大树皮鞋的肥脚,迈过门坎,消失在对面一扇门后。

“我拿他怎么办,老爷?”阿林娜对东家说,“他像什么样儿,你自己看见了!人倒不坏,不喝酒,不惹事,不欺侮孩子,——说瞎话有罪。他什么坏事也没干过,可是天晓得他怎么了,偏偏跟自个儿过不去。连他自个儿也糟心。你信不信吧,老爷,看着他受那份罪,我真心疼啊。不管他像什么样儿,总是我生的,我可怜他,真可怜他!……他又不是跟我,跟他爹,跟上司作对,他这人胆子小得跟孩子似的。打光棍的日子叫他怎么过啊?你帮我们想想吧,老爷,”阿林娜说这话,显然是想改变她刚才的咒骂给老爷留下的坏印象……“老爷,”她信赖地低声说,“我左思右想,可就是不明白,他怎么成了这样一个人。准是给坏人坑的,中了邪。(她沉默了片刻)要是找得到救星,就能把他治好。”

“你胡说些什么,阿林娜!怎么会中邪?”

“老爷,会给坑得一辈子不像人样儿!世上的坏人还少吗?不安好心,从他脚印子底下抓一把土……要不就……他就一辈子没人样儿了,想干坏事还不容易?我琢磨得去找麻雀村的敦杜克老头,他知道各种各样的咒语、药草,能祛邪,能从十字架上放出水来,说不定他能帮忙?”阿林娜说,“也许他能把我儿子治好。”

“唉,这就是贫困和无知啊!”年轻的东家愁闷地垂下头,迈开大步在村中走的时候这样想,“我拿他怎么办?让他这样继续下去不行,无论从我这方面考虑,还是从对别人的影响或者对他自己来说,都不行,”他扳着指头数着这些原因对自己说,“我不能看着他这样下去,可是如何挽救他呢?他使我的一切最美好的经营计划都落空了。如果我的农民都像这样,我的梦想就永远不会实现,”想到这里,他怨恨这个农民破坏了他的计划,“既然他自己不想好好过日子,那就照雅科夫说的办,把他迁出去,或者送他去当兵?对,起码我甩掉了他,还能换一个好农民来。”他盘算着。

他正高兴地想着,却又模糊地意识到,他只考虑到一个方面,而且有点不大好。他停住脚步。“等一等,我是怎么想的?”他问自己。“对啦,送他去当兵,或者把他迁走。凭什么呢?他是个好人,比许多人好,而且我怎么知道……要是让他自由呢?”他不像刚才那样单从一个方面来想问题了,“这不公道,而且也不行。”忽然间,他有了一个念头,这个念头使他十分高兴,脸上便露出一个终于解开难题的人的笑容。“让他到庄园里来,”他对自己说,“我亲自监督他,用好言好语、耐心规劝、适当的工作培养他的劳动习惯,叫他重新做人。”

十三

“我就这样办。”涅赫柳多夫又高兴又得意地对自己说。这时他想起,他还应该到富裕农民杜特洛夫家去一趟,于是朝着坐落在村子中央的一间有两个烟囱的、高大宽敞的农舍走去。在邻家屋旁,他碰见迎面走来的一个年龄在四十岁上下、衣著朴素的高个子农妇。

“过节好,老爷。”农妇说,她毫不畏怯地在他身边站住,亲热地微笑着向他施礼。

“你好,奶妈,”他回答说,“近来可好?我这是去看你的邻居。”

“是吗,老爷,太好啦。您怎么不上我们家来?我老头儿该多高兴啊!”

“好吧,我进去坐一坐,跟你聊聊,奶妈。这是你的房子?”

“就是这间,老爷。”

奶妈跑到前面去,涅赫柳多夫跟着她进了穿堂,在一个木桶上坐下来,掏出烟卷点上。

当奶妈请他进屋里去的时候,他回答说:“那儿热,我们在这儿坐着说话好些。”奶妈还是一个精力旺盛的漂亮女人,她的脸庞,尤其是一对大大的黑眼睛,和东家的很相像。她把叉着的两只手放在围裙下面,大胆地望着东家,不停地晃着头,拉开了话:

“老爷,您上杜特洛夫家去干什么呀?”

“我想让他租我的地,三十俄亩[13]吧,拿去办个大农场,还想让他跟我合伙买林子。钱他有,何必白搁在那儿?你看怎么样,奶妈?”

“那当然,老爷,杜特洛夫家的人都是能人,全领地就数他们家最殷实,”奶妈晃着头说,“去年他用自己的木料又盖了一间房,没有麻烦东家。马,除了小马驹和半大的,还够拉六辆三套车;牛羊放牧回来,媳妇们走出大门往圈里赶的时候,把门都要挤破了;蜜蜂养了两百来箱,也许还不止。可真是能人,钱肯定有。”

“你看他的钱多吗?”东家问。

“人家都说(当然是没安好心),老头子的钱可能不少。嘿,他才不会说钱的事呢,连儿子都不告诉,不过肯定有。他怎么能不喜欢林子?准是怕人家都知道他有钱。五年前他跟车马店的老板什卡利克合伙买过几块草场,不知是什卡利克骗了他,还是出了什么事,他白丢了三百卢布,从那以后他就不干了。他能不殷实吗,老爷,”奶妈接着说,“种着三块份地,一大家人个个都是劳力。老头子,没说的,是个地道当家人。他万事都顺心得叫人纳罕。粮食啦,马啦,牛羊啦,蜜蜂啦,孩子啦,样样有福星高照。如今儿子都成了亲。过去娶的都是本村姑娘,这回伊柳什卡娶的可是自由民了,老头子花钱赎的。也是个能干的娘们儿。”

“他们处得还和睦吗?”东家问。

“只要一家之主地道,家里就和睦。杜特洛夫的儿媳妇们,当然,妇道人家嘛,在锅台边总要吵一吵、闹一闹,可是在老头子跟前连儿子们也和睦相处。”

奶妈沉默了一会儿。

“如今听说老头子想叫大儿子卡尔普当家。他说他老了,只能养养蜜蜂了。卡尔普也是个好样的庄稼人,做事不含糊,不过跟老头子比还差得远。没有那副脑筋!”

“那么也许卡尔普愿意既种地又买林子,你看呢?”东家问,他想把奶妈了解的这家邻居的情况都打听清楚。

“不一定吧,老爷,”奶妈说,“钱的事老头子可不跟儿子说。只要老头子活着,家里有钱,那么不管什么事情还是老头子拿主意。他们多半干拉脚。”

“老头子不会同意?”

“他害怕。”

“怕什么?”

“老爷,庄稼人怎么能公开自己有多少钱啊?万一保不住,那就要丢光!您瞧,他跟车马店老板合伙来着,结果倒了霉。这官司他打得起吗?钱就丢了。跟地主合伙,那更完了。”

“是啊,这样做……”涅赫柳多夫说着涨红了脸,“再见,奶妈。”

“再见,老爷。多谢您了。”

十四

“回家不?”涅赫柳多夫走到杜特洛夫家大门前的时候这样想,心里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悲哀和精神上的疲倦。

然而这时候两扇新木板门呀的一声在他面前启开了,一个面颊红润,毛发淡黄的十八岁美少年穿着驿马夫的衣服出现在门口,他牵着三匹腿脚健壮、毛长得很好、还在出汗的马,看见东家,便活泼地甩了甩他的浅色头发,鞠了一躬。

“你父亲在家吗,伊利亚[14]?”涅赫柳多夫问。

“在后面养蜂场。”小伙子一面答应着,一面将马一匹一匹地牵出半开的大门外。

“不行,我要坚持,向他提出来,尽我所能。”涅赫柳多夫想。他让马走出来以后,就进了杜特洛夫家的宽敞的院子。看得出来,不久前他们刚把粪肥从院子里运出去,地还是黑的,而且潮湿,有的地方,尤其是大栅门边,留下一绺绺的红毛。有股粪肥和煤焦油气味。院内和高高的披屋下面,整齐地排列着许多大车、木犁、雪橇、木墩蜂房、木桶和其他农家的用具;鸽子在宽阔而结实的栋梁下阴影中咕咕地叫着飞来飞去。卡尔普和伊格纳特正在一个角落里给一辆包铁皮的三马拉大车配新垫板。杜特洛夫的三个儿子长得几乎一模一样。刚才涅赫柳多夫在大门口碰见的是小儿子伊利亚,他没有留大胡子,个子比两个哥哥矮一些,面孔红润些,衣著也漂亮些。老二伊格纳特个子高一些,皮肤黑一些,留一把山羊胡子,虽然也穿着长筒靴和驿马夫的衬衣,戴一顶羔皮帽,却没有小弟弟看上去那么喜气洋洋,那么潇洒。老大卡尔普的身材更高,他穿一双树皮鞋、一件灰色长裾衫和腋下没有镶条的衬衣,留一把又宽又密的火红色大胡子,神情不仅严肃,而且几近于阴沉。

“要我去叫父亲来吗,老爷?”他走到东家跟前,笨拙地微微弯下腰说。

“不必了,我自己到养蜂场去找他,看看他弄得怎么样。对了,我有话跟你说。”涅赫柳多夫说着退到院子的另一边,免得伊格纳特听见他想对卡尔普说的话。

这两个庄稼汉的一举一动所显露出来的自信和某种程度的骄傲,再加上刚才奶妈说的一席话,使年轻的东家窘得难以开口向他们提那件事。他像是有点心虚,以为只跟一个儿子谈而又不让另一个听见可能方便一些。卡尔普对此似乎感到诧异,不过还是跟着东家走到一边去了。

“是这样,”涅赫柳多夫踌躇地说,“我想问问你,你们家的马多吗?”

“够拉五辆三套马车,马驹也有。”卡尔普挠着脊背,大模大样地说。

“你的兄弟们都赶邮车吗?”

“有三辆三套马车送邮件,伊柳什卡是去拉货,刚回来。”

“你们干这个挺赚钱吗?能挣多少?”

“赚什么钱啊,大人?只要人和马够吃就感谢上帝了。”

“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干点别的营生?可以买点林子,或者租点地种。”

“地当然可以租,大人,只要有合适的。”

“我想给你们出个主意:既然拉脚只够口,你们何必干下去,不如从我这儿租三十俄亩地。我把萨波夫的地那边的一整块租给你们,你们可以办一个大农场。”

涅赫柳多夫又在做办农场的梦了,这是他反复考虑过的方案,因此滔滔不绝地对这个农民讲起他关于农民办农场的设想来。

卡尔普十分认真地听了东家的一席话。

“我们对您感激不尽,”等到涅赫柳多夫静下来,看了看他,等候回答的时候,卡尔普说,“当然啦,这没有什么不好。庄稼人种地比赶车强。东跑西颠的,什么样的人都见得着,我们就学坏了。庄稼人最好还是去种地。”

“那么你觉得怎么样?”

“我爹还活着,我能觉得怎么样,大人?得听他的。”

“你带我到养蜂场去,我跟他谈谈。”

“请这边来。”卡尔普说着朝后排板棚慢慢走去。他打开一扇通向养蜂场的矮小的栅门,让老爷过去,然后将栅门关上,回到伊格纳特跟前,默默地拿起刚才放下的活计。

十五

涅赫柳多夫弯下身子,穿过低矮的栅门,从檐下阴处出来,向养蜂场走去。这是一片不大的场地,四周围了一圈用麦秸覆盖着的透光的篱笆,场地上对称地摆着用零碎木板盖着的蜂房,金色的蜜蜂在蜂房附近嗡嗡地飞;六月的骄阳照着这一切,光辉灿烂。一条踩出来的小路从栅门边直伸到场地中央一个有顶的木十字架跟前,十字架上有一小幅金箔制的圣像,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几株挺拔的小椴树把它们鬈曲的树冠高耸在邻院的草房顶上。除了蜜蜂的嗡嗡声,还能隐约听到这些小树的墨绿色叶丛在拂动。所有这一切:有顶的篱笆、椴树、木板盖着的蜂房,都在蜂房间破土而出的一层鬈曲的小草上投下短短的黑影。在椴树中间一座顶上铺了新麦秸的原木仓房门口可以看见一个老人的并不高大的身形,他佝偻着,头上的白发和秃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听到栅门响,他转过身来,一面用衬衣下摆揩他那晒得黝黑的脸上的汗水,一面温和、愉快地微笑着,上前迎接东家。

养蜂场上是那么舒适,欢快,宁静,透亮。这个赤脚穿一双肥大的鞋子、眼睛周围布满鱼尾纹的白发老人和善而自得地微笑着,蹒跚地走上前来,在自己这别开生面的领地上欢迎东家来访。他的形象是如此和蔼可亲,竟使涅赫柳多夫在转瞬间把今天上午的种种令人不快的印象抛到了九霄云外,心爱的梦想又生动地出现在眼前。他已经看见,他所有的农民都像老杜特洛夫这样富裕、和善,都在亲切、愉快地向他微笑,因为是仰仗他一个人他们才得到了财富和幸福。

“您要不要戴上头罩,大人?眼下这蜜蜂挺凶,蜇人。”老人说着就从篱笆上摘下一个缝在树皮上、有蜜糖香味的脏麻布袋,递给东家。“蜜蜂认得我,不蜇我。”他又说,脸上仍旧挂着温和的微笑,这微笑几乎就没有离开过他那张晒黑了的好看的脸。

“那么我也不要。已经分群了?”涅赫柳多夫也笑着问,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笑。

“要说分群的话,米特里·米古拉伊奇[15]老爷,刚刚才开头,”老人用本名和父名来称呼东家,在其中表达了一种特别的情意,“您知道,今年春寒。”

“我看见书上写着,”涅赫柳多夫挥手赶开一只钻到他的头发里、在他的耳边嗡嗡叫的蜜蜂,说,“要是让蜂巢竖起来,蜜蜂就早分群。有人为此用木板做蜂箱……加横条……”

“您别赶,越赶蜇得越凶,”老人说,“要不还是给您头罩吧?”

涅赫柳多夫被蜇得很痛,然而出于孩子气的自尊心,他不愿意承认,因此又一次拒绝戴头罩,继续对老人讲怎样做蜂箱,那是他从《Maison rustique》一书中看到的,他认为,那样做蜂箱能使蜜蜂分群数增加一倍,但是一只蜜蜂在他的脖子上蜇了一下,使得他心慌意乱,因而没有把话说完。

“是这样,米特里·米古拉伊奇老爷,”老人看着东家,以慈父对爱子说话的口吻说,“书上是写了。不过也可能是瞎写一气,心想,他就会照我们写的办,其实招我们笑话。会有这种事!能教蜜蜂上哪儿去做巢?它自个儿会根据木墩子的情况办,这回横着做,下回竖着做,您看看,”他说着揭开最靠近他的一个木墩子,往洞里张望,只见一些歪歪斜斜的蜂巢上爬满了嗡嗡叫的蜜蜂,“这是一窝小蜂,瞧,蜂王领着它们,它们做的巢有正的,也有歪的,在木墩子里怎么合适就怎么做。”老人说到他心爱的话题,显然忘乎所以,没有注意到东家的窘态,“今天它们采花粉了。今天暖和,什么都清楚。”他说着又把蜂房盖上,用破布把爬来爬去的蜜蜂塞进洞里,然后伸开粗糙的手指,把几只蜜蜂从他那布满皱褶的后颈上抓下来。蜜蜂不蜇他,而涅赫柳多夫好不容易才克制住自己,没有跑步离开养蜂场——他身上有三个地方被蜜蜂蜇了,他的脑袋和脖子周围还有蜜蜂在嗡嗡叫。

“你的木墩子蜂房多吗?”他一面往栅门那边退,一面问。

“上帝给多少有多少,”杜特洛夫笑道,“不能数,老爷,蜜蜂不喜欢数。对啦,大人,我想求您一件事,”他指着一些立在篱笆旁边的细木墩子又说,“就是奶妈的男人奥西普,您嘱咐他一句吧,在一个村子住,都是街坊,这么干可不好。”

“什么不好?……啊呀,这蜜蜂真的蜇人呢!”东家说,他已经抓住栅门的拉手了。

“年年把他的蜂子放过来撵我的小蜂。我的小蜂也得养养自个儿的身子吧,可是别人的蜂子总来叼它们的蜡,毁它们的巢。”老人说,他并没有看见东家的狼狈相。

“好吧,以后再说,现在……”涅赫柳多夫说,他实在忍耐不下去了,挥着两手,大步跑出养蜂场。

“抓把土揉一揉就没事了。”老人说,他跟着东家走到院子里来。东家用泥土揉了揉被蜜蜂蜇过的地方,红着脸回头瞟了卡尔普和伊格纳特一眼(两兄弟并没有看他),生气地皱起了眉头。

十六

“我想为孩子们说一件事,大人。”老人说,不知是真没看见,还是装没看见东家生气的样子。

“什么事?”

“感谢上帝,我们的马养得不错,雇工也有,服劳役不成问题。”

“那又怎么样?”

“您要是许可,让孩子们交代役租,夏天伊柳什卡和伊格纳特就赶三辆三套马车出去拉脚,说不定能赚点钱。”

“他们要上哪儿去啊?”

“能上哪儿就上哪儿,”伊柳什卡插进来说,他在棚下拴住了马,这时候便走到父亲身边来,“卡德明的孩子们赶了八辆三套马车去罗缅,听说,除了吃饱肚子,每辆车还挣了三十卢布回来,敖德斯特[16]他们也去,听说,那边饲料便宜。”

“我想跟你谈的就是这件事,”东家对老人说,他想比较巧妙地把话题转到农场上来,“请你说说,难道出去拉脚比在家种地更合算?”

“当然更合算,大人!”伊柳什卡又插进来说,而且使劲甩开他的头发,“在家没有东西喂马。”

“一个夏天你能挣多少?”

“从春天起,这时候饲料贵,我们拉货到基辅,在库尔斯克又装上运往莫斯科的粮食,这样我们自己吃饱了,马也吃饱了,还带回来十五卢布。”

“干正当的行业没有什么不好,”东家又对老人说,“不过我觉得可以找点别的事情做。拉脚这种活儿要年轻人到处跑,什么样的人都能碰到,会学坏的。”他用卡尔普的话说。

“我们庄稼人不干拉脚的活儿干什么啊?”老人温和地笑着说,“只要拉得好,自个儿吃饱了,马也吃饱了。要说学坏的话,感谢上帝,他们也不是头一年这么跑啦,我自个儿也跑过,没看见谁有什么不好,只有好处。”

“你们在家可干的事情还少吗?可以种地、育草场……”

“那怎么行啊,大人!”伊柳什卡兴奋地抢着说,“我们一生下来就干这些活儿,是怎么回事都知道了,我们会干的、最爱干的事,大人,是拉脚。”

“大人,请赏光到屋里坐坐!我们搬进新房您还没来过。”老人说着深深地鞠了一躬,同时给儿子递了个眼色。伊柳什卡连忙跑进屋去,涅赫柳多夫和老人跟在后面也进屋去了。

十七

进屋以后,老人又鞠了一躬,用衣服下摆掸了掸屋角一张给客人坐的条凳上的尘土,笑问道:

“拿什么招待您,大人?”

屋里(有烟囱)挺白,宽敞,有高板床,还搭了铺板。在新砌的杨树原木墙缝里可以看见不久前才枯干的苔藓,木头还没有发黑,新的条凳和高板床还没有磨光,泥土地面也还没有踩实。一个面孔呈椭圆形而且若有所思的清瘦的年轻农妇,是伊利亚的妻子,正坐在铺板床上,用一只脚摇着吊在由天花板上垂下来的长竿上的摇篮。摇篮里睡着一个婴儿,他闭着小眼睛,伸开四肢,轻轻呼吸着。另外一个农妇体格健壮,两颊绯红,是卡尔普的妻子;她把袖子挽到肘窝以上,露出晒得黝黑的有力的胳膊,正在灶前用一只木碗捣葱。还有一个是有身孕的麻脸农妇,她站在灶旁,用衣袖遮住了脸。屋里除了被太阳晒得暖烘烘的以外,还有炉火的热气,刚烤好的面包香味扑鼻。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的淡黄色小脑袋从高板床上好奇地俯视东家,他们爬到上面去是为了在那里等吃午饭。

看到这种富足的景象,涅赫柳多夫觉得高兴;同时,在盯住他看的女人和孩子面前,他不知为什么又感到惭愧。他红着脸在条凳上坐下来。

“给我一块热面包吧,我喜欢热面包。”说完他的脸红得更厉害了。

卡尔普的妻子切了一大块面包,用盘子端给了东家。涅赫柳多夫沉默着,不知道说什么好。女人们也都沉默着。老人脸上挂着温和的微笑。

“我究竟有什么可惭愧啊?就像我做错了什么事一样,”涅赫柳多夫心里想,“为什么我不提办农场的事呢?真愚蠢!”但是他一直沉默着。

“米特里·米古拉伊奇老爷,孩子们的事您到底怎么吩咐啊?”老人问。

“我想劝你别让他们出门,就在这儿给他们找活儿干,”涅赫柳多夫忽然鼓起勇气说,“我替你想好了,你和我二一添作五买一片官家的林子,还有地……”

温和的笑容立刻从老人的脸上消失了。

“大人,咱们怎么买,拿什么钱买啊?”他打断了东家的话。

“林子不大,要两百卢布左右吧。”涅赫柳多夫说。

老人冷笑了一声。

“要是有钱,干吗不买。”他说。

“你还没有这笔钱?”东家不以为然地说。

“唉,老爷!”老人回过头来看看门,唉声叹气地说,“能养活一家子就好,我们还买什么林子啊。”

“你不是有钱吗?搁着干什么?”涅赫柳多夫坚持自己的主张。

老人忽然大为激动,两只眼睛闪闪发光,肩头也抖了起来。

“准是不安好心的人说我什么了,”他用颤抖的声音说,“您相信上帝吧,”他越来越激动,两眼望着圣像说,“我要是有,就叫我瞎了眼,叫我陷到地下去,我只有十五卢布,是伊柳什卡拿回来的,还得交人头税,您自个儿知道:我盖了新房……”

“好啦,好啦!”东家说着站起身来,“再见吧,当家的。”

十八

“天哪!天哪!”涅赫柳多夫这样想着,经过草木丛生的园子里的林荫道大步走回家去,一路心不在焉地揪着面前的树叶和树枝,“难道我的一切关系到我的生活目标和义务的梦想都是荒诞无稽的吗?为什么我心里这样沉重、忧郁,仿佛我对自己不满意?我本以为,一旦我找到这条道路,我就时时刻刻都会有那种在道德上完全满足的感觉——当我脑海中初次出现这些念头的时候,我是有过那种感觉的啊!”于是他格外生动,格外清晰地回想起一年前那个幸福的时刻来。

一大清早,他在所有的家人之前起身,怀着青春期的种种使他痛苦不安而又未曾表露过的隐秘冲动,他毫无目的地走到园子里来,接着进了树林,在五月的强壮、鲜艳、然而平静的大自然中间独自久久地徘徊,什么也不想,苦于心中充塞着一种情感,可又无法将它表露。有时候,他的青年人的想象力在他眼前呈现出一个具有未知世界的全部魅力的妖艳女子形象。于是他以为,这就是那未曾表露过的欲望了。然而另一种情感,崇高的情感却说:不对,而且要他去寻找别的。有时候,他的没有经验的炽热理智在抽象的领域里越飞越高,他以为发现了存在的规律,于是就为之踌躇满志而故步自封起来。然而崇高的情感又说:不对,又要他去求索,使他不安。他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要(一个人在剧烈活动之后总是如此),仰面躺在树下,举目向上,望着在无边无际的蓝天上跑过的清晨的浮云。忽然,他的两眼毫无缘由地充满了泪水,天晓得是通过什么途径,他脑海里出现了一个填满了他的心胸、被他狂喜地抓住的明晰的思想:爱和善即是真实和幸福,而且是世上唯一的真实和唯一可能的幸福。崇高的情感不说“不对”了。他抬起半个身子,开始检验这个思想。“是这样,是这样!”他一一衡量着以往的信念和生活中的种种现象,拿它们与新发现的、在他看来是完全新的真实比较,同时狂喜地对自己说。“我过去了解、相信、热爱的一切都是胡言乱语,”他对自己说,“只有爱,只有牺牲才是唯一真实的、不为客观情况所左右的幸福!”他微笑着,挥动双手,反复地说。他把这个思想应用到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得到了肯定,不仅为生活所肯定,也为对他说“对”的内心声音所肯定,于是他感受到了愉快的激动和狂喜,一种对他来说是新的情感。“因此我应该行善,以便做一个幸福的人。”这样一想,他的整个前程就不抽象了,而是以种种形象,以地主的生活方式生动地呈现在他的眼前。

他看到,前面是供他一生驰骋的广阔天地,而他要毕生行善,这样生活他就会幸福。他无需去寻找活动的天地,这天地是现成的,他有直接的义务——他有农民……在他看来,既快乐又高尚的工作是“去影响人民中间这个朴实、敏感、纯正的阶级,帮助他们摆脱贫困,使他们富足,让他们受教育(我幸运地受到教育了),铲除他们那些由无知和迷信产生的恶习,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平,促使他们爱善……这是多么灿烂,多么幸福的前程啊!我做这一切是为了自身的幸福,为此我将对他们充满感激之情,我将看到自己日益接近既定目标。奇妙的前程啊!我过去怎么就看不到这一点呢?”

“而且,”他又想,“谁妨碍我在对女性的爱中,在家庭生活的幸福中,自己也得到幸福啊?”于是青年人的想象力为他描绘出一个更加迷人的前程:“我和我的妻子——我爱她的程度是世间任何一个人从来没有达到的——永远生活在这宁静、诗意的乡野,同孩子们,也许还有老姑妈,在一起。我们彼此相爱,爱孩子。我们两人都知道,我们的使命是行善。我们互相帮助,向这个目标走去。我做出总的安排,提供一般的、公平的资助,兴办农场、储蓄所、作坊;她呢,有一个可爱的小脑袋,穿一件朴素的白连衣裙,并且将裙子提起在秀气的小脚之上,踩着泥泞,步行到农民学校,到医院,到不幸的、按理说不配得到帮助的农民家里去,处处去安慰人,帮助人……老弱妇孺都崇拜她,视她为天使的化身,神的化身。她回来以后却不告诉我她去看过那不幸的农民,而且给了他钱,但是我都知道,我热烈地拥抱她,热烈地、深情地吻她的可爱的眼睛、羞得绯红的脸颊和微笑的樱桃小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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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这些梦想哪里去了?”年轻人结束了访问,快回到家的时候心里想,“我在这条道路上寻找幸福已经一年有余,我找到了什么呢?不错,有时候我觉得,我可以满足了,然而这是一种索然无味的理性的满足。不,我简直是对自己不满!我不满的原因是,我在其中并未体验到幸福,而我希望,热切地希望幸福。我未曾体验到欢乐,倒是弃绝了能带来欢乐的一切。这是为什么?目的何在?对谁有利?还是姑妈的话对:使自己幸福比使别人幸福容易。我的农民富裕起来了吗?他们受到了教育,或者道德水平提高了吗?一点也没有。他们的情况并没有改善,而我的心情却一天比一天沉重。哪怕我能看到我的事业有一点成就,哪怕有人感谢我……可是我看到的却是错误的因循守旧、恶习、不信任、束手无策。我在浪费人生最好的岁月。”他这样思忖着,竟莫名其妙地想起:保姆说邻居们称他为纨袴子弟;他的帐房里一点钱也没有了;他弄来的新脱粒机第一次在脱谷棚里当着众人的面开动的时候只会呜呜地叫,引起庄稼人的一阵哄笑;最近一两天他得等地方法院来人登记财产,因为他一心尝试种种新的经营方法而误了付款期。忽然,他脑海中十分清晰,如同往日对乡野林中的漫步和地主生活的设想一样清晰地浮现出他在莫斯科做大学生的时候住过的房间,以及他和他的同学,朋友,他所崇拜的十六岁少年在一支烛光下坐到深夜的情景。他们往往一连五小时在一起反复阅读枯燥的民法笔记,读完以后就命人拿夜宵来,两人凑钱买一瓶香槟酒,边喝边畅谈他们的前程。在年轻的大学生眼里,前程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那个时候,前程充满欢乐、各式各样的事业、辉煌的成就,而且无疑将引导他们两人取得当时在他们看来是世上最高的幸福,即名望。

“他已经走上了这条路,而且走得很快,”涅赫柳多夫想到自己的朋友,“而我……”

这时候他已走到自家的阶前,十来个有事求见的农民和家奴站在那里等候他,他只得丢开遐想,面对现实。

一个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身上血迹斑斑的农妇,她哭着控告她的公公,说公公要打死她。此外是两兄弟,他们为分家吵闹已有两年,彼此怒目而视。另一个是没有刮脸、须发皆白的家奴,因为酗酒两手不停地颤抖着;他的儿子,园丁,把他拉到老爷跟前来,控告他行为不轨。还有一个农民把他妻子赶出了家门,说她一个春天都不干活;他妻子是个病病歪歪的农妇,也在场,却不说话,只坐在阶旁草地上哭泣,并且露出一只红肿的、用一块脏布胡乱包着的脚给大家看……

涅赫柳多夫听了所有的要求和控诉,给这几个人出了主意,给那几个人断了是非,又答应了一些人的要求,然后回到自己房里,心中交织着疲倦、羞惭、无能为力和悔恨的复杂情绪。

二十

涅赫柳多夫起居用的小房间里有一张挺旧的钉着铜钉的大皮沙发、几张同样的安乐椅、一张有雕花和镶饰的旧式包铜大牌桌,牌桌上摆着文件;还有一架古色古香的黄色英国大钢琴,开着盖子,琴键比较窄,已经磨损,而且不平整了。窗间墙壁上挂着一面镶在古老的镀金刻花框子里的大镜子。桌旁地板上是一堆堆的报纸、书籍和帐簿。总之,整个房间看上去没有自己的特色,而且杂乱无章。这种富有生气的凌乱同宅第中其他房间的古板的旧式贵族气派形成强烈的对比。涅赫柳多夫进屋以后,气呼呼地把帽子往桌上一扔,就在钢琴前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跷起二郎腿,垂下了头。

“开饭吗,大人?”一个又高又瘦、满脸皱纹、戴一顶包发帽、围一条大披巾、穿一件印花布连衣裙的老妇走进来问。

涅赫柳多夫回头看了她一眼,沉默了片刻,似乎在考虑。

“不,我不想吃饭。”他说完又沉思起来。

保姆生气地对他摇摇头,叹了一口气:

“唉,德米特里·尼古拉伊奇老爷,干吗不高兴?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都能过去,真的……”

“我并没有不高兴啊。你怎么这样说,马拉尼娅·菲诺格诺夫娜妈妈?”涅赫柳多夫勉强笑着说。

“怎么没有,我还看不出来?”保姆激烈地说,“整天价一个人待着。什么事都往心里去,什么事都亲自过问,连饭也不吃了。这合适吗?也得进一趟城,看一看邻居啊!有像您这样的吗?您年纪还轻,就这么操心!老爷见谅,我坐下了,”保姆说着靠门边坐下来,“给您惯的,谁也不怕了。老爷们能这样做事吗?一点好处也没有:自己吃亏,老百姓也惯坏了。老百姓就是这样,他才不领这个情呢。您还是到姑妈那儿去一趟吧,她信上说的是实话……”保姆告诫他说。

涅赫柳多夫心里越来越难过。他的右手支在膝上,有气无力地触了几个琴键。产生了一组和声,第二组和声,第三组和声……涅赫柳多夫向前挪动了一下,把左手从衣袋里抽出来,开始弹琴。他弹的和弦有时没有经过思考,甚至不完全正确,往往平淡到庸俗的地步,显得他毫无音乐天才,然而这样做却给他一种莫名的忧伤的快感。每变一次和弦,他都屏息等待由此产生的效果;如果出现了某种效果,他便在想象中模糊地弥补不足之处。他觉得他听到了千百种旋律,有合唱,有管弦乐,都与他的和声一致。他主要的快感来自紧张的想象,虽然断断续续,却极为明晰地向他呈现出过去和未来的各式各样相互交织着的怪异形象和图景。有时他眼前似乎出现了那个一看见母亲的青筋暴突的黑拳头就怕得连连他的白眼毛的达维德卡·别雷的肥胖身影,出现了他的浑圆的脊背和两只以忍耐和听天由命的态度回答虐待和贫困的长满白汗毛的大手。有时他看见的是那个因为在东家院里干活而变得活跃、胆大的奶妈,想象她正在各村串来串去,教唆农民把钱藏起来不让地主知道,他便下意识地反复对自己说:“对,得把钱藏起来不让地主知道。”有时他脑海里忽然出现他未来的妻子的淡褐色小头,不知道为什么,她泪流满面,极其悲哀地把头靠在他的肩上。有时他看见丘里斯的善良的蓝眼睛温柔地望着他唯一的大肚儿子。在他眼里,这孩子不仅仅是儿子,而且是帮手,是救星。“这就是爱!”涅赫柳多夫喃喃地说。后来他又想到尤赫万卡的母亲,想到他在她那苍老的脸上察觉到的一种忍耐和宽恕一切的表情,别看她的一颗牙齿露在外面,相貌奇丑。“她活了七十年,我大约是发现这一点的第一个人,”他想,并且喃喃地说,“奇怪!”他继续下意识地触击琴键,倾听它们发出来的乐音。后来他又生动地回想起他从养蜂场逃跑出来的情景和伊格纳特、卡尔普两人脸上的表情,他们两个显然想笑,但是做出没有看他的样子。他脸红了,不由自主地回头看看保姆,保姆依旧坐在门边,沉默地定睛望着他,间或摇摇头。忽然,他脑海里出现了三匹汗津津的马和伊柳什卡的漂亮、强壮的身材;伊柳什卡长着一头金黄色鬈发,两只细细的蓝眼睛在快乐地闪光,面颊红润,嘴边和下巴颏上刚长出一层浅色绒毛。他想起伊柳什卡是多么害怕不让他出去干拉脚,多么热烈地为他心爱的事业说话。于是他仿佛看见雾濛濛的清晨,滑溜溜的公路,一长列装载得很高、盖着蒲席的三套马车,席子上写着斗大的黑色字母。肥壮的马摇着串铃,弓着脊背,扯紧套绳,齐心协力往山上拉,用马蹄铁上长长的防滑钉紧紧抓住滑溜溜的路面。一辆邮车从山上迎面疾驶而下,它的铃声在大路两旁的森林中远远地回荡。

“哎—哎!”前导马驭者高举长鞭,用孩子气的嗓音大声吆喝着,他的羔皮帽上有一块号牌。

留着火红色大胡子、目光阴沉的卡尔普穿一双大皮靴,迈着笨重的步子,走在第一辆车的前轮旁边。第二辆车上,伊柳什卡那好看的头从前车的蒲席下面伸了出来,他被朝阳晒得很舒服。三辆满载着箱笼的三套马车从他们身旁疾驶而过,车轮声、铃铛声、车夫的吆喝声响成一片。伊柳什卡把他那好看的头缩回蒲席下面去,昏昏欲睡。晴朗、温暖的黄昏降临了。汇集到车马店来的疲乏的三套马车前面吱吱呀呀地敞开了两扇板门,盖着蒲席的高高的大车一辆跟着一辆在大门口铺的木板上弹跳几下就隐到宽大的披屋下面去了。伊柳什卡跟脸蛋白皙而胸脯宽阔的老板娘嘻嘻哈哈地打招呼,老板娘一面用她那亮晶晶的媚眼高兴地望着这个漂亮的小伙子,一面问:“打远路来的吗?你们吃晚饭的人多不多?”小伙子把马安顿好以后,走进挤满人的热气腾腾的木屋里,画过十字,在一个盛得满满的木碗前面就坐,并且跟老板娘和同伴们交谈起来。他过夜的地方也安排好了,就在披屋下面,在马匹身边的香气扑鼻的干草上,抬头可以看见星空,而马不时倒换着蹄子,喷着鼻息,从木槽里叼起草来嚼着。他走到干草堆前,先面向东方在他宽阔有力的胸膛上画三十来次十字,然后甩一甩他的金黄色鬈发,默念了《主祷文》,说了二十来次“求上帝宽恕”,这才用呢大衣连头一起盖好身子,进入一个年轻力壮的人的健康、无忧的梦乡。于是他梦见一座座城市,基辅与当地的圣徒和一群群的朝圣者,罗缅与当地的商人和货物,敖德斯特与浮着白帆船的蓝色大海,君士坦丁堡与金屋子、白胸脯黑眉毛的土耳其女人——他是插上看不见的翅膀飞到那里去的。他自由地、轻松地飞着,越飞越远,看见下面是洒满阳光的黄金城池、群星密布的蓝色天空、浮着白帆船的蓝色大海,越往前飞他越觉陶然……

“多好!”涅赫柳多夫喃喃自语道,他脑海里竟也产生了一个念头:为什么他不是伊柳什卡啊!

(1856年)

陈馥 译

[1]米佳是德米特里的爱称。

[2]法语:《农场》,指一位法国学者于一八三七年出版的《十九世纪的农场》一书。

[3]丘里斯是丘里谢诺克的别名。

[4]俄国农舍中面向入口的西北角一般称为“红角”,是供圣像、放桌子板凳的地方,被视为上座;与它相对的靠门的角落就是“黑角”,又叫做“门角”。

[5]俄国农舍中面向入口的西北角一般称为“红角”,是供圣像、放桌子板凳的地方,被视为上座;与它相对的靠门的角落就是“黑角”,又叫做“门角”。

[6]法语:恶性循环。

[7]指东家未成年、由监护人代管的时候。

[8]叶皮凡是尤赫万卡的本名。

[9]俄国农奴主必须送一定数量的农奴去服兵役,他们的身体要合格,牙齿要完好。

[10]“别雷”一词在俄语中的意思是“白的”。

[11]主日即星期日。

[12]俄历十月一日,公历十月十四日。

[13]1俄亩合1.09公顷。

[14]伊利亚是伊柳什卡的本名。

[15]正确的发音应为: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

[16]即敖德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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