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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恋-纳博科夫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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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恋-纳博科夫短篇小说

初恋

本世纪(1)头几年里,涅瓦大街上的一家旅行社展出了一辆三英尺长的橡褐色国际列车卧铺车厢模型。它做得极其精巧,和真车一模一样,远胜于我的镀锡发条玩具火车。可惜它只展不卖。可以看出车内整体装潢是蓝色的,隔间墙壁上垫着压印出雕花的皮质衬垫,镶板光滑,有嵌入式的镜子和郁金香形状的台灯,还有其他恼人的小细节。宽大的窗子和窄一点的窗子交替排列,有单层的,也有双层的,其中几扇装着磨砂玻璃。有一两个铺位上的床已经铺好了。

这就是当年显赫一时的北方快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它就再也不是这个样子了),整列都是这样的国际卧铺车厢,一周只开两班,往来于圣彼得堡和巴黎之间。要不是乘客必须在俄国和德国的边境上(维尔兹波洛夫——埃德特库嫩)换乘一辆大致相似的列车,我就可以说它是直达巴黎的车。一到边境,宽敞懒散的俄国六十英寸半的宽轨就改成了五十六英寸半的欧洲标准轨,燃料也由桦木变成了煤。

在我脑海深处,我想至少还能记起五次乘这趟车去巴黎,终点是里维埃拉或比亚里茨。我现在想起其中的一次,那是一九○九年,我的两个幼小的妹妹留在家里,由奶妈和姨妈照管。我父亲戴着手套和旅行帽,坐在他和我家的家庭教师合住的隔间里看书。我弟弟和我在另一间,和他们隔着一个洗手间。我母亲和女仆住在我们隔壁。我们都是两人一间,最后有一个人落单,是我父亲的贴身男仆奥西普(十年后被迂腐的布尔什维克枪毙了,因为他私吞了我们家的自行车,却没有上缴国家),于是他就和一个陌生人为伴。

那年四月,皮尔利(2)到了北极。五月,夏里亚平在巴黎演唱。六月,传言有了更好的新式齐柏林飞艇,闹得人心惶惶,于是美国国防部告诉记者,说计划建立一支空中海军。七月,布莱里奥从加来飞到多佛(他迷失了方向,多绕了一个小圈)。我们出发时是八月末。俄国西北部的冷杉和沼泽快速闪过,第二天则被德国的荒漠取代,长着松树和石楠灌木。

我和母亲在一张折叠桌上玩一种叫“杜拉契基”的扑克牌游戏。虽然是大白天,我们的牌、杯子和一只手提箱上一高一低的两把锁仍然映在车窗上。列车穿过森林和田野,有时突然进了深谷,有时又穿行在急速闪过的农舍之间,没有在车窗上投下身影的两个赌徒在不停地玩牌,还不停地下注,以求刺激。

“Ne budet-li, t? ved ustal(还没玩够吗,你就不觉得累吗)?”我母亲老是这么问,问完便一面缓缓地洗牌,一面陷入沉思。我们隔间的门开着,我能看见过道的窗户。窗户里有电线——六根黑色的细电线——正在使劲地爬上斜坡,向天空爬去,尽管电线杆一根接一根地对它们形成意外的打击。就在这六根电线可怜巴巴地来一次豪迈的冲锋,眼看要冲到车窗的顶上去时,又遭到一根电线杆的狠狠一击,整个打落下来,落到原来的最低点,只好重新开始爬起。

在这样的旅行中,每当我们经过某个德国大城镇时,列车会放慢速度,气度优雅地徐徐前行,几乎和房屋的门面和店铺招牌擦身而过,这时我往往会感到一种到达终点站也不会感到的双重兴奋。我看见一座城市里跑着的玩具般的电车、街上的椴树,还有砖墙,都闪进我们的车厢,和车厢里的镜子亲密接触,也把过道里的玻璃窗户占得满满当当。火车与城市之间这种不拘礼节的接触是旅途中令人兴奋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我把自己放在一个过客的位置上,想象这个人看到如下景象会和我一样感动:长长的、传奇一般的红褐色列车开过,一节节车厢连在一起,每节之间挂着的隔帘黑得像蝙蝠翅膀。车厢上的金属字在夕照中闪着黄铜色的光。一条每日繁忙的大街上方架着一座铁桥,列车不慌不忙地从桥上驶过,然后拐弯,所有的车窗突然都闪亮起来,原来它是绕过了最后一片街区。

车窗里闪过的那些视觉的混合中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餐车车窗宽大,可以看到几只没有打开的矿泉水瓶子、斜对角折起来的餐巾、摆样子用的巧克力棒(包装纸上写着“凯乐”、“科勒”等牌子,里头包的却是木头块)。这些东西乍一看构成了一个平静的港湾,不受一连串摇摇晃晃的蓝色车厢的影响。然而饭吃到尾声,上最后一道菜时,人就会不停地缩回身子以适应车身的运动,服务生步履蹒跚,眼前的所有景象都东倒西歪。它们经历了一场系统的复杂运动:白天的月亮固执地紧跟着人们的餐盘,远处的草地呈扇形铺开,近处的树木荡着看不见的秋千朝铁轨扑来,一条平行的铁道线突然间寻死一般靠近,一道长着稀疏青草的斜坡在上升,上升,上升,终于这番混合速度的小目击者晕得吐出了他吃下的那份omelette aux confitures de fraises(3)。

不过,“Compagnie Internationale des Wagons-Lits et des Grands Express Européens”(4)这个名头到了夜里才真正大显魔力。我的铺位在弟弟睡的卧铺下面(他睡着了吗?他是不是在那儿?),隔间里半暗下来,我留神观察着事物和事物的某些部分,还有影子和影子的某些部分,在小心地动来动去,看不清要干什么。木制品轻轻地发出吱吱的响声。在通向洗手间的门附近,衣钩上影影绰绰挂着一件上衣,再往上,是蓝色的双层壳夜灯的流苏在颇有节奏地摆动。很难把车厢里这些走走停停、暗中悄悄做些小动作的情况与车外向前飞奔的夜色联系起来。我知道那夜色正在飞驰而过,如流光一般,辨不清模样。

我只要把自己想象成火车司机就可以入睡。我把一切都安排妥当——无忧无虑的乘客在各自的隔间里享受着我带给他们的旅行,抽烟,相互微笑致意,点头,打瞌睡;服务生、厨师、车警(我必须找个地方安顿他们)正在餐车里痛饮;我自己则瞪大眼睛,满身脏灰,从机车驾驶室探头观瞧,望着尽头处逐渐变窄的铁轨,望着黑沉沉的远方像红宝石或绿宝石一般的亮点——这时候一种高枕无忧的安乐感便浸入我的血管。后来我就睡着了,睡梦中会看到全然不同的东西——一架大钢琴下面滚动着一只玻璃弹子,要不就是一辆玩具火车,侧翻在地,轮子仍在兴致勃勃地转动。

车速的改变有时会打断我酣畅的睡眠。车窗外昂首挺立的灯缓缓移过,每过一盏,灯光会探查车厢之间的缝隙,然后犹如一块闪亮的罗盘测量着黑影。一会儿后,火车发出一声威斯汀豪斯(5)气动刹车的长叹,停了下来。有什么东西从上面掉下来(第二天发现是我弟弟的眼镜)。我身后拖着半截被单挪到床脚处,这样就可以小心地解开百叶窗的搭扣,真是不可思议地令人兴奋。百叶窗只能往上拉一半,原来是上铺的床沿挡住了,再拉不上去。

几只灰白的蛾子围着一盏孤灯打转,就像木星的卫星一样。一张撕裂了的报纸在凳子上簌簌抖动。能听见列车里的某个地方有捂着嘴发出的沉闷声音,那是有人在为了顺气而咳嗽。我眼前的这片站台上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但我还是不忍从站台上收回目光,直到站台自动和我告别。

第二天早晨,只见湿漉漉的田野上一条水渠两岸长着歪脖子的柳树,远处或许是一排白杨,中间隔着一道乳白色的雾,这说明火车正驶过比利时。火车下午四点抵达巴黎。即使在巴黎只停留一夜,我也总有时间买些东西——比如一个黄铜制成的小小埃菲尔铁塔,表面粗粗地刷了一层银白色的漆。第二天中午我们登上南方快车,开往马德里,约莫晚上十点,我们半路在比亚里茨的内格莱斯火车站下了车,离西班牙边境只有几英里。

当年的比亚里茨仍保持着它的传统本色。通往我们下榻之处的路上两旁都是灰蒙蒙的黑莓灌木丛和杂草丛生的待售土地。卡尔顿大酒店仍在建造之中。三十六年后,陆军准将萨缪尔·麦克罗斯基才占领了皇宫酒店里的皇家套房。这家酒店坐落在从前一所宫殿的原址上,据说那宫殿建成后,身手异常矫健的巫师丹尼尔·霍姆在六十年代造访,他用一只赤脚(模仿幽灵之手)抚摸欧仁妮皇后(6)那张善良真诚的脸。在赌场附近散步时,一位年长的卖花女画眉抹粉,满脸堆笑,截住一位散步者,将一枝含苞欲放的康乃馨灵巧地插进他的上衣扣眼里。他侧目俯视花儿含情脉脉地插进扣眼里时,左下颌的赘肉上堆起了一道凸显的褶痕。

海滨浴场沿线摆着各式各样的海滨椅和搁脚凳,上面坐着孩子们的父母,孩子们戴着草帽在海边的沙滩上玩耍。在其中可以看到我,双膝跪地,正试图用一只放大镜点燃一把捡到的梳子。男人们炫耀着他们的白裤子,这样的裤子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就好像洗后缩了水那样可笑。在这个特殊的季节里,女士们穿着丝绸翻领的轻便外衣,戴着大帽顶的宽边帽子,帽子上垂下绣得密密实实的白色面纱,胸前、手腕、遮阳伞上都缀着花边。微咸的海风吹在人的嘴唇上。一只迷途的金黄色蝴蝶一头撞了过来,急匆匆地飞过喧闹的海滨。

还有其他的活动和声响,是小贩们发出来的。他们叫卖花生、糖衣紫罗兰、颜色翠绿的果仁冰淇淋、口香糖丸,还有从一个红桶里拿出来的又干又硬、像华夫饼一般的东西,表面上有大片大片凸起来的皮。那个卖饼的人背着沉重的桶,弯着腰深深陷入白色沙滩,艰难地行走,这一幕至今仍历历在目,后来见过再多事情也不曾把这一幕冲淡。有人叫住他时,他就把背桶的皮带一扭,从肩上甩下桶来,砰的一声甩在沙地上,这时那桶的样子活像比萨斜塔。然后他用袖子擦擦脸,开始熟练地在桶盖上摆上带有数字和箭头的投标圆盘。箭头发着锉磨声嗖嗖飞转,一苏(7)一块饼,大小由转盘运气决定。饼越大,我心里就越为他难过。

海水浴在海滩的另一头进行。浴场有专业人员,都是魁梧健壮的巴斯克人(8),穿着黑色泳衣,帮助女士们和孩子们见识惊涛骇浪。这样的救生员会托着你的背把你放在冲过来的浪头上,然后牵着你的手,等绿色的海水翻滚着泡沫整个升起,然后以雷霆万钧之势从你身后压过来,强大的冲力打得你站立不住。经过十来次这样的冲击后,像海豹一样全身水光闪闪的救生员就会把又喘又抖、鼻子里进了水的顾客领上岸,来到平坦的地方,那里有一位令人难忘的老太太,下巴上长着一撮灰白的毛,她会立刻从挂在晾衣绳上的三四件浴衣中选出一件来。在一间确保安全的小木屋里,另一位浴场服务员会帮你脱下湿淋淋的、沾满沙子的泳衣。泳衣扑通一声落在木板上,你还在不停地抖,从泳衣里跨出来,踩在这时凌乱散开的蓝色浴衣的条纹上。小木屋里散发着松木的香味。满脸皱纹的驼背服务员笑容可掬地端来一盆热气腾腾的水,让你泡泡脚。从他那里我学会了巴斯克语里“蝴蝶”是“misericoletea”——至少听起来是这么个词(我翻遍词典,找到七个词,发音最接近的一个是“micheletea”)——这个词从此永远存入了我记忆库中的一个玻璃小间里。

有一天,我在海滨浴场颜色较深也比较潮湿的地方挖泥玩,那里退潮后挖的泥最适合堆城堡。和我一起挖泥的是个法国小女孩,叫科莱特。

她到十一月就十岁了,我则在四月已经满了十岁。一块有缺口的紫色珠蚌贝壳引起我的注意,她长着细长脚趾的光脚刚刚正好踩在这块贝壳上。不,我不是英国人。她轮廓分明的脸上满是雀斑,连绿莹莹的眼睛里似乎也闪动着斑斑点点。她穿着一套现在也许叫做运动装的衣服,上身是件蓝色的针织紧身内衣,袖子挽了起来,下身是条蓝色的针织短裤。一开始我把她当成个男孩子了,后来才觉得不对,因为她纤细的手腕上戴着手镯,水手帽下面晃动着螺旋状的棕色鬈发。

她说话很快,像小鸟那样叽叽喳喳,英语法语混在一起说,英语像她的家庭女教师教的英语,法语带着巴黎腔。两年前,也是在这个海滨浴场,我曾深深喜欢上了一位塞尔维亚内科医生的小女儿,她模样可爱,皮肤晒得黝黑。如今一见科莱特,我立刻明白了这才是我的真爱。科莱特似乎比我在比亚里茨偶遇的所有玩伴都要独特!我不知为何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她不如我快活,也不如我那样受到关爱。她娇嫩柔软的小臂上有一块淤青,这勾起我的种种联想。“它掐起人来和我妈妈一样狠。”她这是在说一只螃蟹。我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要把她从她父母手里救出来。我曾听人对我母亲说过,她父母是“des bourgeois de Paris”(9),说时还不屑地轻轻耸了一下肩。我对这种鄙视有我自己的理解,我知道她父母是坐着蓝黄相间的私家豪华大轿车从巴黎一路观光而来的(这是当年流行的游览方式),却让科莱特带着她的狗和家庭女教师了无生趣地坐着没有卧铺的普通火车来。她的狗是一只猎狐小母狗,项圈上挂着铃铛,摇摇晃晃地跟在她后面,几乎寸步不离。它精力特别旺盛,老是跳起来舔科莱特玩具桶外面的咸海水。我至今记得画在桶上的船帆、落日和灯塔,但就是记不起那只狗的名字,令人好生烦恼。

我们在比亚里茨住了两个月,我对科莱特的感情几乎超过了我对蝴蝶的迷恋。我父母不大喜欢和她父母来往,所以我只能在海边见到她。不过我时时刻刻想着她。要是发现她哭过,我心中就会涌起无可奈何的痛苦,自己也会热泪盈眶。我无法消灭那些在她单薄的脖颈上留下叮咬伤痕的蚊子,但我能和欺负过她的一个红头发男孩打上一架。这一架我打了,还打赢了。她经常给我一把还带着手上温度的硬糖。有一天我们一起俯身看一只海星,科莱特的鬈发蹭得我的耳朵发痒,她突然转过头来亲了一下我的脸。我心潮澎湃,能想到要说的只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小淘气!”

我有一枚金币,我觉得这就足够我们私奔了。我要带她去哪儿呢?西班牙?美国?还是耸立在波城往上的大山里?“Là-bas, làbas, dans la montagne。”(10)这是我听卡门在歌剧里唱的。一天夜里很奇怪,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听着海水循环往复的冲击声,计划着我们的出逃。大海似乎在黑暗中站起来,摸索着探路,然后沉重地一头栽倒在地。

我们是怎么出逃的,详情我无可奉告。我的记忆中只保留着这么一幕:一个帐篷被风吹得哗哗响,背风处她温顺地穿上系带的帆布鞋,我则把一只叠好的捕蝶网塞进一个棕色纸袋里。能记起的下一幕是:为了躲避追踪,我们进了赌场附近的一座漆黑的电影院(赌场当然是绝对不允许进去的)。我们坐在电影院里,手拉着手,中间隔着狗,它的铃铛时不时在科莱特的膝头轻响。正放映的是在圣塞巴斯蒂安举办的一场斗牛比赛,画面晃动,闪得像下毛毛雨,但相当刺激。我记忆中的最后一幕是:我自己由我的老师领着走在海滨人行道上。老师的两条长腿迈得好生轻快,惹人讨厌,我现在都能看见他紧咬牙关的凶狠样子,下腭上的肌肉在绷紧的皮下抽动。我九岁的弟弟,戴着眼镜,正好被抓在老师的另一只手里。他时不时往前小跑几步,偷偷回头看我,表情又是害怕,又是好奇,像只小猫头鹰。

离开比亚里茨前得到的一些小纪念品中,我最喜欢的不是用黑石头做的小牛,也不是那只能吹响的海贝,而是现在看来颇有象征意义的东西——一个海泡石做成的笔架,装饰部分上有一个小小的水晶窥视孔。把笔架拿起来贴近一只眼睛,眯起另一只,控制住眼睫毛,不让它闪动,这时就能在水晶孔里看到一幅栩栩如生的神奇画面:一片海湾,一排海岸峭壁,绵延到尽头处是一座灯塔。

现在发生了一件开心事。重新捧起这个笔架,看着小圆孔里的小天地,这个过程刺激我的记忆做了最后一次努力。我再一次努力回想科莱特那条狗的名字——当然了,再一次沿着当年那遥远的海滨,走过往昔黄昏里光滑的沙滩,沙滩上每个脚印缓缓注满了夕照下的海水。终于想起来了,终于想起来了,它回响着,颤动着:弗罗斯,弗罗斯,弗罗斯!

我们在巴黎停留了一天,然后继续上路回国。就在这一天之前,科莱特返回了巴黎。巴黎寒冷的蓝天下一个浅褐色公园里,我见了她最后一面(我相信这是我们的两位老师特意安排的)。她带着一个铁环和一根滚铁环的短棍,穿一身巴黎秋装,一副都市少女的打扮,整个显得既得体又时髦。她从家庭女教师那里接过一件告别礼物,匆匆放到我弟弟手中。那是一盒糖衣杏仁,我知道是专门送给我的。东西一放下她就跑开了,滚动着闪闪发亮的铁环,穿过阳光和阴影,绕着一个枯叶塞满喷口的喷泉一圈一圈地跑,我就站在这个喷泉附近。如今在我的记忆中,那些枯叶和她的皮鞋皮手套混在了一起。我还记得她衣着上某个细节(可能是苏格兰女帽上的缎带,要么是长筒袜上的花纹),当时让我想起一种玻璃弹子里面彩虹般的螺纹。我至今似乎仍然紧握着那一缕彩虹,不知该往哪里安放。而她至今仍然滚着铁环绕着我跑,卵石小路边低矮围篱的交错拱顶在路上投下了影子,她越跑越快,最终消失在那稀疏的阴影之中。

(1) 指二十世纪。

(2) Robert Peary(1856—1920),美国探险家,一九○九年四月成功到达北极。

(3) 法语:草莓酱蛋卷。

(4) 法语,欧洲国际卧车和特快列车公司。

(5) George Westinghouse(1846—1914),美国发明家和工业家,威斯汀豪斯电气公司创始人。一八六九年获得空气制动器的发明专利,广泛用于火车刹车。

(6) Empress Eugénie(1826—1920),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拿破仓三世的皇后。

(7) Sou,旧时法国辅币,相当于二十分之一法郎。

(8) Basque,西南欧民族,主要分布在西班牙比利牛斯山脉西段和比斯开湾南岸。

(9) 法语,巴黎的资产阶级。

(10) 法语,在那里,在那里,就在大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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