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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诗人-纳博科夫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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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忘的诗人-纳博科夫短篇小说

被遗忘的诗人

一八八九年,圣彼得堡的日子沉闷而又舒适,这时一个有名的文化组织——“俄罗斯文学促进会”决定举办隆重会议,纪念诗人康斯坦丁·佩罗夫。这位诗人死于半个世纪前,不满二十四岁就英年早逝。人们称他为“俄国的兰波”。尽管那位法国男孩天赋超过他,但将他比作兰波也并非全无道理。他十八岁时,写下了皇皇巨著《乔治亚之夜》,一部布局凌乱的长篇“梦幻史诗”。诗中有些篇章扯下了传统东方背景的面纱,造出了天堂般的美妙画面,于是突然像一首真正的好诗一般,能令人两块肩胛骨之间产生过电感觉。

这部作品完成三年后,又一卷诗集问世了。他引证了几位德国哲学家,有几首诗也难以卒读,原因是诗人想法奇特,要把正宗的抒情感怀和对宇宙形而上学的解释结合起来。不过别的诗作仍很生动,不落俗套,和当年的作品一样。想当年那个古怪的年轻人打乱了俄语词汇的原有体系,扭断了约定俗成的词语的脖子,为的是让诗歌嘶鸣尖叫,而不再轻声啁啾。大部分读者最喜欢他那些倡导解放的诗歌,极具俄罗斯五十年代的特点,隐而不露中有疾风暴雨的磅礴气势。曾有一位评论家指出,其气势“不指明敌人之所在,但让你怒火欲燃,一心要投入战斗”。就个人而言,我更喜欢比较纯净一些同时又韵律不太齐整的诗作,如《吉卜赛人》或《蝙蝠》。

佩罗夫是个小地主的儿子。关于这个小地主,现在我们只知道他的田产在卢加附近,他曾在他家土地上试种茶叶。年轻的康斯坦丁(用传记笔法来说)大部分时间在圣彼得堡,心不在焉地念大学,后来又心不在焉地找了一份文书工作——工作时的活动真的所知不多,只能依据他那类人一般都有些什么活动,从中推断出他的琐碎行踪。当时有一位著名诗人,名叫涅克拉索夫,有一次在一家书店碰上他,后来和他通信,其中有一段写到他的外貌,说是一个“笨拙而又凶狠的”年轻人,话不多,情绪不稳定,长着“孩子一般的眼睛,家具搬运工的双肩”。

有一份警察报告中也提到了他,说他“和另外两个大学生”在涅夫斯基大街上的一家咖啡馆里“低声说话”。他的姐姐,嫁给了来自里加的一位商人,据说她强烈反对诗人和女裁缝、洗衣女工等产生感情纠葛。一八四九年的秋天,他去看望他父亲,其实别有打算,想要点钱,前往西班牙。他父亲是个直脾气,扇了他一记耳光。几天后可怜的孩子在附近的河里游泳时淹死了。他的衣服,还有一个吃了一半的苹果,放在一棵桦树下,可是尸首怎么都找不到。

他的名望迟迟不起:选自《乔治亚之夜》的一段被收录在所有的诗歌选本中,也总是这么一段。一八五九年,一位激进的评论家杜勃罗留波夫写了一篇感情强烈的文章,从他最差的诗作中挑出革命的暗语,大力吹捧。八十年代总的看法是:才华横溢,即使有点不善辞令,但生不逢时,不能尽展其才,最终毁灭——看法也就是这么一些。

到了九十年代,人们对诗歌的兴趣相对健康了一些,政治上相应地出现了一个稳定的时期,不那么敏感了,这也是常有的事。围绕着佩罗夫的格律诗刮起了重评之风,另一方面,思想开明之士也不反对跟着杜勃罗留波夫的暗示走。大家捐款,要在一个公园里为诗人建座纪念碑,这证明了诗人的极大成功。一家顶级出版社收集了有关佩罗夫生平的所有能够收集到的零散资料,出版了他的全部诗作,印成厚厚一卷。学术月刊上登载了好几篇全面述评的研究文章。首都最好的一所会堂里召开了隆重的纪念大会,吸引了大批的各界名流。

纪念大会开始前几分钟,发言人还聚在主席台后面的会议室里,门一阵风似的打开了,闯进来一个身强体壮的老头,身穿一件双排扣大衣——这身衣服在他身上或在别人身上时日已久,历尽风霜。两位佩戴袖章的大学生兼任会务,过来要挡住他,他根本不予理会,昂首挺胸地径直走到众发言人跟前,一欠身,说道:“我是佩罗夫。”

我的一位朋友,年纪几乎长我一倍,当年那番情景的见证人中如今只有他还健在。他告诉我,当时会议主席(是一家报纸的主编,对付擅自闯入的人很有经验)眼皮抬都没抬,说:“赶他出去。”没人遵命——也许是因为大家对一位看上去醉得不轻的老先生还存有几分敬意。他在桌边坐下,选中了一个长得最为面善的人,开始问话。此人名叫斯拉夫斯基,是个翻译家,翻译过朗费罗、海涅、苏利·普吕多姆(1)(后来还有一个恐怖组织的成员)。老头语调平淡,问“纪念碑捐款”是否已经筹齐,如果筹齐了,他什么时候能拿到手。

所有的记述一致认为他说要钱的话时出奇地平静。他也没有过分强调要钱的事。他只是说了此事而已,好像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话有可能引起怀疑。大家不知所措,这么奇怪的一件事,一开场就是这么个老头,来到那间不好找的隐秘屋子,当着那么多各界名流,翘着一大把老族长式的胡子,迷糊着一双棕色老眼,挺着个土豆似的大鼻子,平平静静地打听会议上的钱财问题,甚至不打算出示任何证据。就是普通的江湖骗子,也恐怕要弄出点证据示人吧。

“你是诗人的亲戚?”有人问道。

“我的名字叫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佩罗夫,”老头耐心地答道,“依我理解,我家的一位后人应该在会堂里,可是哪儿都找不到。”

“你多大岁数?”斯拉夫斯基问道。

“我七十四岁,”他答道,“连续歉收好几年了。”

“你必须明白,”演员叶尔马科夫说,“我们今晚集会纪念的那位诗人淹死在奥列杰日河里了,距今整整五十年。”

“Vzdor(胡说),”老头反驳道,“那是我演的一出戏,原因嘛我自有道理。”

“那么现在呢,我亲爱的伙计,”主席说,“我真的认为你该走了。”

他们从他们的意识中赶走了他,然后鱼贯而入,走上了灯火辉煌的主席台。主席台上另有一张会议桌,铺着庄重的红色桌布,桌后面摆着必要数目的座椅。会议桌上放着一个传统的玻璃酒瓶,闪闪发光,晃得台下参会者眼睛迷离,已有好一阵子了。这个酒瓶靠左,众人可以欣赏到一幅油画,从舍列梅捷夫斯基画廊借来。画上是二十二岁的佩罗夫,皮肤黝黑的年轻人,披头散发,衬衣领子敞开着。油画的底座用绿叶和鲜花做了细致装饰。讲台的正前方也摆着一只阴沉沉的玻璃酒瓶,一架大钢琴等候在台侧,稍后便会被推到台中央,为有音乐的节目伴奏。

大厅里各界人士济济一堂,有文人骚客,有见多识广的律师,有教师学者,有热情洋溢的男女大学生,等等。还有几个便衣警察,受命出席会议,分散在会场上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因为政府根据经验知道,一本正经的文化聚会有一种特殊本领,常会悄无声息地演变成狂乱的革命宣传。事实上,佩罗夫早期诗歌中有一首就遮遮掩掩但很善意地提及了一八二五年的动乱,这让人不得不防。像“西伯利亚落叶松的萧萧悲鸣与地下矿产相呼应(sibirskikh pikht oogrewmyi shorokh s podzemnoy snositsa roodoy)”这样的诗句,要是在公众场合朗诵,实在难说会闹出什么乱子来。

有一种记述是这样说的:“很快大家明白了,情况隐约有点像一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闹剧,正在酝酿一种拙劣的悬疑气氛。”(作者认为是指《群魔》中著名的一章。)这都是因那位老先生而起,他故意跟着纪念会主席团的七位委员,走到台上,还打算和他们一起在主席台上就座。大会主席盘算着还是不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厮打起来为好,便使了个招不让他坐下来。他堆起在公共场合下自会堆起的礼貌笑脸,悄悄对这个大胡子族长说,要是不放开斯拉夫斯基紧握的椅子背,就将他赶出会场。那张椅子已经被控制在斯拉夫斯基铁钳一般的手里,他表面上不动声色,手上一使劲,悄悄地从老头粗糙的手里夺了过来。老头不松手,但椅子已不在他掌控之中,他便没有座位可坐了。他四面看看,瞧见了台侧的钢琴凳,便沉着冷静地将它拉上台来。幕后的服务生伸手阻拦,只慢了不到一秒钟,没有拦住。老头将凳子放在离主席台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坐了下来,立马成了地位突出的一号人物。

此时主席团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又一次没有理睬他的存在。我们再说一遍,主席团格外关心的,是不起争执。再有一点,摆在油画底座旁边的八仙花半遮住了那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主席团乍一眼看不到他。说来不巧,那老先生对着台下,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只见他坐在不该他坐的座椅上(那东西不停地发出吱扭吱扭声,暗示着这响声有持续下去的倾向),打开了眼镜盒,像鱼一般往眼镜片上呵呵气,心平气和,舒坦自在,一颗沧桑头颅,一身破旧黑衣,一双两边带松紧的靴子,这模样既像俄罗斯穷酸的教授,也像俄罗斯有钱的殡葬工。

大会主席走到讲台前,准备进行他的开场发言。会场里响起絮絮低语声,此起彼伏,大家自然奇怪,那老头到底是谁呀。老头稳稳地戴上眼镜,双手放在膝盖上,侧目看看台上挂着的画像,然后转过头来,盯着台下前排仔细观瞧。台下回望过来,忍不住望望他亮闪闪的脑门,又望望画像上留着鬈发的脑袋。主席发言冗长,期间问长问短的低语声越来越多,有些人想象力丰富,展开了这样的思绪:可能有一位几乎是属于传说时代的诗人,后人只通过教科书才了解其人其诗,本是一个错误时代的产物,一个落入无知渔民网里的活化石,一个瑞普·凡·温克尔(2)式的人物,到年老昏聩之时亲身参加了纪念他早年辉煌的聚会。

“让佩罗夫这个名字,”主席结束发言时说道,“永远不要被俄国思想界忘记。丘特切夫说过,普希金将被我们的国家当作初恋永远记住。那么就佩罗夫而言,我们可以说他是俄罗斯自由的初次体验。在眼光肤浅之人看来,这种自由似乎仅仅反映在佩罗夫诗歌意象的无比繁杂上,这让艺术家着迷,民众却不以为然。可是我们呢,代表着比较清醒的一代,倾向于为我们自己破译其诗句中更深刻、更重要、更具人性、更有社会价值的意义,比如以下诗句:

当最后一场雪盖住了墓园围墙的阴影,

我家邻居那匹黑马的外衣

在敏捷的四月阳光下闪烁着敏捷的蓝光,

小水坑像一座座天堂,托在大地的黑色掌中,

这时我的心跳了出来,穿着破烂的外衣,

去看望穷人,看望盲人,看望愚笨的人,

弓身为了饱腹,辛勤劳苦,

所有这样的人,因忧愁或欲望呆滞了目光,

看不见雪中的洞,蓝色的马,神奇的水坑。”

他的话迎来一阵掌声,不过突然之间,掌声骤停,接着传来阵阵不和谐的笑声。原来主席发言余音未尽、正返回座位时,那个留着大胡子的陌生人站起身来,频频点头接受鼓掌,还伸出一只手笨拙地挥舞致意,脸上的表情既有合乎规矩的谢意,也有不耐烦的样子。斯拉夫斯基和另外两位工作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他架开,可是台下人群深处升起了喊叫声:“不要脸,不要脸!”“Astavte starika(把老人放开)!”

我在一种记述中发现这样的暗示:台下观众里有心怀叵测之人。但我认为,大众的同情心和报复心都是说来就来,这就足以说明台下是同情和报复轮番交替的。那老头又要应付架他的三个人,又要尽量保持行为举止不失体面,所以当那几个并不是真心要架他出去的人放手后,他重新坐上了刚才打斗时弄翻的钢琴凳,台下发出了满意的咕哝声。可是话说回来,这么一闹,大会的庄重气氛算是彻底被破坏了。观众中那些爱吵闹的年轻人开始尽情嬉闹。主席鼻孔抽得直哆嗦,给自己倒了一杯水。两个便衣特务从大厅里两处不同的据点警惕地互换眼色。

主席演讲之后,会计向大家报告收到捐款的账目。捐款来自各个机构和个人,为的是在郊区一个公园里建一座佩罗夫纪念碑。那老头不慌不忙地拿出一点纸头和一支又短又粗的铅笔,将纸头在膝盖上摊开,开始核对正在报告的数字。这时佩罗夫的姐姐的孙女出现了,在主席台上站了一会儿。大会组织者原来就对议程中的这一项颇感头疼,原因是这个要站到台上的人是个肥胖的年轻女人,凸眼睛,脸色苍白,眼下正在一家精神病院接受抑郁症治疗。她歪着嘴,穿着粉色病号服,对着观众亮了个相,然后被匆匆带了下去,交到她家里人委派的一个高大健壮的女人结实的手里。

叶尔马科夫当年是戏迷追捧的对象,用戏剧行话说,他是beau ténor(3)。当他开始以甜美的声音演绎《乔治亚之夜》中王子的演说时,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最热情的粉丝对那个老头的反应比对他的优美表演更感兴趣。只听他念到以下几句:

如果金属不朽,那么在某处

放着我遗失的闪亮纽扣

它在我第十七个生日那天遗失在花园之中。

请替我找到那颗纽扣,我的灵魂将得知

每个灵魂已得救,得到了珍藏。

这时老头沉着镇定之中第一次出现了闪失,他缓缓地打开一块大手帕,使劲地擤鼻涕——只听一声响,害得叶尔马科夫那化了浓妆、钻石般闪亮的眼睛像受惊小马驹一样斜瞪起来。

大手帕被放回外衣口袋里,又过了几秒钟,坐在第一排的人这才注意到老头眼镜下面流下泪来。他没有打算擦去泪水,尽管他的手往眼镜那儿伸了一两次,手指像爪子那样张开着。但眼泪又流了下来,好像他手这么一伸,就引得眼泪流下一般(这时朗诵也到了整个作品精要之所在)。朗诵结束后全场掌声雷动,但掌声激赏的肯定是老头听得老泪纵横,而非叶尔马科夫朗诵的作品。掌声渐渐稀落,老头站起来,大踏步走到台边上。

主席台没有拦住他的意思,原因有二。其一是主席被老头夺人眼球的表现激怒了,暂且退场,放话说不要管他。其二是这中间疑窦丛生,大会组织者中有些人开始不知所措。所以,当老头两肘往讲台上一支,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这就是名望。”他说道,声音沙哑,于是后排传来了喊声:“Gromche, gromche!”(“大声点,大声点!”)

“我在说这就是名望,”他重复道,犀利的目光翻过眼镜盯着观众,“多少无聊诗,都是荒唐言,一个人的名字受到纪念,好像他对人类有点用处似的!别这样,先生们,不要自欺欺人了。我们的帝国和我们国父沙皇的宝座依然耸立着,像被冰雪封冻的雷电那样坚不可破。半个世纪前,它误导一个年轻人写下反叛诗句,如今这个年轻人变成了遵纪守法的老人,受到正直民众的尊敬。一位老人,让我多说一句,一位需要你们保护的老人。我是环境的牺牲品:我流汗耕耘过的田地,我亲自喂养过的羔羊,我见过的金臂挥舞的小麦……”

就在此时,两个彪形大汉飞快地过来,毫不费力就把老头架走了。观众看见了老头被架出会场的一幕——他的外衣前襟往一边张开,胡子翘向另一边,一副手铐晃荡在他的手腕下,但眼神仍是那么威严、高傲。

第二天,当地的主要日报报道这一庆典时,对于破坏庆典的事件却只简单地用一句“令人遗憾之事”一笔带过。但声誉不好的《圣彼得纪事报》却与众不同。这是一家专搞骇人新闻的反动小报,由赫斯托夫兄弟编辑,维护中下层阶级和有幸成为半文盲的底层劳工的利益。它连连开火,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坚持认为那件“令人遗憾之事”不是别的,正是真正的佩罗夫再次现身。

与此同时,老头被一位非常富有但性情古怪的商人格罗莫夫接走了。格罗莫夫供养了一大批食客,都是些流浪的僧侣、江湖医生,还有些与集体迫害有关。《圣彼得纪事报》刊登了这个冒名顶替的骗子的访谈录,他在访谈录中说了些有关“革命党奴仆”的事情。他们骗走了他的身份证,抢了他的钱。据他讲,这些钱都是他从《佩罗夫全集》的出版商那里合法取得的。一位投在格罗莫夫门下的学者酒后失言,指出(不幸被他言中)那老头的五官特性和那幅画像极为相似。

有一则记述甚是详细,却令人难以置信。说他演了一场自杀戏,那是为了在圣俄罗斯的怀抱中过上基督徒的生活。他什么事都干过:贩过毒,捕过鸟,在伏尔加河上做过艄公,还因要求在偏远省份得到一块地而被打伤。我曾看过一本破旧不堪的小册子,书名叫《康斯坦丁·佩罗夫的死亡与复活》,过去都是由颤抖的乞丐在大街上叫卖的,一起出售的还有《萨德侯爵历险记》和《亚马逊人回忆录》。

不过在翻阅那些旧文档时,我最大的发现却是一张污点斑斑的照片,照的是那个大胡子骗子,高高站在还未完工的佩罗夫纪念碑的大理石底座上,纪念碑建在一个没有绿叶的公园里。照片上的他两臂交叉,站得笔直,头戴圆形皮帽,穿着新胶鞋,但没穿大衣。一小群他的支持者簇拥在他的脚下,一张张白色的小脸注视着镜头。那些眼睛长得很特别,如肚脐眼一般;表情也很特别,自鸣得意的样子,像旧时私刑队的照片。

那时的风气是流氓横行,保守分子当道(如此切合统治者的看法,不管沙皇名叫亚历山大、尼古拉斯还是乔),丑化佩罗夫就是种灾难,知识界很难忍受。佩罗夫是个单纯、热情、有革命理想的诗人,那形象是融化在他的诗行之中的,怎么能变成一个在漆过的猪圈里打滚的粗俗老头呢。可悲的一点是,格罗莫夫和赫斯托夫兄弟都不真正相信给他们提供乐趣的那个人是真正的佩罗夫,还有很多有教养的正派人被一种不可能的想法所困:他们所排斥的正是真理和正义。

最近公开了一封斯拉夫斯基写给科罗连科的信,信中写道:“不敢想象,一份前所未有的命运厚礼,可能被无情地忽略了,那就是昔日一位大诗人像拉撒路一般复活了——唉,我们甚至认为那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而所谓骗子的罪过仅仅是沉默了半个世纪,然后发表了一两分钟的胡言乱语。”信中措辞很含混,但主旨很清晰:俄国知识界不怕上当受骗,怕的是支持了一个丑陋的错误。但有些事情他们更加害怕,那就是理想的毁灭;因为你们激进得很,随时准备打翻世上的任何东西,但有些小玩意儿却是例外。这样的小玩意儿,不管多么可疑,多么无用,激进分子还是会出于某种原因供在神龛里的。

如今传言说,俄罗斯文学促进会有一回秘密开会,会上将那个老头不停地寄给学会的无数封出言不逊的信同诗人少年时代写下的一封很旧的信做了仔细对比。这封旧信是在一份私人档案中发现的,据说是佩罗夫唯一的真迹。有些学者仔细研究过信上已经淡去的墨水痕迹,认为此信是真的,别的人一概难辨其真伪。

更有传言说,人们筹了一大笔钱,送给了那老头,没有叫他那些下三滥伙伴知晓。好像是给他一笔可观的月俸,条件是他立刻回到他的乡下农庄,从此再不出山,来个体体面面的人间蒸发。也许他接受了条件,因为他真的突然消失了,如同当初突然出现一般。与此同时,格罗莫夫丢了他的宠物,为求安慰,找了一个有法国血统的江湖催眠术士,此人一两年后在宫廷里发了迹。

纪念碑如期揭幕,当地鸽子找到了个好去处。收集诗人作品出售的事,也到第四版中间悄无声息地收了场。最后,也就是一两年后,在佩罗夫出生的地方,当地最老的但不一定是最聪明的居民告诉一位女记者,说他记得他的父亲曾对他讲,在一片长满芦苇的河湾里发现过一具骷髅。

要不是发生了革命,这事也就了结了。革命一来,厚厚的沃土翻开了,带出小株植物白色的细根和淡紫色的肥胖小虫。要不是革命,这些小东西也就一直深埋土下。二十年代初,在那个昏暗、饥饿但又病态地活跃的城市,千奇百怪的文化机构涌现出来(比如有名气却一贫如洗的作家开书店卖自己的书等),动辄有人办个小小的佩罗夫博物馆,以此谋得一两个月的生计,这就引起了一次佩罗夫复活热。

办展览?什么都可以展出,除了一样东西(那封信)。一些二手材料在一个破旧的大厅里传递。舍列梅捷夫斯基画廊的那幅珍贵肖像(敞开的衣领处有一道裂口,暗示斩首之意),椭圆形的眼睛,棕色的发束;一卷破旧的《乔治亚之夜》,曾被认为是涅克拉索夫的作品;一张拍得不太好的照片,照的是一所乡村小学,建在诗人父亲当年拥有一座房子和一片果园的地方。还有博物馆里来过的某位观众落下的一只旧手套。三四种佩罗夫的作品,分布得颇有讲究,尽可能占据了最大的空间。

所有这些可怜的遗物仍然不足以组成美满的体系,所以几样有时代特征的物品加了进来,比如一位著名的激进评论家在他那洛可可风格的书房里穿过的睡衣,还有他在西伯利亚木头牢房里戴过的项链。可是问题仍然存在,不论是这些作品还是那个时代众多作家的肖像都不够分量,于是人们做了一个在俄国首次上路的火车模型(那是四十年代,在圣彼得堡和沙皇村之间运行),安放在那间阴冷屋子的正中央。

那个老头,现在早过了九十高龄,但讲话仍然口齿清楚,坐在马车里身板还相当挺直,有人来访,就领着四处参观,好像他是那里的主人,而非看门的。参观的人会觉得奇怪,转悠一会儿,他就领你进了下一个屋子(其实不是个屋子),到那里就请你用晚餐。但他的全部家当只有屏风后面的一个炉子和一条他睡觉的长凳。不过,门口摆着展销的书,你要是买上一本,他就会在书上亲笔签名,这已形成惯例了。

后来有一天早晨,给他送饭的女人发现他死在了他睡的长凳上。三家争吵不休的人暂时住进了博物馆,很快展品就一件也不剩了。就像是一只巨手从一大摞书中撕下了一大摞书页,发出了巨大的撕扯声;要么是某个轻浮的故事写手把虚构的小魔鬼装进了真理的容器,要么是……

不过没关系。无论如何,再过二十多年,俄罗斯也就与佩罗夫的诗歌完全失去联系了。年轻的苏维埃民众对他的作品几乎一无所知,如同他们不知道我的作品一样。毫无疑问,他得以重见天日、重受尊崇的时代肯定会到来,但现在人们还是禁不住觉得,在目前情况下,失去的也太多了点。人们还会疑惑,将来历史学家如何写那老头的事情,如何写他那非同寻常的争吵。不过,那自然都是非常次要的问题了。

(1) Sully Prudhomme(1839—1907),法国诗人,一九○一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2) Rip van Winkle,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Washing ton Irving,1783—1859)创作的著名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在深山中一觉睡了二十年,醒来时已是人世沧桑。

(3) 法语,美妙的男高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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