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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言相告-纳博科夫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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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言相告-纳博科夫短篇小说

婉言相告

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明茨是个流亡的老寡妇,总是穿身黑衣服。前一天她的独生子死了,至今她还不知道。

一九三五年三月的一天,雨后清晨,柏林地平线上楼房的倒影相互辉映——杂色的锯齿形楼房和平房混在一起。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的老朋友切莫比尔斯基夫妇早上七点左右收到来自巴黎的电报,两小时后一封航空信也到了。米沙干活的那个工厂的厂长说可怜的年轻人从楼顶掉进了电梯井,痛苦地撑了四十分钟:人虽然昏过去了,可还是不断地发出可怕的呻吟,直到最后一刻。

这时候,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也起床了,穿好衣服,瘦瘦的肩膀上交叉着围上一条黑色的羊毛披肩,到厨房煮了些咖啡。她煮的咖啡香气扑鼻,味道纯正,和她口中“又小气,又没文化的野兽”女房东多克托尔·施瓦茨太太相比时,她常引以为傲。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已经整整一个星期不和房东太太讲话了,这也不是她们第一次吵架。不过,她跟朋友们说起来时,总说自己无意搬走,理由嘛也很多,一条一条的,不嫌啰嗦。要是决定和谁断绝关系,她占有一个明显的优势;只要关上那个像黑色小拎包一样的便携式助听器就行了。

她提着咖啡壶走过门厅准备回房时发现地上有张明信片,是邮递员从门上的投信缝隙塞进来的。明信片是儿子寄来的。切莫比尔斯基夫妇通过更先进的通讯方式知道了米沙的死讯,其结果便是她现在读到的这几行字(实际上不是她儿子写来的)。她的房间很大,但不舒适,她一手提着咖啡壶,站在门槛上读。知道内情的人见此情景,会觉得这几行字犹如陨落之星尚存的余光。明信片上写道:亲爱的穆力克(她儿子从小对她的昵称),我一直拼命工作,晚上滑了一跤,哪儿都去不成了。

两条街之外,一所同样塞满异国杂物的奇怪公寓里,切莫比尔斯基今天没有下楼,正从一个房间踱到另一个房间。他长得又肥又壮,秃顶,浓眉毛弯弯的,嘴却很小。他穿着一套深色西装,但没有戴硬领(硬领和打在硬领上的领带像个牛轭一样挂在餐厅里的一个椅背上)。他一边走,一边无奈地摆手,说:“该怎么告诉她呢?说了她非哭不可,那该想点什么办法呢?上帝,真不幸啊。她肯定受不了的。她那可怜的心脏啊,会爆裂的。”

他的妻子抽着烟,边哭边挠她白发稀疏的头,分别打电话给利普什泰恩夫妇,列诺什卡,奥尔尚斯基医生——但就是下不了决心自己先到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家去。他们家的房客是位女钢琴家,胸部丰满,戴着夹鼻眼镜,富有同情心,经验也丰富,建议切莫比尔斯基夫妇先别急着告知实情——“这个打击她反正受不住,不如晚点说吧。”

“可是话说回来,”切莫比尔斯基歇斯底里地叫道,“这事也不能往后推啊!明摆着不能往后推!她是做母亲的,会想到去巴黎看看——这谁说得准呢?我说不准——要么她想让儿子回家休养。可怜的米沙,可怜的孩子啊,还不到三十岁,好日子正等着他呢。想想这工作还是我帮他找的呢,想想啊,要是他没去那倒霉的巴黎……”

“好了,好了,鲍里斯·利沃维奇,”女房客冷静地说,“谁能料到呢?和你又有什么关系呢?你的想法真是可笑。总而言之,我必须顺便说说,我还不清楚他是怎么摔下去的。你们清楚吗?”

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喝完咖啡就去厨房冲洗杯子(根本不管施瓦茨太太在不在),然后挎上黑网兜,提上手提包,打着伞出门了。雨淅淅沥沥下了一阵就停了。她收起伞,继续沿着闪着水光的人行道走。她身子仍然挺得笔直,两条细腿上穿着黑色长袜,左腿上的袜子褪下去了一点。可以看出,她的脚不成比例,有点大,走起路来有点拖拉,脚指头也露出来了。不戴助听器的话,她就是个彻底的聋子。就是戴上,耳朵也很背。小镇的嘈杂声对她而言就是她血液的流动声。在这样已成习惯的背景中,周围的世界与她相安无事——行人是橡胶人,狗是毛绒狗,电车寂静无声——飘在头顶上的轻盈无比的浮云,好像零星透出点点蓝色。她在这一片寂静中行走,面无表情,但整体来说还是满意的:穿着黑衣,受着耳聋的迷惑和限制,东西嘛有眼睛盯着,事情嘛,心里各色各样都想着。她现在在想,明天,是个假日,可能有人来访。她应该买点上次买的粉色烤饼和俄罗斯小店里的marmelad(加了糖的水果布丁)。还有那间面饼小店,那里买的东西样样新鲜,不妨去买个十来种。一个戴圆顶硬礼帽的高个子男人朝她走来,她觉得此人好像来自远方(事实上也相当远),更为可怕的是,他长得像艾达的第一任丈夫弗拉基米尔·马尔科维奇·维尔纳。他因心脏衰竭,孤零零死在了卧铺车厢里,好悲惨。路过钟表铺时,她记起来该把米沙的手表拿回来。表是米沙在巴黎摔坏的,通过okaziya(即有人到那个方向去旅行,顺便托他带去)带给她。她走进了钟表铺,悄无声息,小心着没有擦碰到任何东西。钟摆晃动,各晃各的,各走各的时间。她从大一点的普通手袋里拿出了个钱包模样的小东西,急急地戴上,从前做这么快的动作还不好意思。钟表商熟悉的声音远远传来——起初很响——接着消失了,然后冲到她跟前猛响起来:“Freitag(1)……Freitag——”

“好了,我听见了,下个星期五。”

一离开钟表铺,她又让自己与世隔绝起来。她带有黄斑的衰老眼睛(虹膜的颜色好像消失了)又一次显得安详平静,甚至露出快乐的神色。她沿着街道走,这些街道自她逃离俄罗斯后六年来已经非常熟悉了。不但熟悉,而且也爱逛,就像爱逛莫斯科和哈尔科夫(2)的大街一样。她一路走一路随意观看,将赞许的目光投向孩子、小狗。走了一会儿后,早春空气令人发困,她边走边打哈欠。身边走过一个极其不幸的人,长着一个不幸的鼻子,戴着一顶很旧的软毡帽。这是她众多朋友的朋友之一,朋友经常提到他。他的情况她现在全都了解——患有糖尿病,有个精神错乱的女儿,女婿品行恶劣。她走到一个水果摊跟前(去年春天发现的),买了一串极好的香蕉,之后就在杂货店排队,等了很长时间。有个女人来得比她晚,却挤到她前面,比她先到柜台,她两眼一刻也没离开过这个无耻女人的身影。突然前边的那个身影像把胡桃钳般打开了,后边的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也采取了必要的手段。在面饼店里,她仔细挑选面饼,身子前倾,像个小女孩儿一样紧绷着踮起的脚尖。她来回走动时不敢伸直指头——原来,黑羊毛手套上破了个洞。她出了门,隔壁店里在卖男式衬衣,引起了她的兴趣,刚要进去,突然胳膊肘被舒夫太太一把抓住。舒夫太太开朗活泼,妆化得有点过头。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正往店里观瞧,一见舒夫太太拉她,便迅速地调整好她的复杂机器。这时候世界才变得有声了,于是她朝朋友投去欢迎的微笑。只听见又是吵闹声,又是风声。舒夫太太俯身用力,红嘴唇都噘歪了,对准那个黑色助听器,要把她的声音直接灌入:“巴黎——有——消息吗?”

“有啊,经常有,”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轻声说道,又加了一句,“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为什么总是不给我打电话?”好心的舒夫太太尖声喊着回答,那声音刺得欧金尼娅眼里闪出痛苦的神色。

她们别过,舒夫太太到现在什么情况都不知晓,回了家。她丈夫此时还在办公室,切莫比尔斯基正在给他打电话,他边听边说“难,难”,紧贴着电话听筒的头一个劲地摇。

“我妻子已经去她那里了,”切莫比尔斯基说,“我也马上过去。如果我知道怎么开口,杀了我也行。不过我妻子毕竟是个女人,她也许总有办法先铺个路。”

舒夫建议写几个纸条给她看,从轻说到重:“病了。”“病得厉害。”“病得很厉害。”

“难,我也这么想过,恐怕无济于事。大难啊,是吧?年轻,健康,前途无量。想想吧,他那份工作还是我给他找的,是我帮助他谋得生计!什么?唉,我完全理解,但一想这些我就要疯了。好吧,我们不见不散。”

他又气又恼,呲着牙,胖脸往后一仰,总算把领子扣上了。出门时叹了口气。他已经拐进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住的那条街道,忽然看见她就在前面走,平静而又自信,手里提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买好的东西。切莫比尔斯基不敢追上她,只好放慢脚步。上帝保佑,别让她回头看!那双走得踏实的脚,那道窄窄的脊背,没起一点点疑心啊。唉,知道了那脊背就再也直不起来了!

她上了台阶才发现了他。切莫比尔斯基见她没有戴助听器,也就没有说话。

“哎呀,你来真是太好了,鲍里斯·利沃维奇。别,别麻烦了——我都提了一路了,还怕提不上台阶。要愿意就先替我拿着伞,我好开门。”

他们进了门,切莫比尔斯基太太和热心的女钢琴家先来了,已经等了好长一阵。煎熬就要开始了。

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喜欢朋友们来访,朋友们也经常登门,因此这一回她没有理由觉得意外。她只觉得高兴,赶紧热情地忙活起来。她这边忙忙,那边忙忙,行动说变就变(她心里闪过的念头就是留大家吃午饭),这样大家发现很难拢回她的注意力。最后,钢琴家在过道里拉住了她的披肩一角,大家听见钢琴家大声冲她喊,说没有人会留下来吃午饭。于是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拿出水果刀,在一个小玻璃瓶里放了些烤饼,在另一个里面放了些糖果……大家硬拉着她坐下。切莫比尔斯基夫妇、他们家的房客,还有一个不知道怎么赶在这个时候出现的奥西波夫小姐——小巧身材,几乎就是一个侏儒,大家也都围着椭圆形的桌子坐下来。这么一来,就成了个阵形,至少不显得乱了。

“看在上帝的分上,鲍里斯,开始吧。”他妻子恳求道。她没有敢看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后者已经注意到周围人的脸色,开始比较仔细地观察起来。不过切莫比尔斯基太太那句亲切、悲伤、全无防备的话一出口,她倒没有打断她。

“Nu,chto ya mogul!(唉,我能说什么呀!)”切莫比尔斯基叫道,猛地站起来,绕着屋子打转。

门铃响了,房东太太穿着她最好的衣服,神情凝重地开门,请进来艾达和艾达的姐姐。她俩脸色白得可怕,显得非常关切。

“她还不知道。”切莫比尔斯基告诉她们。说话间他解开了三个外套纽扣,随即又一个个扣上。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眉头一皱,但嘴边依然露着微笑,抚着新到客人的手,重新坐下,热情地转动她的小小设备。助听器就放在她眼前的桌布上,一会儿朝着这个客人,一会儿又朝向那个客人,可是声音斜着传过来,听不真切。突然,舒夫夫妇走了进来,接着又进来了瘸子利普什泰恩和他母亲,后面还有奥尔尚斯基夫妇、列诺什卡,还有(纯属偶然)上了年纪的汤姆金太太——大家都互相说着话,不过小心不让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听见,其实大家已经分成几个组把她围在了中间,一个个严肃紧张。有的人已经走到了窗子边,发抖,喘气。奥尔尚斯基医生就挨着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坐在桌边,聚精会神地把玩着一个烤饼,又和另一个配起来,就像玩骨牌一样。欧金尼娅·伊萨科夫娜的笑容这时消失了,换成了怨恨一般的神色,继续把助听器伸向客人——躲到远处屋角抽泣的切莫比尔斯基咆哮道:“还解释什么——死了,死了,死了!”可是她已经不敢往他那边看了。

(1) 德语,星期五。

(2) Kharkov,乌克兰哈尔科夫州首府,乌克兰第二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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