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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奥纳多-纳博科夫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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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奥纳多-纳博科夫短篇小说

列奥纳多

好多物体受到召唤聚集起来,从不同的地方慢慢聚拢。要做到这一点,有些物体不仅要越过空间上的距离,也要越过时间上的距离。你会觉得奇怪,哪一个流浪者对付起来更麻烦呢,这一个还是那一个?也就是说,是这棵曾经长在附近、很久以前被砍倒了的年轻白杨树呢,还是那个与众不同的院子?这个院子如今还在,不过所处的地点离这里很远很远了。请快点决定吧。

那棵长着卵形树叶的小白杨来了,四月的青绿嫩芽在它全身冒了尖。它依照吩咐站好了位置,也就是说,站在了那堵高砖墙旁边,墙是从另一个城市整体搬进院子的。墙对面是一幢阴暗肮脏的经济公寓房,阳台造得小里小气,像从桌子里拉出来的一个个抽屉一般。其他的小景致分布在院子里:一个桶,又一个桶,树叶投下的稀疏阴影,一个水缸一类的东西,还有一个石头十字架,立在墙脚下。所有这些现在只简单勾画一下,还会增添很多细节,并进行最后的加工。不过两个活人——古斯塔夫和他兄弟安东——已经出来站在他家的小阳台上了,他们面前滚来了一辆小小手推车,上面架着一个手提箱,一堆书,推车人是新来的房客罗曼托夫斯基,走进了院子。

从院子里看过去,尤其是在晴朗的天气里,房子里的房间个个好像漆黑一片(黑夜总是和我们在一起,在这儿或是那儿。在房间里面,二十四小时中的一部分是黑夜;在房间外面,二十四小时的另一部分是黑夜)。罗曼托夫斯基抬眼看看打开的黑洞洞的窗户,又看看小阳台上瞪着青蛙般的眼睛看他的那两个人,把自己的行李扛在肩上——朝前打了个趔趄,仿佛有人在他后脑勺上敲了一下似的——一头扎进了门厅。还在阳光下的东西有:放着书的手推车,一个桶,另一个桶,在阳光下烁烁发亮的年轻白杨树,砖墙上用沥青写的几个大字:投票选举(选谁就看不清了)。估计那是那兄弟俩在大选之前草草写上去的。

这就是我们如今安排世界的方式:人人都要流汗,人人都要吃饭。会有工作的,会填饱肚皮的,会有一个干净、温暖、阳光灿烂的……

(罗曼托夫斯基成了隔壁屋里的房客。那间屋子比他们的屋子还要简陋。不过他在床底下发现了一个橡皮娃娃。他由此得出结论:前任房客一定是个有家室的男人。)

尽管世界还没有最终全部转化成固态的物质,还保留着各式各样具有模糊和神圣性质的区域,但这一对兄弟觉得生活很舒适,也很有自信。哥哥古斯塔夫干着一份搬运家具的工作,弟弟碰巧暂时失业,不过尚未灰心丧气。古斯塔夫脸色相当红润,细眉倒竖,肩宽体阔,像个碗橱,老穿着一件灰色的粗羊毛套头衫。他粗胳膊的肘关节处系着松紧带,固定住衬衫的袖子,这样手腕处显得干净利落。安东的脸长满麻子,八字胡修剪成一个黑黑的梯形,瘦长的身上穿着一件深红色毛衣。不过他俩一起支着胳膊肘靠在阳台栏杆上时,他们的后背简直一模一样。都显得肩宽腰阔,颇有派头,穿着一样的花格布裤子,紧紧包住突出的臀部。

再说一遍:这个世界要流汗,也要吃饱饭。游手好闲的人、寄生虫和音乐家不受欢迎。一个人只要心脏在供血,这个人就要生活,见鬼!古斯塔夫到现在已经攒了两年的钱了,为的是娶安娜,买一个餐具柜,买一块地毯。

她隔一晚来一次,是个胳膊浑圆的丰满女人,宽鼻梁上长着雀斑,眼睛下面有一道铅灰色的阴影,牙齿缝很大,有一颗还拔掉了。兄弟俩和她总是痛饮啤酒。她习惯把两条光胳膊垫到脖子后面,露出胳肢窝里汗津津的红毛。她往后一仰头,嘴大大张开,旁人就能看见她的整个下腭和舌根,好像煮熟的鸡屁股一般。兄弟俩都很喜欢变着法子让她开心,为逗她乐不遗余力。

白天哥哥去上班,安东就坐在一家相熟的酒吧里,要么躺在运河岸边凉爽却仍然碧绿的草地上,在蒲公英丛中四肢大展,羡慕地望着快活的乡下人往船上装煤,要么傻乎乎地静观空荡荡诱人入睡的蓝天。不过没过多久,兄弟俩平稳顺当的生活就遇上了些障碍。

从他推着手推车走进院子的那一时刻起,罗曼托夫斯基就在兄弟俩心中激起了一种既恼火又好奇的复杂感觉。他们看人从不走眼,凭这一点他们意识到来了个与众不同的人。一般情况下,随便看一眼也看不出罗曼托夫斯基身上有什么特殊之处,不过这兄弟俩偏偏就看出了。比如说,他走路的姿势就很特别:每一步都要用一种特别的姿势轻快地踮一下脚尖,走得也很快,健步如飞,好像一脚踩下去这么简单的动作就能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越过平常人的头顶,发现什么不平常的东西。他是那种所谓的“流线型”,很瘦,白脸,尖鼻子,一双眼睛极不安分。他双排扣外套的袖子太短,致使他的长手腕露出半截,露得荒唐可笑,惹人厌(就好像在说:“我们露出来了,现在该怎么办?”)。他出门回家没个准点。开头几天的一天上午,安东看见他在一个书摊旁:他在问价钱,要么是已经买下了什么书,因为小摊主麻利地把一本落满灰尘的书在另一本上磕了几下,然后拿着两本书去了书摊后面的隐蔽角落。还注意到其他奇怪之处:他的灯几乎亮个通宵;他不与人交往,怪得很。

我们听见安东的声音:“那位高雅的绅士在摆谱呢。咱们应该更仔细地观察观察他。”

“我去把烟斗卖给他。”古斯塔夫说。

烟斗来历不明。是安娜有一天带来的,但兄弟俩只认小雪茄。一个很贵的烟斗,还没有被熏黑。烟斗柄里插着一根小钢管,另外还配着一个羊皮烟斗套。

“是谁呀?有什么事?”罗曼托夫斯基隔着门问。

“隔壁的,隔壁的。”古斯塔夫用低沉的声音回答。

两位隔壁邻居进了屋,贪婪地四处张望。饭桌上堆着一摞参差不齐的书,旁边放着半截吃剩的腊肠。其中一本书打开着,那一页上是一幅千帆竞发的画,画面的一角上飞着一个鼓腮的婴儿。

“咱们认识一下,”兄弟俩声音低沉地说,“大家可以说紧挨着住在一起,可不知怎么的就是见不着面。”

五斗橱的顶上放着一个酒精炉和一个橘子。

“幸会。”罗曼托夫斯基轻声说。他坐在床边,低头去系鞋带,额头上的青筋胀得通红。

“你刚才休息了,”古斯塔夫客气地说,但不带好意,“我们来得不是时候?”

这位房客居然一个字也没回答,倒是突然站起身来,转向窗子,举起一根手指,僵住不动了。

兄弟俩看看窗子,没发现任何反常现象。窗框里有一片云,有白杨树的树尖,还有部分砖墙。

“怎么,你们难道什么都没看见吗?”罗曼托夫斯基说。

红毛衣和灰套衫一起走到窗前,实际上还探出身去,两人变成一对一模一样的双胞胎了。什么都没有。两个人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劲,非常不对劲!他们转过身来。他站在五斗橱旁边,神情很怪。

“我肯定是看错了,”罗曼托夫斯基说,眼睛并不看他们,“刚才好像有个东西飞了过去。我曾经见过一架飞机掉下来。”

“是有这种事。”古斯塔夫表示同意,“听着,我们来是有点事。你想买这东西吗?崭新的。还有个很不错的套。”

“套?是个套吗?只是,你们要知道,我很少吸烟。”

“那不要紧,你以后会越吸越勤的。我们便宜卖,三马克五十芬尼。”

“三马克五十芬尼。明白了。”

他用指尖摸着烟斗,咬住下嘴唇思索。他的眼睛其实没有看烟斗,而是在转来转去。

与此同时,兄弟俩开始膨胀,越胀越大,充满了整个房间,整个公寓,然后胀到楼外去了。和他们相比,那棵年轻的白杨树这时就和一棵染色棉絮做成的玩具树那么小,放在圆形的绿色支架上摇摇晃晃很不稳当。这栋公寓房也变成了一个玩具房,一个落满灰尘的胶纸板做成的东西,还到不了兄弟俩的膝盖那么高。他们无比巨大,专横地散发着汗味和啤酒气味,声音粗壮,言谈愚蠢,头脑里换成了渣滓废物。他们造出可耻的恐怖气氛,令人不寒而栗。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推我。求求你们,别来我这里了吧。我没碰你,那么你也别碰我。我让步,只求别来我这里了。

“好吧,可我零钱不够,”罗曼托夫斯基低声说,“要是你能找我六马克五十芬尼……”

他们找了他六马克五十芬尼,呲牙咧嘴笑着走了。古斯塔夫对着灯光检查了一下那张十马克的纸币,收起来放进了一个铁皮钱盒。

然而他们还是没有让他们的隔壁邻居得到安宁。他们已经认识了他,只觉得更气恼,这个人还是和以前一样难以接近,这气得他们发疯。他躲着不和他们打照面,他们非得埋伏起来,设好圈套,才能飞快地瞧一下他躲躲闪闪的眼睛。安东已经发现了罗曼托夫斯基的灯整夜亮着,就再也不能听之任之了。他光着脚溜到他的门口(门底下露出一缕细细的金色光线),敲了敲门。

罗曼托夫斯基没有应声。

“睡吧,睡吧。”安东一边说,一边用手掌拍门。

灯光从门上的小裂缝里不声不响地露出来。安东摇摇门把手,细细的金色光线断了。

从此以后,兄弟俩(尤其是安东,幸亏他没有工作)针对他们邻居的失眠症建立了监视机制。可是敌人很机敏,耳朵极好使。不管走到他门口的脚步有多轻,他的灯都会立刻熄灭,就好像从来没有亮过似的。只有在冰冷的过道里屏住呼吸站上好久,才有希望看见那敏感的灯光再亮起来。甲虫就是这样晕过去又醒过来的。

结果侦察工作变得极其耗人。有一次兄弟俩总算在楼梯上碰见了罗曼托夫斯基,挤住了他。

“就当晚上读书是我的习惯,这又关你们什么事呢?请让我过去。”

他转身要走时,古斯塔夫开玩笑地把他的帽子撞掉。罗曼托夫斯基没说一个字,捡起了帽子。

几天以后,兄弟俩傍晚时分找了个机会堵住了他——他去厕所回来,没有很快地回房间。他们只有两人,却设法将他围住。他们邀请他去他们房间。

“去了有啤酒。”古斯塔夫一挤眼说道。

他想拒绝。

“走吧!”兄弟俩叫道。他们抓住他的胳膊,推着他下了楼梯(抓住他的时候,他们能感觉到他有多瘦——肩膀以下那么单薄,那么虚弱,真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哈,狠狠捏他一把,让他的骨头嘎吱作响;哈,手痒痒管不住,让我们至少边走边戳他一下,就一下,轻轻地……)。

“你们把我戳疼了,”罗曼托夫斯基说,“放开我,我自己会走。”

屋里果然有啤酒,有古斯塔夫未婚妻的大嘴,还有好浓的味道。他们试图灌醉他。他的上衣没有衣领,突出的喉结没有任何遮挡,下方扣着一个铜纽扣。他的脸又长又白,眼睫毛抖抖索索,坐姿也很复杂,腰弯得如叠起来一般,身子突了出来。等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时,身子就像一根弹簧伸直了。可是他们逼着他重新弯腰坐下,而且这一次,在他们的建议下,安娜坐到了他的膝头上。他不停地斜眼打量她的脚背,那脚紧紧地束在鞋里,脚面鼓了起来。他很气愤,尽量隐忍不发,不敢甩开这个赖在他膝头的红头发女人。

有过短暂的一瞬间,他们觉得已经制服了他,他变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事实上古斯塔夫说了:“你明白了吧,你瞧不起我们那是你犯傻。你一声不吭的样子我们一见就来气。你一晚上不睡觉都在看些什么呀?”

“看很老很老的故事。”罗曼托夫斯基回答,那声调让兄弟俩突然觉得好没意思。一旦没意思了,好不烦闷,糟糕透顶。可是喝下的酒阻止了风暴的发作,不但没发作,反而把眼皮都拉了下来。安娜从罗曼托夫斯基的膝头溜下来,昏昏欲睡的屁股刷过桌子。空酒瓶子像保龄球的木柱那样摇摇摆摆,有一个倒下了。两兄弟又是弯腰,又是摇晃,打着哈欠,困得泪眼迷离,还不忘打量他们的客人。只见他晃晃悠悠,红光四射,身子舒展开来,又变细了,最后渐渐消失了。

这么下去不行。他毒化了老实人的生活。对了,他极有可能月底就搬走了——完完整整,毫发未损,没有被打垮,仍然高傲地昂首阔步。知道他走路喘气与众不同还不够,麻烦的是我们摸不清究竟不同在何处,不能像逮兔子那样揪住兔子的耳朵尖把兔子拉出来。凡是摸不着、测不准、数不清的东西,都可恨!

一系列的小折磨开始了。星期一,他们设法在他的床单上撒满了土豆粉,这东西据说可以引起发疯般的奇痒。星期二,他们埋伏在他们住的这条街道的拐角处等他(他贴胸抱着一大堆书),非常巧妙地挤了他一下,结果他抱的那些书掉进了他们事先挖好的水坑里。星期三,他们在坐便器上刷了一层木工用的胶水。到星期四,兄弟俩绞尽脑汁想不出新招了。

他什么也没说,任何话都没说。星期五,他快步如飞在院子门口赶上了安东,递给他一本带插图的周刊——也许你愿意看看这东西?这份出乎意料的客气让兄弟俩感到迷惑,同时也让他们的怒火烧得更旺了。

古斯塔夫命令他的未婚妻去撩拨罗曼托夫斯基,这会创造一个向他找碴的机会。你要踢球,总会不自觉地让它先滚动起来。爱闹着玩的动物也总是喜欢一个活动的目标。安娜奶白色的皮肤上满是虫子一般颜色的雀斑,浅色眼睛里毫无表情,牙齿之间的湿齿龈宛如突起的海岬,这些都无疑令罗曼托夫斯基深为反感,但他还是觉得把厌恶之情隐藏起来为妙,怕的是看不起安娜会激怒她的情人。

他一周看一次电影,一贯如此,那么他就星期六带上她一起去,希望这么厚待她总可以了吧。他没注意到那两兄弟戴着新帽子,穿着橘红色的鞋,偷偷地跟在他们后头,小心地拉开一段距离。在那些颇为可疑的街道上,在蒙蒙的暮色中,有几百个和他们一样的人,但罗曼托夫斯基只有一个。

在细长的小电影院里,夜开始闪烁,一个人工造出的月夜。兄弟俩偷偷摸摸地溜了进来,坐在后排。他们感觉到罗曼托夫斯基就坐在前面什么地方,黑乎乎看不真切,但他在,他们就开心。在去电影院的路上,安娜没能从她这个合不来的伙伴身上探出任何秘密,也不大明白古斯塔夫到底想知道些什么情况。走着走着,一瞅他那瘦身影,还有他那副愁容,她就不由得想打哈欠。不过电影一开始,她就不再想他的情况了,把一侧没有真情的肩膀靠在他身上。幽灵用喇叭一样的声调在新发明的有声银幕上交谈。男爵品了一口酒,小心地把杯子放下——那声音就像丢下一颗炸弹似的。

过了一会儿,侦探们开始跟踪男爵。谁会看出他是个高明的骗子呢?他们穷追不舍,几近疯狂。汽车雷鸣一般飞速驶过。在一家夜总会里,他们用酒瓶、椅子、桌子大打出手。一位母亲把一个可爱的孩子放到床上。

电影演完了,罗曼托夫斯基跟着安娜走进清冷的夜幕中,步履有点蹒跚。安娜感叹道:“啊,真是太美妙了!”

他清清嗓子,顿了一下才说:“咱们不要太夸张了。在现实生活里,所有的情形都要平淡得多。”

“你才平淡呢。”她不高兴地反驳。过了一会儿,她又想起电影中那个漂亮的孩子,就轻轻笑起来。

在他们身后,那两兄弟一路悄悄跟了过来,保持着和先前一样的距离。两人都很阴郁,两人都在用阴郁的暴力给自己打气。安东阴郁地说:“这样做总归不对——和别人的新娘子一起出来散步。”

“尤其是在星期六晚上。”古斯塔夫说。

一个过路人走了过来,跟他俩并排而行,碰巧往他们脸上看了一眼——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

夜风沿着树篱吹得垃圾沙沙作响。这是柏林一个昏暗荒凉的区域。路左边,运河上方,远远闪烁着稀疏的灯光。右边是一片片空地,几座匆匆显出剪影的房子又变得昏黑一片。过了一会儿,两兄弟加快了步伐。

“我妈和我妹妹住在乡下,”在天鹅绒般的夜色里,安娜柔声细语地对他说,“我想等我一结婚,就和他一起去看她们。去年夏天我妹妹……”

罗曼托夫斯基突然扭头朝后看。

“……赢了一张彩票。”安娜继续说,也机械地回头看。

古斯塔夫吹了一声响亮的口哨。

“原来是他们!”安娜叫道,高兴地笑起来,“哈,这两个坏小子!”

“晚上好,晚上好,”古斯塔夫喘着气匆匆说道,“你这头笨驴,在这儿和我女朋友干吗呢?”

“我没有干什么。我们刚才……”

“说眼下吧。”安东说着往回一收肘,朝罗曼托夫斯基软肋处一击,打得干净利落。

“请不要动手。你完全清楚……”

“伙计们,别惹他吧。”安娜轻轻地嗤笑着。

“必须教训教训他。”古斯塔夫说。他摩拳擦掌,预感到他将学着他兄弟的样子,摸摸那些软骨组织和那脆弱的脊梁骨,不由得异常兴奋。

“顺便说说,有一天我遇到一件好玩的事。”罗曼托夫斯基开始讲话,而且讲得很快,但是才说到这儿,古斯塔夫巨大的指关节并拢起来直捣他的肋下,引起根本无法描述的疼痛。罗曼托夫斯基连连倒退,脚下一滑,差点摔倒:假如摔倒了,那就意味着当场死亡。

“让他走吧。”安娜说。

他转过身,捂着肋部,沿着沙沙作响的昏暗树篱走开了。兄弟俩跟在后面,几乎踩着他的脚后跟。古斯塔夫在杀戮欲的折磨中沉重地走着,这种心情随时都会转化成凶猛的扑击。

前方很远处,一丝闪烁的亮光向他预示着平安。那光亮意味着一条有路灯的街道。虽然看见的也许只是一盏孤灯,但是它的光划破了黑暗,仿佛盛大的节日焰火一般。那是一个光明的极乐地带,到处都是得救的人。他明白他现在要是跑起来,到那儿人也就不行了,他现在的状况是不能很快到达那里的。他应该默默地、稳稳地走,这样还有望走过这一段路。路上不要出声,尽量不要把手紧按在他疼得发烧的肋骨上。于是他大步前进,迈着平时那样的轻快步子。他这样走路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在有意为之,为了嘲笑没有飞跑的人,兴许在下一刻他就飞奔而去了。

安娜的声音:“古斯塔夫,别跟他纠缠了。你很清楚,再纠缠下去你会停不住的。记得你有一次是怎么纠缠那个砌砖工的吧。”

“收起你的舌头,老婊子,不用你教训他该怎么做。”(这是安东的声音。)

终于到了有光的地方——可以看清一棵栗子树的枝叶,一根好像是贴海报的石柱,更远一些,靠左边,有一座桥——那缕望眼欲穿、气喘吁吁期待着的亮光,终于,终于,不是十分遥远了……不过还是不能跑。尽管他明白一跑就会犯致命的错误,可是突然之间,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飞跑起来,呜咽着冲向前去。

他跑着跑着,好像开心地大笑起来。古斯塔夫猛跳两步,撵上了他。两个人都倒下了,只听见激烈的打斗声和撕扯声中还有一种特别的声音——平滑、湿润,一次,又一次,直至刀柄——接下来安娜手里提着她的帽子,一眨眼飞也似的跑进黑暗中去了。

古斯塔夫站起身来。罗曼托夫斯基躺在地上,用波兰语说着什么。他的声音突然中断了。

“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古斯塔夫说,“我刺了他一刀。”

“把刀拔出来,”安东说,“从他身上拔出来。”

“我拔出来了,”古斯塔夫说,“上帝,多狠的一刀。”

他们匆匆跑了,但没有朝亮光跑,而是从那几块昏暗的空地穿了过去。从公墓旁边绕过去后,来到一个偏僻的小巷,交换一下目光,放慢脚步,恢复了正常的速度。

一到家他们立刻就睡了。安东梦见他坐在草地上,看着一艘船漂了过去。古斯塔夫什么也没梦见。

第二天一大早,警察来了。他们检查了被害人的房间,简短地问了安东几句话,他已经从屋里出来站在过道里。古斯塔夫睡着没起来,吃得饱,睡得好,他的脸色就像威斯特伐利亚火腿般红润,和他发白的蹙眉形成鲜明对照。

一会儿后,警察走了,安东回来了。他高兴得异乎寻常,笑得噎住了,两只膝盖直晃悠,用一只拳头不出声地砸手掌。

“太有意思了!”他说,“你知道那家伙是什么人吗?一个列奥纳多!”

在他们的行话里,列奥纳多(源自那位大画家(1)的名字)就是指假币制造者。安东讲了他设法探听出来的情况:那家伙看来属于一个黑帮团伙,刚刚从监狱出来。入狱之前,他一直在设计假钞:那么毫无疑问,是一个同伙刺死了他。

古斯塔夫也笑得发抖,不过他的表情突然变了。

“他把他的假币塞给我们了,这个混蛋!”古斯塔夫叫起来,光着身子跑到放钱盒的衣橱旁边。

“没关系,我们可以再转手给别人,”他兄弟说,“外行看不出差别来。”

“对,可他还是个大混蛋!”古斯塔夫翻来覆去地说。

我可怜的罗曼托夫斯基!我本来和他们一样,相信你的确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我本来相信,让我坦白相告吧,你是一个出色的诗人,被贫穷所迫,住在这么一个险恶的地区。我本来根据一些有力的迹象,相信每天夜里,你要么在推敲一行诗句,要么在酝酿一个逐渐成熟的想法,以此庆祝对那兄弟二人不可争辩的胜利。我可怜的罗曼托夫斯基!现在一切全完了。唉,我召集起来的物体也都散去了。年轻的白杨树暗淡下来,离开了——返回了它原来的地方。那堵砖墙融化了。公寓楼把它的小阳台一个个拉了进去,然后转过身,飘走了。每一样东西都飘走了。和谐与意义消失了。缤纷世界,一片虚无,又让我烦恼起来。

(1) 即列奥纳多·达·芬奇。参见书末《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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