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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对嘴-纳博科夫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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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对嘴-纳博科夫短篇小说

嘴对嘴

小提琴仍在呜咽着演奏,倒像是一曲激情与爱的赞歌,但伊琳娜和深深被打动了的多利宁已快步移向出口。春天的夜晚吸引着他们,弥漫在他们之间的神秘气息吸引着他们。两颗心宛如同一颗心在跳动。

“把你衣帽间的票给我。”多利宁说。(删去)

“拜托,让我去取你的帽子和风衣。”(删去)

“拜托,”多利宁说,“让我去取你的东西。”(在“你的”和“东西”之间插入“还有我的”)

多利宁走向衣帽间,出示了他的小票之后(改为“出示了两张小票”)——

写到这里,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塔尔陷入了沉思。在这里磨磨蹭蹭不好,实在不好。刚刚出现了一个令人欣喜若狂的高潮:孤独年老的多利宁与一个陌生姑娘之间迸发出了爱情的火花。那姑娘身穿黑衣,恰巧和他共用一个包厢,于是二人决定逃离剧院,远远离开那些女装和军服。作者臆想在剧院外的某个地方有个库佩钦斯基或者察斯基公园,那里花香虫鸣,陡壁林立,繁星满天。作者急不可耐地要将他的男女主角置于这星光灿烂的夜空之下。可是衣服总归得取,这就有伤情趣。伊利亚·鲍里谢维奇重读了自己写的东西,鼓起脸颊,盯着水晶镇纸,最终决定牺牲情趣,据实而写。但这样写并不简单。他的所学局限于抒情,描写自然、抒发情感那是得心应手,但要写日常琐事,就觉得困难重重。比如如何开门关门,如何在来人众多的屋子里握手寒暄,一两个人如何向很多人打招呼等。还有更麻烦的事,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用起代词来老是指向不清。比如用“她”这个代词,该词用法很逗,在同一个句子中既可以指女主角,又可以指女主角的母亲或姐妹。所以为了避免重复一个名字,就经常要写成“那位女士”或者“她的对话者”,尽管前后并没有出现对话。对他来说,写作是一场与日常用品之间的不平等竞赛。奢侈品写起来好像容易得多,但即使是奢侈品也时不时起来造反,让他卡壳,弄得他无法自由行动——这会儿,好容易写完了更衣室的忙乱,又马上要写手握一支精致手杖的男主角。写了手杖闪闪发亮的丰满圆头后,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由衷地开心,可是,唉,他没有料到,下面就要写多利宁双手摸着年轻姑娘柔软的身躯,要抱着伊琳娜蹚过一条春天的小溪,这时拿这么贵重的手杖怎么办。对这东西只字不提也不妥,真是难死人了。

多利宁也就是“有点老”,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塔尔很快就五十五岁了。多利宁“极为富有”,但他的生财之道如何,没有详细交代。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经营着一家浴室装修公司(顺便说一下,正是那一年,有几家地下车站墙壁开裂,公司受委任用瓷砖补墙),收入颇丰。多利宁住在俄罗斯——很可能是俄罗斯南部——在大革命很久之前初遇伊琳娜。伊利亚·鲍里谢维奇住在柏林,于一九二○年携妻带子移民过来。他从事文学创作时间很长了,但成果不多。为一个当地商人写过讣告,登在《哈尔科夫先驱报》(一九一○)上,那位商人因其自由主义观点而闻名一时。还写过两首诗,同样刊载于该报(一九一四年四月和一九一七年三月)。再就是出版了一本书,内容还是那篇讣告和那两首诗——当时内战正打得如火如荼,出一本这样的书算是很不错了。最后,刚到柏林时,他写了一篇小文章《跋山涉水的旅行者》,刊载在芝加哥出版的一份简陋的流亡日报上。不过那份报纸很快如烟雾一般消失了,投向其他报刊的既没有退稿,也没有回音。接下来的两年中创作沉寂下来:妻子患病去世,通货膨胀,生意千头万绪。他儿子在柏林上完高中,进入了弗莱堡大学。如今到了一九二五年,他开始步入老年,这个生意兴隆但总体上又十分孤独的人心里痒痒的,又想当作家了。那渴望极为强烈——唉,不为名声,只为引起读者的热心关注——于是他决心放手去做,写一部长篇小说,并自费出版。

小说中的男主角是心情沉重、悲观厌世的多利宁,听到了新生活的号角(就在衣帽间几乎决定命运的一停之后),陪伴着他那位年轻的伴侣走进了四月之夜,写到这里小说的题目已经有了,就叫《嘴对嘴》。多利宁让伊琳娜搬进他的公寓,不过到现在两人还没有任何男欢女爱的事情。他心中所愿是她自动来到他的床前,冲他喊道:

“接受我吧,接受我的童贞,接受我的痛苦。你的孤独就是我的孤独,不论你的爱是长是短,我都做好了一切准备。到处春光明媚,召唤着我们莫辜负大好青春。天空和苍穹展现出神圣的美,我爱你。”

“极富感染力的一段,”尤夫拉茨基说,“我敢说爱得坚如磐石。很有感染力!”

“这不无聊吗?”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塔尔翻过角质架眼镜看了一眼,说道,“无聊不?实话实说。”

“我觉得他会糟蹋了她。”尤夫拉茨基沉思道。

“Mimo, chitatel, mimo(错了,读者,你错了)!”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回答道(误用了屠格涅夫的话)。他自鸣得意地笑笑,把手稿甩甩放下,盘起两条肥腿,这样坐更舒适一些,然后接着往下读。

他把小说一点一点地读给尤夫拉茨基听,慢得就像创作时写的速度一样。尤夫拉茨基是在一次慈善募捐音乐会上偶然遇到的,当时是个流亡记者,说是“有名有姓”,其实有十来个笔名。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原来认识的人都是德国产业圈子里的人,但现在他参加流亡人士的会议,听讲座,看业余戏剧,还学着以文会友。他和尤夫拉茨基尤其投缘,觉得他的见解条条新鲜,虽说尤夫拉茨基的见解不过是我们都熟悉的时下话题而已。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经常邀请他,两人一起喝白兰地,谈论俄国文学。准确点讲,是伊利亚·鲍里谢维奇谈论,请来的客人只是如饥似渴地听,零零星星捡点笑料,以后用来款待自己的朋友。说来也是,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的见解分量不轻。他说起普希金来头头是道,但他对普希金的了解主要来自三四部歌剧,倒对普希金有个总体把握,发现他“庄严平静,无法打动读者”。他对当前的诗歌情况了解甚少,只记得两首诗,都是有政治倾向的。一首是维恩伯格(一八三○至一九○八)写的《大海》,还有斯基塔列茨(也就是斯捷潘·彼得洛夫,生于一八六八年)写的著名诗行,尾韵用“dangled”(上绞架)和“entangled”(卷入革命阴谋)相押。难道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喜欢拿“颓废派”打趣逗乐?对了,他喜欢,但必须指出,他倒是坦承他不懂诗。不过他爱谈论俄国小说。他尊敬卢戈沃伊(二十世纪初一位二流的乡土作家),欣赏柯罗连科,认为阿尔奇巴舍夫(1)会使年轻读者堕落。说到现代流亡作家写的小说,他总是信手一挥,打个俄罗斯“百无一用”的手势,连说“枯燥,枯燥”,听得尤夫拉茨基心醉神迷,如痴如狂。

“作家嘛,就得有激情,”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反复地说,“还要有同情心,敏感,公正。也许我是个跳蚤,无足轻重,但我有我的信条。至少要让我笔下的一个词嵌入读者的心。”一听这话,尤夫拉茨基便抬眼偷偷瞟他,心里不无痛苦地想明天说不定又要听一场同样的报告。一人捧腹大笑,一人有苦难言。

终于到了这一天,小说的初稿完成了。朋友建议去咖啡馆,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用庄重的口吻神秘地回答说:“不可能。我正在修改润色。”

他的修改润色有一部分是对一个过于频繁出现的形容词发起攻击,就是“molodaya”一词,“年轻”的意思(阴性词),时不时拿“yunaya”一词来换,这个词意思是“青年人的”,他读来带着地方口音,好像多了一个辅音,变成了“yunnaya”一般。

几天后的傍晚,库达姆大街上的一个咖啡馆,红绒长沙发,两位绅士,随便一瞧,好像是两个生意人。一个满脸敬意,甚至神情肃穆,不抽烟,胖脸上一副深信不疑、古道热肠的样子。另一个——瘦高个,浓眉倒竖,两道考究的皱褶从三角形的鼻孔垂下,一直通到下嘴角处,嘴上叼着一支还没有点燃的香烟,斜着突在一边。只听第一个人用平静的声音说:“我灵机一动,已经想好了结局。他死了,对,他死了。”

沉默。红绒长沙发柔软舒适。大型落地窗外,一辆半透明的电车一闪而过,宛如鱼缸里一条艳丽的鱼。

尤夫拉茨基打着了打火机,点燃了香烟,从鼻孔里喷出烟来,说道:“告诉我,伊利亚·鲍里谢维奇,为什么不先在文学杂志上来个连载,再出书?”

“可是,你看,我没那么大面子。连载出书的总是那么一些人。”

“胡说。我有个小小计划。容我三思。”

“那我当然高兴……”塔尔迷迷糊糊地低语道。

几天以后在塔尔的办公室,那个小小计划亮相了。

“把你的东西寄给,”尤夫拉茨基眯起眼睛,放低声音说道,“寄给《阿里昂(2)》。”

“《阿里昂》?那是什么?”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紧张地轻拍着他的手稿说。

“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是最好的流亡评论期刊的名字。你不知道这个期刊?啊呀呀!今年春天出了第一期,第二期预计秋天出版。伊利亚·鲍里谢维奇,你应该紧跟文学的潮流啊!”

“可是怎么和他们联系呢?只要寄给他们就可以了吗?”

“正是。把书稿直接寄给编辑。期刊是在巴黎出版的。你不会从没听过加拉托夫这个名字吧?”

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羞愧地耸耸肥肩。尤夫拉茨基满脸失望地解释说:“他是个作家,大师,开创了新的小说形式,结构错综复杂。加拉托夫就是俄国的乔伊斯。”

“乔伊斯。”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呆板地跟着他重复了一遍。

“首先把书稿打出来,”尤夫拉茨基说,“看在上帝的分上,了解一下这家杂志吧。”

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去了解了。在一家俄罗斯流亡书店里,有人递给他一卷厚厚的粉红色书。他买下了这本书,自言自语地说:“年轻的事业。要鼓励。”

“年轻的事业结束了,”店主说,“统共也就出了一期。”

“你有所不知,”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笑着答道,“我确定无疑地知道下一期将在秋季出版。”

一到家,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就拿出一把象牙白的裁纸刀,整整齐齐地裁下几篇该杂志的文章。裁的过程中发现了一篇晦涩难懂的散文,是加拉托夫写的,另有两三篇短篇小说,是几位不太知名的作家写的。还有几首朦胧诗,再就是一篇署名提格里斯的文章,讨论德国产业问题,极有见地。

唉,稿子寄去他们也不会用,伊利亚·鲍里谢维奇苦恼地想。他们都是一伙的。

虽然如此,他还是在一家俄语报纸的广告栏里找到了一位叫洛班斯基的女士(速记员兼打字员),把她叫到自己的公寓,怀着无限深情开始对她口述。念到激情沸腾时,便抬高声音——还不时瞥一眼洛班斯基女士,看看她对小说的反应。她俯身对着写字板,手里的铅笔疾走如飞——一个小巧的女人,皮肤黝黑,前额上长着疹子。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在书房里大步绕圈,说到某一段引人入胜之处,就会紧紧围着她绕圈子。第一章快结束时,他的叫声震得屋子发抖。

“他的昔日岁月在他看来整个就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吼道,接着又用办公时的普通声音说,“将今天所述打出来,明天备用。打五份,宽边距。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在这里见面。”

那天晚上,伊利亚·鲍里谢维奇躺在床上不停地想,给加拉托夫寄去小说时该对他怎么讲(“……期待您严格的评判……我的作品在俄国和美国都发表过……”)。第二天上午——真是命运垂青,伊利亚·鲍里谢维奇收到了来自巴黎的信:

亲爱的伊利亚·鲍里谢维奇:

我从一个我俩共同的朋友那里听说你完成了一部新的巨著。因为我们下一期要登点令人耳目一新的东西,《阿里昂》编辑部会很有兴趣看到你的作品。

多么奇怪啊!前两天我还无意中想起了登在《哈尔科夫先驱报》上的你的小画像。

“有人记得我,有人要我的作品,”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心慌意乱地说道。慌乱之下跌坐进扶手椅中,侧身给尤夫拉茨基打电话——高兴得忘乎所以,拿着电话听筒的手支在书桌上,另一只手伸展开来做了一个很大的手势,脸上笑开了花。他拖长声音说“喂,老兄,喂,老兄”——突然间桌子上各种发亮的物品开始晃动,连接在一起,溶解在一片湿漉漉的海市蜃楼中。他眨眨眼睛,所有的东西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尤夫拉茨基无精打采地回答说:“哎,好了,作家老兄。时来运转,常有的事。”

五堆打好的稿子越堆越高。多利宁办了一桩又一桩事,至今没得到女友的芳心,不料发现女友看上了另一个男人,一个年轻的画家。有时候,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在自己的办公室口述小说,德国打字员在别的房间打字,听见吼声远远传来,觉得奇怪,老板是世上少见的好脾气,他这是在训谁呢?多利宁和伊琳娜推心置腹地谈了一次。伊琳娜说她永远不会离开他,因为她非常珍视他美丽而孤独的心灵,然而可惜啊,她的身体却属于另外一个人。多利宁听了,默默地欠欠身。最后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他立了个对她有利的遗嘱,然后开枪自杀(用的是一杆毛瑟枪)。也就是在这一天,洛班斯基女士拿来了最后一批打字稿,伊利亚·鲍里谢维奇面带快乐的微笑,问该付她多少钱,还打算要多付点。

他如醉如痴地又读了一遍《嘴对嘴》,然后交了一份给尤夫拉茨基,请他修正(洛班斯基女士对书稿已经做了精心的编辑,凡有和她的速记记录不相吻合之处都一一标明)。尤夫拉茨基要做的事只是用红色铅笔在开头几行中照自己的心思加个逗号而已。伊利亚·鲍里谢维奇虔诚地将那个逗号转到了他给《阿里昂》的终稿之中,最后给小说署了个笔名。这个笔名由“安娜”演变而来(安娜是他死去的妻子的名字)。他将每一章都用一个细长的夹子夹好,又附上了一封长信,最后连稿带信都装进一个结实的大信封里,称好重量,亲自带到邮局,挂号寄出。

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将邮局的收据塞进钱包,准备战战兢兢地等上好几个星期。然而,加拉托夫的回信来得出奇地快——第五天就到了。

亲爱的伊利亚·鲍里谢维奇:

编辑部收到您寄来的材料,惊喜若狂。我们很少有机会拜读如此清晰刻画人类灵魂的作品。你的小说,用歌唱芬兰悬崖的诗人巴拉丁斯基(3)的话讲,用独特的面部表情打动了读者。它散发着“苦涩和柔情”。有一些描写,例如一开头对剧院的描写,与我国经典作家笔下的描写不相上下,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有所超越。我这么说是负责任的,这个责任我完全明白。你的小说本可能会是我刊的一个真正亮点。

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心情稍稍安定下来后,立刻步行去了蒂尔加滕公园(4)——没有坐车去办公室。到了公园,他坐在一条长凳上,望着苍苍大地上的起伏弧线,想着他的妻子,想象她知道了这消息该有多高兴。过了一会儿,他去见尤夫拉茨基。他正躺在床上抽着烟。他们一起逐行分析那封信。分析到最后一行时,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小心地抬起眼睛,问道:“告诉我,你认为他为何用‘本可能会’而不用‘将会’?是不是他以为我高兴得昏了头,不把小说给他们发表了?要么这么说仅仅是讲究措辞而已?”

“恐怕另有原因,”尤夫拉茨基答道,“毫无疑问,这种情况是为了顾全面子而瞒下了什么隐情。其实这家杂志快要倒闭了——对,我刚刚得知的消息正是如此。你知道,流亡公众消费的东西都是垃圾,《阿里昂》则意在高端读者。那么好了,后果便是倒闭。”

“我也听到不少传言,”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忐忑不安地说道,“不过我原以为那是竞争对手散布流言,要么纯属无稽之谈。难道真有这种可能,第二期永远不出了?这也太可怕了!”

“他们没有资金。刊物讲究理想,不偏不倚。这样办刊物,唉,只有死路一条。”

“可是怎么……怎么会这样呢!”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叫道,打了个俄国人泼水的手势,表示沮丧无奈。“他们难道没有接受我的作品吗?他们难道不想刊登它吗?”

“是呀,太糟糕了,”尤夫拉茨基平静地说,“顺便告诉我……”他转移了话题。

那天晚上伊利亚·鲍里谢维奇苦苦思索,暗自忖度。第二天早上给他的朋友打了电话,向他提出财政性质的问题。尤夫拉茨基的回答听音调无精打采,意思却说得极其到位。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又深思了许久,第二天让尤夫拉茨基向《阿里昂》出了个价。他提出的金额被接受了,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往巴黎转了一笔款。他收到了回复,并附信一封,说是深表谢意,还透露消息,大意是下一期《阿里昂》一个月后出版。附言中还提出了一个很有礼貌的请求:

请允许我们印上“该小说由伊利亚·安年斯基创作”的字样,不印您原来建议的“伊·安年斯基”字样。不然的话,会引起误解,以为是被古米廖夫(5)称为“皇村最后一只天鹅”的那个作家。

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回复道:

对,理所应当。我只是不知道已经有作家用过这个名字。我非常高兴我的作品能刊登。烦请杂志出版后尽快寄给我五本。

(他想到了一位老表姐,还有两三个生意上的熟人。他的儿子不懂俄语。)从此他的生命开始了一个新纪元,这个新纪元成了他的一句口头禅“顺便说说”。从此要么在俄文书店里,要么在侨民艺术朋友的聚会上,要么就在西柏林一条大街的人行道上,总会有个你不怎么认识的人和气可亲地跟你搭话。他文质彬彬,和善友好,戴着角质架眼镜,握着手杖,挡住你和你闲聊,说说这个,又说说那个,不知不觉间从这个话题或者那个话题绕到文学上来,然后会突然说:“顺便说说,这是加拉托夫写给我的信。对——加拉托夫。俄国的乔伊斯加拉托夫。”

你拿起信来溜了一眼:

……编辑部……惊喜若狂……我国经典作家笔下……我刊的一个真正亮点。

“他把我取自教父的名字搞错了,”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呵呵一笑说,“你看作家都是这样的:心不在焉!期刊将在九月出版,那时你就可以读到我的小作品了。”说罢将信放回钱包,匆匆离去,神色不无忧虑。

失意文人,受雇记者,已被人遗忘的报纸特约评论员,纷纷嘲笑他,言语粗野。这种乱叫声只有虐猫的小混混才会发出,这样的火花只会闪现在情场失意的小老头眼睛里,也只有这种人才讲特别肮脏的故事。当然了,这都是在他背后戳戳点点,但戳点得极为放肆,不管场合,极尽高声大嗓之能事。不过他犹如发情期的松鸡一般,世上有何动静一概不知,所以这些戳戳点点他很可能一句也没听见。他我行我素,握着手杖,俨然一位小说新秀的姿态,还开始给他儿子用俄语写信,信里的绝大多数词语翻译成德语,夹在字里行间。办公室里的人都知道伊·鲍·塔尔不但是个优秀人才,也是一位Schriftsteller(6)。他的一些生意伙伴向他吐露恋爱秘密,作为他可能用到的主题。对他来说,只要感到一阵热风吹来,那就是马上要从前厅或后门拥入大批移民乞丐了。公众人物满怀敬意向他打招呼。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真的是受到了尊敬和名誉的包围,这个事实不容否认。凡是俄语背景的文化人聚会,没有一次不提他的名字的。至于他的名字是怎样被提到的,又遭到什么样的讥笑,那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事情本身,方式方法无所谓,这才是智者本色。

到了月底,伊利亚·鲍里谢维奇不得不离开柏林去出一趟枯燥的公差,因此他错过了几家俄语报纸上刊登的关于《阿里昂》第二期即将出版的广告。当他回到柏林时,一个方方正正的大包裹已经在门厅的桌子上等着他。他没有脱外套,立马打开了包裹。粉色的、厚厚的、很酷的一大摞。封面上印着“阿里昂”几个紫红色的大字。一共六本。

伊利亚·鲍里谢维奇伸手打开一本。书啪啪作响,听来悦耳,但就是打不开。没长眼,这是新书!他又试了一遍,瞥见一些极为陌生的外文短诗。他把那些没切齐的书页从右往左翻——碰巧翻到目录栏。他的目光迅速掠过篇目和作者名,却没见自己,他不在目录栏里!书又翻不利索了,他加了点劲,翻到目录的末尾。照样没有他!仁慈的上帝,这怎么可能啊?不可能啊!肯定是出了意外,从目录栏里略去了。这样的事常发生,常发生啊!他这时正好在书房,便抓起他的白色小刀,将它插入书的肥厚肉中。目录上先是加拉托夫,这是自然之事,然后是诗歌,再后是两则故事,接着又是诗,再接着是散文,再往下便是无关紧要的小东西了——述评、评论等。突然间一阵万事皆空的感觉袭来,伊利亚·鲍里谢维奇浑身瘫软。事已至此,无法可想。也许他们要登的东西太多了。他们会在下一期把他的小说印出来。啊,那是肯定的!可是那又是新的一段等待——罢了,我就等吧。柔软的书页在他的拇指和食指间一页一页地翻过。好漂亮的纸张。唉,这也至少有我的绵薄之力。总不能坚持要求印自己的,不印加拉托夫或别人的吧——还有这里,突然间冒出这样的句子,温暖人心的亲切句子,犹如手按在臀部的俄罗斯舞蹈,舞步轻盈,旋转着远去,远去:“……她那稚嫩的、还没有成型的胸脯……小提琴仍在呜咽着演奏……两张小票……春天的夜晚开着一辆小轿车来迎接他们——”翻到反面一页,果然不出所料,就像铁轨过了隧道继续前行一般:“风的呼吸宜人而又多情……”

“怎么回事,我竟然没有早早料到!”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失声叫道。

这一篇题目是“一部长篇小说的序言”。作者署名是“安·伊利因”,括号里写着“待续”。短短一点东西,占三页半纸,然而是多么美好的一点点啊!是序曲,好高雅。“伊利因”这个名字也比“安年斯基”好听。要是署成了“伊利亚·安年斯基”,那才叫乱呢。不过为什么题目是“序言”而不是“《嘴对嘴》第一章”呢?唉,算了,这都不重要。

他又把那点东西读了三遍。然后他把杂志放到一边,在书房里踱步,随心地吹了一阵口哨,好像任何事情都没发生过一般。对了,那本书躺在那里——不就是一本书吗——谁在乎呢?于是他冲了过去,一口气又把那点小东西读了八遍。然后他到目录里去找“安·伊利因,二百○五页”,找到了二百○五页,又把他的“序言”再读一遍,尽情享受一词一句。他就这么反复玩味了好长时间。

从此以后,拉住个人让看的不再是那封信,而是这本杂志了。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经常腋下夹着一本《阿里昂》,只要碰到一个熟人,便打开那卷杂志,翻到已经习惯自动演示的那一页。一些报纸对《阿里昂》进行了评论。第一条评论根本就没有提伊利因这个名字。第二条提到了:“伊利因先生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序言》肯定是开了个玩笑。”第三条只说了伊利因和另一个作者是该杂志的文学新人。最后,第四位评论者(登在一家好像是波兰什么地方的小刊上,印制精美,注重学术品位)这样写道:“伊利因的作品以真诚取胜。作者以音乐为背景,描绘了爱情的萌生。该作品有众多不容置疑的好品质,其中一条应该提及,那就是高妙的叙事风格。”一个新纪元开始了(在“顺便说说”的纪元和展示杂志的纪元之后):伊利亚·鲍里谢维奇总是从钱包里掏出这些评论来。

他很开心,又买了六本《阿里昂》。他很开心,沉默很容易诠释为惰性,诋毁很容易诠释为敌意。他很开心。“待续。”后来一个星期天,尤夫拉茨基打来了电话:“猜猜”,他说,“知道谁想和你讲话么?加拉托夫!对,他在柏林已经待了两天了。我把话筒给他了。”

一个从来没有听过的声音接话了。是一个有磁性的、悦耳的、柔和的、富有魅力的声音。定好了见面时间。

“明天下午五点在我这儿见,”伊利亚说,“你今晚不能来真是遗憾。”

“真是遗憾,”那个有磁性的声音又说道,“你看,朋友们硬拖着我去看一部可恶的戏剧——《黑豹》,不过我也有好久没有见到亲爱的叶连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了。”

叶连娜·德米特里耶芙娜·加里纳是个风韵犹存的老演员,从里加来,在柏林的一家俄语剧院里担任全部剧目的女主角。演出八点半开始。伊利亚·鲍里谢维奇独自用过孤寂的晚餐后,突然看了一下手表,会心地笑笑,叫了一辆出租车去了剧院。

那个所谓的“剧院”其实就是一个大厅,用来讲演可以,不适合演戏。表演还没有开始,一张不正规的海报上,叶连娜斜倚在豹皮上,豹子是她的爱人为她猎杀的,这个爱人后来把她也杀了。俄语交谈声在寒冷的大厅里响起。伊利亚·鲍里谢维奇把他的手杖、圆顶高帽和大衣交给了一位穿一身黑衣的老太太,老太太给了他一个标着号码的衣帽牌,他接过来顺手滑进马甲口袋里,然后悠闲地搓着手环顾大厅。附近站着三个人:一个有点眼熟的年轻记者;另一个是年轻记者的夫人(棱角分明的瘦女人,戴副眼镜);还有一个陌生人,穿着华丽的西服,脸色灰白,留着一撮黑色的小胡子,长着一对绵羊般的漂亮眼睛,目光柔和,多毛的手腕上戴着一条金手链。

“可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啊?”那个女士轻快地对他说,“你为什么把它发表出来呢?因为你知道……”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攻击那个不幸的人了,”说话人中的一位说道,声音是富有磁性的男中音,“是啊,他才能平庸,没什么希望,这我承认,不过我们也显然有理由……”

他放低声音又说了些什么,那位女士把眼镜咔哒一合,厉声反驳道:“不好意思,但是在我看来,如果你们只是因为他在经济上资助了你们就登他的作品的话……”

“Doucement, doucement。(7)不要泄露我们编辑部的秘密。”

这时伊利亚·鲍里谢维奇遇上了那个年轻记者——也就是那个瘦女人的丈夫,记者愣了片刻,接着猛地哼了一声,晃着整个身子推着他妻子走开了。那瘦女人还在高声说着:“我并不在乎倒霉的伊利亚,我在乎的是做事的原则……”

“有时候做事只好牺牲原则。”衣着华丽、声音好听的公子哥冷冷说道。

不过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已经不再听了。他眼前飘起一团迷雾,东西隐约可见。他极度沮丧,还没有完全弄清这桩事情的可恶性质,但他又本能地试图逃避,尽可能远离那些可耻的、可恶的、令人无法容忍的事情。他先朝朦胧昏暗的地方移动,那边卖的座位也是朦胧昏暗的。但紧接着他突然转身,差点撞上了急匆匆朝他走来的尤夫拉茨基,然后往衣帽间走去。

他看见了那个黑衣老太太。七十九号衣帽间。就在下边。他急不可耐,行色匆匆,大衣的一只袖子刚穿上,另一只胳膊便挥向后面准备伸进衣袖。这时尤夫拉茨基赶上了他,身边还有另一个人,另一个——

“见见我们的主编吧。”尤夫拉茨基说。这时加拉托夫一转眼珠,不想让伊利亚·鲍里谢维奇清醒过来,便装着帮他穿衣的样子,不停地拨弄他的衣袖,嘴里飞快地说:“因诺肯季叶·鲍里谢维奇,你好吗?很高兴认识你。开心一刻啊。让我帮帮你吧。”

“看在上帝的分上,都到一边去吧,”伊利亚·鲍里谢维奇低声咕哝,扯着衣服,推开加拉托夫。“让开。恶心。我受不了。真恶心。”

“显然闹了误会。”加拉托夫飞快插话道。

“都到一边去!”伊利亚·鲍里谢维奇叫道,使劲挣脱身子,从柜台上一把抓起礼帽,冲了出去,边走边穿大衣。

他沿人行道大踏步走去,边走边前言不搭后语地嘀咕。后来他双手一摊:他忘了他的手杖!

他机械地继续往前走,不一会儿,脚下无声无息地绊了一下,他停住了脚步,好似钟表的发条停了一般。

等演出一开始,他就回去取手杖。现在必须等几分钟。

小汽车飞驰而过,有轨电车摇响铃铛,夜色清澈、干爽,灯火闪闪,多好看的装点。他缓缓朝剧院走去,心下思忖,人老了,孑然一身,没什么好光景了,人老了就得掏钱买快乐。他还心想,也许就在今晚或明天,加拉托夫无论如何会来解释,劝说,讲道理。他明白凡事都得宽容对待,否则“待续”就无从谈起。他也告诉自己,他要得到完全认可,只有等到死后了。于是他打起精神,把他最近得到的所有零碎赞誉收拾成小小一堆,然后缓缓来回踱步,踱了一会儿后,返回剧院去取他的手杖。

(1) Artsybashev(1878—1927),俄国小说家,作品主要描写精神颓废者的生活,有些也反映了沙皇统治的黑暗。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死于华沙。

(2) Arion,古希腊半传奇性诗人和乐师,据说他创作了庆祝酒神节时唱的赞美歌。

(3) Yevgeny Baratynsky(1800—1844),俄国诗人,生于贵族家庭。一八一九年初进入军队服役,驻守芬兰,写下了咏颂芬兰的著名诗歌《芬兰》。

(4) Tiergarten,柏林市中心的绿地公园,昔日为皇家猎场。

(5) Nikolay Gumilyov(1886—1921),俄罗斯杰出诗人,现代主义阿克梅派宗师。出身贵族,才华卓越,酷爱冒险和猎奇,曾游学欧洲,并三次深入非洲探险。著有《珍珠》、《征服者之路》等诗集和一系列诗评。一九二一年被秘密警察逮捕并杀害。

(6) 德语,作家。

(7) 法语,轻点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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