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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人-纳博科夫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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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人-纳博科夫短篇小说

忙人

一个过于为自己的灵魂忙活的人会身不由己地面对一种平凡、忧伤却又奇怪的现象:也就是说,他亲眼看见一桩无关紧要的往事突然死亡。这桩往事如同住在简陋偏远的救济院里,一直平平静静、不为人知地存在着。如今由于偶然的机会,它闪烁了一下,还在动弹,发出反光——不过片刻之间,就在你的眼皮底下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跷起它可怜的脚趾;还来不及承受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就进入了现实的刺眼强光。从此之后,你一无所有,只剩影子而已。往事的缩影,如今,唉,完全没有了当初令人信服的魅力。格拉夫伊茨基,一个脾气温和且惧怕死亡的人,记得童年时做的一个梦,梦中蕴含着一个简短的预言。不过他很久以前就不再觉得自己和童年的记忆有什么有机的联系了,最初每次想起时,那记忆就虚弱地赶来,接着就死了——现在他所记得的梦只是记忆中的记忆罢了。那个梦最初在什么时候呢?确切日子是不知道了。格拉夫伊茨基一边回答,一边推开沾有酸奶残滓的小玻璃罐,一只胳膊肘支在桌子上。什么时候呢?使劲想想——大约是什么时候?很久以前吧。大概是在十岁到十五岁之间:那段时间他经常想着死亡问题——尤其是在夜里。

这就是现在的他——三十二岁,小个头,但肩膀宽阔,耳朵薄而突出,半是演员,半是文学家,还是流亡报纸的时政诗歌写手,有一个并不十分有趣的笔名(会引起不愉快的联想,曾有一位不朽的漫画家笔名叫卡朗·达什(1))。这就是现在的他。脸上戴着一副角质架深色眼镜,镜片里闪着邮件地址辨认人一般锐利的目光。左脸颊上有一个长着软毛的肉瘤。头快要谢顶了,几束暗褐色的头发直直地梳向脑后,其间能隐隐看出他淡粉色的头皮。

他刚刚在想什么呢?他被禁锢的思想不停挖掘的回忆是什么呢?是当年做过的一个梦。那个梦给了他一个警示。当年那个预言直到现在都没有阻碍他的生活,不过到了目前,它却不可阻挡地奔向终点,开始奏起持续不断、越来越响的轰鸣之声。

“你必须控制自己。”格拉夫伊茨基歇斯底里地吟诵道。他清了清嗓子,向紧闭的窗子走去。

坚持,坚持,再坚持。那个数字——三十三——正是那个梦的主题——让他魂牵梦萦,它弯曲的爪子像蝙蝠的利爪,深深地抓住他的灵魂,缠在他意识深处,无法挣脱。按照传说,耶稣活到三十三岁(格拉夫沉思着,站在十字形窗框旁边一动不动),也许梦中确实有个声音对他说过“你会死于基督死去的年龄”——还在一个屏幕上向他展示两根荆棘编成的数字三十三。

他打开窗子。屋外比屋里亮,不过街灯倒是已经亮起来了。平滑的黑云遮蔽了天空,只是在西边,赭石色的房顶间露出一道缝隙,箍着一圈柔和的亮光。再往远处,街上停着一辆小车,车灯如燃烧的眼睛,射出的光如同两道橘黄色的长牙,刺在灰白似水的沥青路面上。一个金发屠夫站在自己的肉店门口,望着天空发呆。

格拉夫的思绪如流水越过河中一块又一块石头,这时跳过了肉铺老板,移向摆在案台上的动物尸体,然后又移向某个对屠夫讲话的人。只听他说别的地方(太平间?医学院?)有人把尸体亲切地叫小猴子,或小猴崽。“他在拐弯处等你呢,你的小猴崽。”“别担心,小猴子不会让你失望。”

“让我把各种可能性梳理一番,”格拉夫暗笑道,从他住的五楼斜眼往下看见一处栅栏的黑铁尖,“第一号(最恼人的):我梦见房子受到攻击,要么起火了,我一跃下床,心想(我们是睡成了傻瓜)我住的楼层和街道平行,那我就一头扑出窗外吧——结果掉进了万丈深渊。第二种可能性:不同的噩梦,梦中我吞下了自己的舌头——早知这事要发生的——一块肥乎乎的东西,在我嘴里倒翻一个跟头,憋得我喘不过气来。第三种情况:我随便走走,好像走过几条吵闹的街道——哈,那不是普希金吗,正在想象怎么个死法:

死在决斗中,死在流浪中,或死在波涛中,

或死在附近的山谷里……

如此等等。不过注意了——他一开始就说“死在决斗中”,这就意味着他有预感。迷信也许是戴着假面的智慧。我怎么做才能停止这样的想法呢?我在孤独中又能做什么呢?”

他来自普斯科夫,有一个小小的演出公司,一九二四年在里加结婚。当年演出的台词是什么?——该他上场之前,他摘下眼镜,给他死气沉沉的小脸上涂上油彩,这时有人看见的话,就会发现他长着一双灰蒙蒙的蓝眼睛。他妻子是一个高大强壮的女人,一头乌黑的短发,肤色发亮,但肥胖的后颈上长满了粉刺。她父亲是个家具商。婚后不久,格拉夫就发现妻子愚蠢粗俗,还是罗圈腿,每说两个俄语词,就要夹杂上十来个德语词。他明白他们早晚会分手,但他隐隐觉得她实在可怜,分手的决定就一拖再拖,直到一九二六年,她和拉奇普莱西斯大街上的一个熟食店老板一起背叛了他,他才下定决心离开,从里加搬到了柏林,在柏林的一家电影制片厂谈好了一份工作(该厂很快就倒闭了)。他穷困潦倒,孤苦伶仃,生活没有规律,每天泡在一家便宜的酒吧里,埋头写他的时政诗。这就是他的生活方式——日子过得毫无意义——空虚无聊,也就是三流的俄国流亡人士过的生活。可是大家都知道,人的意识并不取决于这样或那样的生活方式。不论在相对轻松的日子里,还是在开始啼饥号寒的日子里,格拉夫伊茨基都过得还算快乐——至少在厄运到来那一年之前都算过得快乐。他可以称得上一个“忙人”,这给了他一种非常好的感觉,因为他忙活的事就是他自己的灵魂——既然是这样的情形,那就没有闲与忙的问题。我们在讨论生活的透气孔,一次被忘却的心跳,怜悯,突然想起的往事——那阵芳香是什么?它让我想起了什么?为什么就没人注意到,即使在最无聊的街道上,每一座房子也都不太一样?世界是如此丰富多样,房屋那么多,家具那么多,各样物品那么多,看起来毫无用处的装饰品也那么多——对,毫无用处,却充满无私的、一心奉献的魅力。

让我们实话实说。世上有许多人,其灵魂已沉沉入睡。相反,也有许多人,有原则,有理想——痛苦的灵魂饱受信仰和道德问题的折磨。他们不是敏感的艺术家,但灵魂就是他们挖掘的宝藏。他们用宗教良知的挖掘机越挖越深,原罪、小罪、伪罪如黑煤尘一般呛得他们头晕目眩。格拉夫不属于这类人:他没有特定的原罪感,也没有特定的原则。他自个儿忙碌,全为他自己,就像有些人研究绘画,有些人收藏小东西,有些人辨认复杂的手稿。手稿前后置换的地方很多,插入的东西也很多,页边上还像是胡思乱想地信笔乱画了不少,也随意删除了不少。这些删除了的东西烧毁了大量意象之间相互联系的桥梁——把这些被毁的桥梁再造出来,真是太有意思了。

现在他的研究被另外一些想法打乱了——这是他没有料到的,使得他万分痛苦——该如何是好呢?在窗前徘徊一阵后(尽最大努力寻找防守之道,抵御这个可笑、渺小,却又摆脱不开的想法:再过几天,六月十九日,他就到了童年之梦中提到的那个年龄),格拉夫轻轻离开渐渐昏暗下来的房间。房间里所有的物品都不再固定,而是随着昏暗的波涛轻轻地起伏,像是大洪水中漂浮的家具。天还没有完全黑——但不知为何,一看灯早早亮起,人的心也随之紧缩。格拉夫立刻注意到一切都不对劲了,一种奇怪的不安感觉蔓延开来。人群聚在街头,做着神秘的笨拙手势。他们走到街道的对面,到那里后又指指远处的什么东西,然后便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模样诡异,如同动物冬眠。暮色昏暗,名词消失了,只有动词留下来——或者说只留下不多几个动词的古老形式。这样的情况可能意味深长:比如,意味着世界末日。突然,他感到全身每一个关节又麻又痛,他明白了:那里,就在那里,穿越楼房间狭长的街景,一艘飞艇漂浮而过,轮廓轻柔地映在明晰的金色背景中,在一朵灰色长云下面,很低,很远,很慢,也是灰色的,也是细长的。它移动得那么古雅,和傍晚无比美妙的夜空交融在一起,橘黄的光线,蓝色的剪影,看得格拉夫的灵魂都要出窍了。他把它当作是一种天体象征,一个古老的幽灵,让他想起了自己大限将至。他在心中默念这无情的讣告:我们尊贵的合作者……英年早逝……我们如此了解他……如见其幽默……如见其庄重……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讣告从头至尾又转述了普希金……“那冷漠的大自然会闪闪发光……”——报纸的花朵,国内新闻的杂草,社论的牛蒡草。

在一个安静的夏日夜晚,他过了三十三岁。一个人待在自己的屋子里,穿一条长衬裤。裤子上有长条纹,像囚犯的裤子一样。他没有戴眼镜,眼睛眨巴着,庆祝他不请自来的生日。他没有邀请任何人,原因是害怕别人的突然出现,像一面小镜子被打破;要么是害怕谈论人生脆弱。客人的头脑里不知会想起什么来,一旦说起人生脆弱,肯定会使之成为不祥之兆。别走,且留片刻——你说得不如歌德好——不过还是别走。在这里,我们有个独一无二的人,有个独一无二的环境:书架上有久经风雨的旧书,有一小杯酸奶(据说可益寿延年),清洁下水管道用的簇毛刷子,一册厚厚的相片簿,灰白颜色,格拉夫把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贴,开头贴着他的诗作剪辑,最后贴着一张俄国的电车票——这就是格拉夫·耶茨基周围的东西(格拉夫·耶茨基是他的笔名,是在一个雨夜等下一班船的时候想到的)。此刻,这个长着招风耳、嗓音嘶哑的矮个子男人正坐在床边拿着他刚刚脱下的紫色破洞短袜。

自此以后,他开始惧怕一切事物——电梯、草稿、建筑工地上的脚手架、街上的汽车、示威者、修理电车电缆的货车吊机平台,还有煤气厂巨大的房顶,怕这东西在他去邮局的路上经过时可能爆炸。邮局那里就更可怕了,一个大胆匪徒戴着自制面具,会来一通射击狂欢。他意识到他的思想状态很可笑,但又无可奈何。他试着转移注意力,去想些别的事情,却也是枉然。思绪就像一辆雪橇马车疾驰而过,就在每一道思绪后面的踏板上,站着无时无刻不在的马车夫斯马利。另一方面,他不遗余力地投给各家报纸的时政诗歌变得越来越戏谑,艺术性也越来越差(没有人温故知新,从他现在的诗作中注意到死之将近的预感),那些木然的对偶句,韵律让人想起农人和熊玩跷跷板的俄罗斯玩具,还让“shrilly”与“Dzhugashvili”押韵。(2)正是这些对偶句,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最终变成了他本人最本质的写照,最能反映他的实际情况。

依常理,灵魂永生的信仰是禁止不了的。不过这里头有个可怕的问题,据我所知,这个问题还不曾有人提出过(格拉夫边喝啤酒边沉思):灵魂要通往来世,会不会受到无端变故的阻碍,如同一个人要生在这个世界上,会遭遇各种不幸一般?难道人活着时就不能想想办法,采取一些心理的甚至物理的措施,帮助灵魂成功地通往来世?具体有哪些方法?人应该有何预见,有何储备,有何规避?可不可以把宗教(格拉夫争论道,他还游荡在昏暗下来的酒吧里,酒吧里已空无一人,椅子也在打哈欠,被放在桌子上睡着了)——把宗教,用神圣的图画盖住生活之墙的宗教——看作有助于创造有利环境的东西?(同样的道理,根据某些内科医生的说法,专门给一些胖脸蛋的好看婴儿拍些照片,用来装饰怀孕妇女的卧室,此法对其子宫中的胎儿大有益处。)但话说回来,即使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也知道了X先生(喝这样或那样的牛奶,听这样或那样的音乐——也就是说喝啥听啥都可以)为什么安全地通向了来世,而Y先生(他的营养略有不同)为什么卡住没过去,死在这个世界上了——难道就不存在别的险情,正好发生在通往来世的那个关键时刻?这种险情不知为何就挡住通往来世的道路,从而毁了一切。请注意,就是动物或普通人,大限一到,也会悄然离去:不要打搅,不要妨碍我完成我困难而又危险的任务,就让我平静地向不朽的灵魂过渡吧。

所有这些想法已经让格拉夫颇感压抑,但还有更差劲、更可怕的想法,那就是压根就没有“来世”这回事,人生固有一死,就像巨大浴缸里的肥皂泡,在如雨喷洒的水龙头下方飞舞,最终破灭一样。格拉夫坐在市郊一家咖啡馆的露台上看着雨水管的喷头——雨下得很猛,秋天来了,他已经到了那个预言式的年龄,又过去四个月了,现在死亡将随时来袭——柏林附近的松林泥炭地阴沉昏暗,去那里是极其冒险的。不过,格拉夫心想,要是压根没有来世,那么与独立灵魂这种想法相关的一应事情也就随之消失了,也就不会有什么不祥之兆或警示之兆了。万事大吉,让我们变成唯物论者,所以说我这种遗传良好的健康之人也许能再活半个世纪之久呢,那么何必在意神经过敏的幻觉呢——它们只是我社会地位暂时不稳的结果,人之所以不朽,是因为他的社会地位不朽——资产阶级的伟大地位(格拉夫继续想,脑中此刻高声响起令人不快的激励之词),我们又伟大又强大的阶级一定会征服无产阶级这只九头蛇怪,我们这些奴隶主、粮商,还有他们的忠诚诗人,肯定会登上我们这个阶级的高台(请更激昂些),我们所有人,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所有大地上的资产阶级……各民族的资产阶级,起来,我们的石油狂人(或者黄金狂人?)kollektiv(3),打倒平民的胡乱创造——现在,只要有“团结”意思的动词副词都可以入诗为韵,然后再来两句重复诗行:起来,各国各地的资产阶级!我们神圣的资本万岁!节拍延长(只要有“各国”字样的都延长),我们的资产阶级国际歌!这样的结果有趣吗?好玩吗?

冬天来了。格拉夫从邻居那儿借了五十马克,买了东西吃了个饱,因为他不打算给命运留下丝毫漏洞。那位古怪的邻居初来乍到,住了五楼两间最好的屋子,竟然自觉自愿(自觉自愿!)地给了他钱财资助。他叫伊万·伊万诺维奇·恩格尔——一个矮胖的好好先生,一头灰发,看起来很像大家心目中的作曲家或者国际象棋大师。但实际上,他代表着某个外国机构(非常外国,也许来自远东,或者来自天外)。有时在楼道里偶然相遇,他总是亲切地笑笑,有点怯生。可怜的格拉夫把这份好意解释为他的邻居是个没有文化教养的商人,与文学无缘,也没去过别的人类精神的度假山庄,一见他格拉夫伊茨基这个梦想家,便不由自主地肃然起敬。这份敬意挺受用,也挺吓人的。不管怎么说,格拉夫自己的烦心事太多,顾不上关注他的邻居。但他倒是有意无意地一直在利用这位老先生天使般的善心——比如,夜里没有烟抽,熬不住的时候,他就会敲恩格尔先生的门,讨根烟抽。但他并没有真正和他拉近关系,老实说,还从未请他进屋里一叙。(只有一次例外,那晚灯坏了,房东太太正好选了那晚出去看电影,这位邻居便带着一个崭崭新的灯泡过来,小心翼翼地给安上了。)

圣诞节,几位文学界的朋友邀请格拉夫参加一个yolka(圣诞树)晚会,晚会上听了各种谈话,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自忖这是他最后一次看这些花花绿绿的小装饰了。又有一次,在宁静的二月子夜时分,他注目苍穹良久,突然觉得人类的意识如沉沉负重,压得他难以承受。人类的意识是不祥的、荒唐的奢侈品:一阵痛苦的痉挛,抽得他大口喘气,繁星点点的天空如怪物一般摇摆起来。格拉夫拉上窗帘,一只手放在胸口,另一只手敲响了伊万·恩格尔的房门。恩格尔带着亲切的微笑和一点点德国口音,递给他一些缬草药剂。顺便说一下,格拉夫进门的时候,正好看到恩格尔站在他的卧室中间,往一只杯子里滴那种镇静剂——毫无疑问,这是他自配自喝的。只见他右手拿着杯子,左手高高举起,握着暗红色的瓶子,默默地移动嘴唇,数着数:十二,十三,十四,然后突然加快,好似踮着脚尖飞跑一般,数到十五,十六,十七,然后又慢了下来,数到了二十。他身穿一件淡黄色的睡袍,一副夹鼻眼镜横跨在他专心致志的鼻子上。

又过了一段时间,到了春天,满楼梯全是乳香的气味。街道对面的人家有人去世了,黑亮黑亮的灵车在那家门口停了好长时间,宛如一架大钢琴。格拉夫噩梦连连。他觉得他所看见的各样东西都是不祥之兆,纯粹巧合的事情把他吓坏了。巧合无端,命在必然。命运的提醒那是绝对可靠的,命运的目标那是顽固不变的,命运用它黑色的线条坚持不懈地透出生命的笔迹,怎能叫人不信命?

这些巧合你越是在乎,它们就出现得越频繁。格拉夫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他喜欢查找报纸上的印刷错误,有一次,他把一张报上的一句话“唱过一首歌,害过一场大病后”剪下来,把报纸扔了。几天以后,他看见同样的这张报纸,剪过的那个整整齐齐的小窗口还在,就握在市场上的一个女商贩手中,她用这张报纸给他包了一颗卷心菜。同一天晚上,远远望去,只见遥遥屋顶下一朵恶云,蒙蒙似雾,开始膨胀,渐渐吞没了初上的繁星,这情景让人突然觉得窒息一般沉闷,就好像背着一个巨大的铁铸箱子上楼——过了一会儿,没有任何预兆,天空失去了平衡,巨大的箱子压垮了楼梯。格拉夫赶紧关上窗扉,拉上窗帘,因为众所周知,穿堂风和闪电会引起霹雳。一个闪电闪过百叶窗,他用本国常用的计算方法计算闪电落在离此多远的地方:数到六时雷响起来,这就是说落到六俄里以外的地方。风暴加剧了。干打雷不下雨是最糟糕的。窗框抖得咚咚响。格拉夫去睡觉,但是他又想这会儿闪电会随时袭击楼顶,穿透七层楼,把他电成一个抽缩作一团的小黑鬼。他想得活灵活现,一骨碌跳下床来,心口狂跳(百叶窗外窗扉闪动,窗格的交叉十字在墙上映出一个游动的影子)。他从脸盆架上拿下一个重重的彩陶盆(擦得很干净),放在地板上,弄得黑暗中一阵叮当乱响。他哆哆嗦嗦地站进盆中,光脚趾擦着盆边,发出吱吱的声音。就这样折腾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方才罢休。

在五月的雷雨中,格拉夫吓破了胆,深深坠入可耻的怯懦之中。清晨来临,他的心情发生了变化。他望望明亮的快乐蓝天,看看快干的沥青路面上暗淡潮湿的枝状花纹,意识到再过一个月就到六月十九号了,那一天他就三十四岁了。大地啊!他能撑到那个时候吗?他熬得过去吗?

他希望能熬过去。他饶有兴致地决定,进一步采取措施,不让命运索走他的性命。他不再出门,不再刮脸。他假装生病,饮食由房东太太来照顾。恩格尔先生常托房东太太给他送来一只橘子,一本杂志,或泻药粉,装在很雅致的小信封里。他抽烟少了,睡觉多了。流亡报纸上的填词游戏他都要做完,从鼻孔呼吸,睡觉前小心翼翼地在床边小地毯上铺开一条湿毛巾,为的是凉气一旦袭来,他就马上惊醒,免得他的身体梦游一般偷偷逃离思想的监视。

他熬到头了吗?六月一日。六月二日。六月三日。到六月十日,邻居隔着门问他是否安然无恙。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就像那位举世闻名的芬兰长跑健将,在跑完最后一圈之前,扔掉了一路努力顺当跑来一直帮他计时的镀镍手表,格拉夫一见终点在望,突然改变了行为方式。他刮掉了草黄色的胡须,洗了个澡,邀请客人共庆六月十九日。

日历的小精灵狡猾地暗示提前一天庆祝生日(他出生在上个世纪(4),那时候在旧历和新历之间相差十二天,而不是十三天,他现在就按十二天后的新历来算),他实在扛不住这个诱惑。他倒是给住在普斯科夫的母亲写了信,让她告诉他出生的确切时间。但她回信说得闪烁其词:“生在夜里,我记得疼痛难忍。”

十九号天亮了。整整一上午,他的邻居都能听见他在自己屋里走来走去,异常烦躁不安,甚至一听大门门铃响,就跑到楼道里,好像在等什么消息似的。格拉夫没有请这位邻居出席晚上的聚会——他们本来就不熟——但他倒是请了房东太太,因为格拉夫的天性很奇怪,既心不在焉,又很会谋算。后半晌,他出了屋,买了伏特加、肉馅饼、熏鱼、黑面包……回家的路上,过马路时,尽管抱着一大堆收拾不住的东西,步履不稳,他还是看见了恩格尔先生站在阳台上望着他,身子照在黄色的阳光中。

八点左右,格拉夫精心布置好餐桌,斜身探出窗子,就在此刻,出现了如下情景:在街道拐角处,一小伙男人聚集在酒吧门前,高声怒吼,随后突然发出几声清脆的枪响。格拉夫感觉到一颗流弹呼啸着掠过他的脸庞,险些打碎了眼镜,他惊恐地喊声“啊”,往后一缩身。门厅那边传来前门的门铃声。格拉夫全身发抖,摸索着走出屋子。就在此时,伊万·伊万诺维奇·恩格尔穿着浅黄色的睡衣,冲进门厅里。来人正是信使,送来了他等了整整一天的电报。恩格尔急忙打开电报——一看高兴得满面红光。

“Was dort für skandale?(5)”格拉夫朝信使问道。信使却一脸困惑,没有听懂——毫无疑问,发问者的德语太差。格拉夫小心翼翼地朝窗外望去,只见酒吧门前的人行道上已空无一人,各店的工友坐在门廊附近的椅子上,一个光着小腿的女仆正在遛一条粉红色的宠物狗。

约摸九点,所有的客人都到了——三个俄国人,再就是德国房东太太。她拿来五只喝利口酒的杯子,还有一个她自己制作的蛋糕。她体型不好看,穿着唰唰作响的紫罗蓝色连衣裙,颧骨突出,脖子上长满斑点,戴着喜剧中丈母娘的假发。格拉夫的朋友是流亡文人,神情忧郁,都上了年纪,动作迟缓笨重,患有各种各样的病痛(他们讲这病那病,格拉夫听得心里受用)。他们三下两下就把房东太太灌醉了,自个儿也喝多了,还没有快乐起来。谈话当然用俄语进行,房东太太一个字也听不懂,但还是咯咯笑着,转动妆化得很差劲的眼睛卖弄风情,也没人理睬。她一个劲地自言自语,但谁也不听她的。格拉夫时不时在桌下伸出手腕看表,盼着附近的教堂塔楼敲响夜半钟声。他喝着橙汁,把着手腕上的脉。快到半夜时,伏特加酒劲发作,房东太太打着趔趄,大笑不止,拿出一瓶法国白兰地来。“来,为你的健康,老规矩。”客人中的一位冷冷地对她说。她乖乖听话,上去就和他碰杯。接着又朝另一位客人凑过去,那人却伸手挡开了她。

太阳出来时,格拉夫伊茨基和客人道别。他注意到门厅里的小桌上放着那封让他的邻居惊喜万分的电报,现在被撕开了,弃在一旁。格拉夫一念电文,不得其解:“SOGLASEN PRODLENIE(同意延期)。”然后他返回自己的屋子,稍事收拾,打了个哈欠,心中充满奇怪的无聊感觉(好像他根据当年的预兆计划好了一生的长度,现在只好把生命的建构重新来过),便在一把扶手椅里坐了下来,随手翻开一本破损不堪的书(某一位送的生日礼物)——是一本俄语的精彩故事和双关妙语的集子,在远东出版。“你儿子如何,诗人?”——“他如今是个悲伤人(6)。”——“什么意思?”——“他只写悲伤的对联。”渐渐地,格拉夫坐在椅子上打起盹来,睡梦中看见伊万·伊万诺维奇·恩格尔在一个花园模样的地方唱歌,抖动着一对毛茸茸的鲜黄色翅膀。格拉夫醒来时,明媚的六月阳光正在房东太太的酒杯里照出一道道小小彩虹,所有的东西不知为何都显得柔和明亮,高深莫测——好像有什么事情他没有搞懂,没有想通,现在再想为时已晚,另一种生活开始了,过去已经消亡了,死亡已经把毫无意义的记忆清除得干干净净。记忆中的往事只是偶尔从简陋偏远的老家隐隐传来,在那里,往事如烟,已经结束了它那不为人知的存在。

(1) Caran DAche,俄裔法国著名讽刺漫画家伊曼纽尔·普瓦尔(Emmanuel Poire,1858—1909)的笔名。

(2) “shrilly”是英文词,意为“刺耳地”,“Dzhugashvili”是俄语人名,朱加什维利,斯大林的真名叫约瑟夫·朱加什维利。

(3) 德语,团结起来。

(4) 这里指十九世纪。俄国历法十九世纪旧历比新历早十二天,二十世纪早十三天。

(5) 德语,那边在闹事吗?

(6) 原文sadist,双关语,本义为“施虐狂”,此处由词中的“sad”引申出“悲伤”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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