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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贝儿-契诃夫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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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贝儿-契诃夫短篇小说

宝贝儿

退休的八品文官普列米扬尼科夫的女儿奥莲卡[1],坐在当院的门廊上,想心事。天气挺热,苍蝇讨厌地钉着人,不飞走。人想到不久就要天黑,心里那么痛快。乌黑的雨云从东方推上来,潮湿的空气时不时地从那边吹来。

库金站在院子中央,瞧着天空。他是剧团经理人,经营着“季沃里”游乐场,他本人就寄住在这个院里的一个厢房内。

“又要下雨了!”他灰心地说,“又要下雨了!天天下雨,天天下雨,好像故意跟我为难似的!这简直是要我上吊!这简直是要我破产!天天要赔一大笔钱!”

他举起双手一拍,朝奥莲卡接着说:

“喏!奥莉加·谢苗诺芙娜,我们过的就是这种日子。真要叫人哭一场!一个人好好工作,尽心竭力,筋疲力尽,夜里也睡不着觉,老是想怎样才能干好。可是结果怎么样?先不先,观众就是些没知识的人,野蛮人。我为他们排顶好的小歌剧、精致的仙境剧,请第一流的演唱家,可是难道他们要看吗?你当是他们看得懂?他们只要看滑稽的草台戏哟!给他们排庸俗的戏就行!其次,请您看看这天气吧,差不多天天晚上都下雨。从五月十号起下开了头,一连下了整整一个五月和一个六月。简直要命!看戏的一个也不来,可是租钱我不是照旧得付?演员的工钱我不是也照旧得给?”

第二天傍晚,阴云又四合了,库金歇斯底里般地狂笑着说:

“那有什么关系?要下雨就下吧!下得满花园灌满水,把我活活淹死就是!叫我这辈子倒霉,到了下一个世界也还是倒霉!让那些演员把我扭到法院去就是!法院算得了什么?索性把我发配到西伯利亚去做苦工好了!送上断头台就是!哈哈哈!”

到第三天还是那一套……

奥莲卡默默地、认真地听库金说话,有时候眼泪从她的眼眶里滚出来。临了,他的不幸打动她的心,她爱上他了。他又矮又瘦,脸色发黄,头发往两边分梳,讲话用的是尖细的男高音,他一讲话就撇嘴。他脸上老是有灰心的神情,可是他还是在她心里挑起一种真正的深厚感情。她老得爱一个人,不这样就不行。早先,她爱她爸爸,现在他害了病,在一个黑房间里坐在一把圈椅上,呼吸困难。她还爱过她的姑妈,往常她姑妈隔一年总要从布良斯克来一回。再往前推,她在上初级中学的时候,爱过她的法语教师。她是个文静的、心好的、体贴人的姑娘,生着温顺柔和的眼睛和很结实的身子。男人要是看见她那胖嘟嘟的红脸蛋儿,看见她那生着一颗黑痣的、柔软白净的脖子,看见她一听到什么愉快的事情脸上就绽开的天真善良的笑容,就会暗想:“对了,这姑娘挺不错……”就也微微地笑,女客呢,在谈话中间往往情不自禁,忽然拉住她的手,忍不住满心爱悦地说:

“宝贝儿!”

这所房子坐落在城边茨冈区,离“季沃里”游乐场不远,她从生出来那天起就一直住在这所房子里,而且她父亲在遗嘱里已经写明这房子将来归她所有。一到傍晚和夜里,她就听见游乐场里乐队奏乐,鞭炮噼啪地爆响,她觉得这是库金在跟他的命运打仗,猛攻他的大仇人——淡漠的观众,她的心就甜蜜地缩紧,她没有一点睡意了。等到天快亮了,他回到家来,她就轻轻地敲自己寝室的窗子,隔着窗帘只对他露出她的脸和一边的肩膀,温存地微笑着……

他就向她求婚,他们结了婚。等到他挨近她,看清她的脖子和丰满结实的肩膀,他就举起双手轻轻一拍,说:

“宝贝儿!”

他幸福,可是因为结婚那天昼夜下雨,灰心的表情就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脸。

他们婚后过得很好。她掌管他的票房,照料游乐场的内务,记账,发工钱。她那绯红的脸蛋儿,可爱而天真的、像在发光的笑容,时而在票房的小窗子里,时而在饮食部里,时而在后台,闪来闪去。她已经常常对她的熟人说,世界上顶了不起、顶重要、顶不能缺少的东西就是剧院,只有在剧院里才可以享受到真正的快乐,才会变得有教养,有人道主义精神。

“可是难道观众懂得这层道理吗?”她说,“他们只要看滑稽的草台戏!昨天晚场我们演改编的《浮士德》,差不多全场的包厢都空着,不过要是万尼奇卡和我叫他们上演一出庸俗的戏,那您放心好了,剧院里倒会挤得满满的。明天万尼奇卡和我叫他们上演‘奥尔菲欧司在地狱’。请您过来看吧。”

凡是库金讲到剧院和演员的话,她统统学说一遍。她也跟他一样看不起观众,因为他们无知,对艺术冷淡。她在彩排的时候出头管事,纠正演员的动作,监视乐师的品行。遇到本城报纸上发表对剧院不满意的评论,她就流泪,然后跑到报馆编辑部去疏通。

演员们喜欢她,叫她“万尼奇卡和我”,或者“宝贝儿”。她怜惜他们,稍稍借给他们一点钱。要是他们偶尔骗了她,她就偷偷流几滴眼泪,可是不告到她丈夫那儿去。

冬天他们也过得很好。整个一冬,他们租下本城的剧院演戏,只留出短短的几个空当,或是让给小俄罗斯的剧团,或是让给魔术师,或是让给本地业余爱好者上演。奥莲卡发胖了,由于心满意足而容光焕发。库金却黄下去,瘦下去,抱怨赔累太大,其实那年冬天生意不错。每天夜里他都咳嗽,她就给他喝覆盆子花汁和菩提树花汁,用香水擦他的身体,拿软和的披巾包好他。

“你真是我的心上人!”她捋平他的头发,十分诚恳地说,“你真招我疼!”

到四旬斋[2],他动身到莫斯科去请剧团。他一走,她就睡不着觉,老是坐在窗前,瞧着星星。这时候她就把自己比做母鸡:公鸡不在窠里,母鸡也总是通宵睡不着,心不定。库金在莫斯科耽搁下来,写信回来说到复活节才能回来,此外,关于“季沃里”他还在信上交代了几件事。可是到受难节[3]前的星期一,夜深了,忽然传来不吉利的敲门声,不知道是谁在用劲捶那便门,就跟捶一个大桶似的——嘭嘭嘭!睡意蒙眬的厨娘光着脚啪嗒啪嗒地踩过泥水塘,跑去开门。

“劳驾,请开门!”有人在门外用低沉的男低音说,“有一封你们家的电报!”

奥莲卡以前也接到过丈夫的电报,可是这回不知什么缘故,她简直吓呆了。她用颤抖的手拆开电报,看见了如下的电文:

伊万·彼得罗维奇今日突然去世星期二究应如河殡葬请吉示下。

电报上真是那么写的——如“河”殡葬,还有那个完全讲不通的字眼“吉”。电报上是歌剧团导演署的下款。

“我的亲人!”奥莲卡痛哭起来,“万尼奇卡呀,我的爱人,我的亲人!为什么当初我跟你要相遇?为什么我要认识你,爱上你啊?你把你这可怜的奥莲卡,可怜的、不幸的人丢给谁哟?……”

星期二他们把库金葬在莫斯科的瓦冈科沃墓地。星期三奥莲卡回到家,刚刚走进房门,就往床上一倒,放声大哭,声音响得隔壁院子里和街上全听得见。

“宝贝儿!”街坊说,在自己胸前画十字,“亲爱的奥莉加·谢苗诺芙娜,可怜,这么难过!”

三个月以后,有一天,奥莲卡做完弥撒走回家去,悲悲切切,深深地哀伤。凑巧有一个她的邻居瓦西里·安德烈伊奇·普斯托瓦洛夫,也从教堂走回家去,跟她并排走着。他是商人巴巴卡耶夫木材场的经理。他戴一顶草帽,穿一件白坎肩,坎肩上系着金表链,看上去与其说像商人,还不如说像地主。

“万事都由天定,奥莉加·谢苗诺芙娜,”他庄严地说,声音里含着同情的调子,“要是我们的亲人死了,那一定是出于上帝的旨意,遇到那种情形我们应当忍住悲痛,逆来顺受才对。”

他把奥莲卡送到门口,对她说了再会,就往前走了。这以后,那一整天,她的耳朵里老是响着他那庄严的声音,她一闭眼就仿佛看到他那把黑胡子。她很喜欢他。而且她明明也给他留下了好印象,因为不久以后就有一位不大熟识的、上了岁数的太太到她家里来喝咖啡,刚刚在桌旁坐定就立刻谈起普斯托瓦洛夫,说他是一个可靠的好人,随便哪个到了结婚年龄的姑娘都乐于嫁给他。三天以后,普斯托瓦洛夫本人也亲自上门来拜访了。他没坐多久,只不过十分钟光景,说的话也不多,可是奥莲卡已经爱上他了,而且爱得那么深,通宵都没睡着,浑身发热,好像害了热病,到第二天早晨就派人去请那位上了岁数的太太来。婚事很快就讲定,随后举行了婚礼。

普斯托瓦洛夫和奥莲卡婚后过得很好。通常,他坐在木材场里直到吃午饭的时候,饭后就出去接洽生意,于是奥莲卡就替他坐在办公室里,算账,卖货,直到黄昏时候才走。

“如今木材一年年贵起来,一年要涨两成价钱,”她对顾客和熟人说,“求主怜恤我们吧,往常我们总是卖本地的木材,现在呢,瓦西奇卡只好每年到莫吉列夫省去办木材了。运费好大呀!”她接着说,现出害怕的神情双手捂住脸,“好大的运费!”

她觉得自己仿佛已经做过很久很久的木材买卖,觉得生活中顶要紧、顶重大的东西就是木材。什么“梁木”啦,“原木”啦,“薄板”啦,“护墙板”啦,“箱子板”啦,“板条”啦,“木块”啦,“毛板”啦等等,在她听来,那些字音总含着点亲切动人的意味。……夜里睡觉以后,她梦见薄板和木板堆积如山,长得没有尽头的一串大车载着木材从城外远远的什么地方走来。她还梦见一大批十二俄尺高、五俄寸厚的原木竖起来,在木材场上开步走,于是原木、梁木、毛板,彼此相碰,发出干木头的嘭嘭声,一会儿倒下去,一会儿又竖起来,互相重叠着。奥莲卡在睡梦中叫起来,普斯托瓦洛夫就对她温柔地说:

“奥莲卡,你怎么了,亲爱的?在胸前画十字吧。”

丈夫怎样想,她也就怎样想。要是他觉得房间里热,或者现在生意变得清淡,她就也那么想。她丈夫不喜欢任何娱乐,遇到节日总是待在家里。她就也照那样做。

“你们老是待在家里或者办公室里,”熟人们说,“你们应当去看看戏剧才对,宝贝儿,要不然就去看一看杂技也是好的。”

“瓦西奇卡和我没有工夫上剧院去,”她庄重地回答说,“我们是工作的人,我们可没有工夫去看那些胡闹的东西。看戏剧有什么好处呢?”

每到星期六普斯托瓦洛夫和她总是去参加彻夜祈祷,遇到节日就去做晨祷。他们从教堂出来,并排走回家去的时候,总是现出感动的脸容。他们俩周身都有一股好闻的香气,她的绸子连衣裙发出好听的沙沙声。在家里,他们喝茶,吃奶油面包和各种果酱,然后他们吃馅饼。每天中午,他们院子里和大门外街道上,总有红甜菜汤、煎羊肉,或者烧鸭子等等喷香的气味,遇到斋日就有鱼的气味,谁走过他们家的大门口都不能不犯馋。在办公室里,茶炊老是滚沸,他们招待顾客喝茶,吃面包圈。两夫妇每个星期去洗一回澡,并肩走回家来,两个人都是满面红光。

“没什么,我们过得挺好,谢谢上帝,”奥莲卡常常对熟人说,“只求上帝让人人都能过着瓦西奇卡和我这样的生活就好了。”

每逢普斯托瓦洛夫到莫吉列夫省去采办木材,她总是十分想念他,通宵睡不着觉,哭。有一个军队里的年轻兽医斯米尔宁寄住在她家的厢房里,有时候傍晚来看她。他来跟她谈天,打牌,这样就解了她的烦闷。特别有趣味的是他自己的家庭生活的种种事情。他结过婚了,有一个儿子,可是他跟妻子分居,因为她对他变了心,现在他还恨她,每月汇给她四十卢布做儿子的生活费。听到这些话,奥莲卡就叹气,摇头,替他难过。

“唉,求上帝保佑您,”在分手时候,她对他说,举着蜡烛送他下楼,“谢谢您来给我解闷儿,求上帝赐给您健康,圣母……”

她学丈夫的样,神情总是十分庄严稳重。兽医已经走出楼下的门外,她喊住他,说:

“您要明白,弗拉基米尔·普拉托内奇,您应当跟您的妻子和好。您至少应当看在儿子的份上原谅她!……您放心,那小家伙心里一定都明白。”

等到普斯托瓦洛夫回来,她就把兽医和他那不幸的家庭生活低声讲给他听,两个人就叹气,摇头,谈到那男孩,说那孩子一定想念父亲。后来,由于思想上发生了某种奇特的联系,他们两个都到圣像前面去,双双跪下叩头,求上帝赐给他们儿女。

就是这样,普斯托瓦洛夫夫妇在相亲相爱和融洽无间里平静安分地过了六年。可是,唉,一年冬天,瓦西里·安德烈伊奇在场里喝饱热茶,没戴帽子就走出门去卖木材,得了感冒,病了。她请来顶好的医生给他治病,可是病一天天重下去,过了四个月他就死了。奥莲卡就又守寡了。

“你把我丢给谁啊,我的亲人?”她送丈夫下葬后痛哭道,“现在没有了你,我这个苦命的不幸的人怎么过得下去啊?好心的人们,可怜可怜我这个无依无靠的孤魂吧……”

她穿上黑衣服,缝上白丧章,永远不戴帽子和手套了。她不大出门,只是间或到教堂去或者到丈夫的坟上去,老是待在家里,跟修道女一样。直到六个月以后,她才去掉白丧章,开了护窗板。有时候可以看见她早晨跟她的厨娘一块儿上市场去买菜,可是现在她在家里怎样生活,她家里情形怎样,那就只能猜测了。大家也真是在纷纷猜测,因为常看见她在自家的小花园里跟兽医一块儿喝茶,他对她大声念报上的新闻,又因为她在邮政局遇见一个熟识的女人,对那女人说:

“我们城里缺乏兽医的正确监督,因此发生了很多疾病。常常听说有些人因为喝牛奶得了病,或者从牛马身上招来了病。实际上对家畜的健康应该跟对人类的健康那样关心才对。”

她重述兽医的想法,现在她对一切事情的看法跟他一样了。显然,要她不爱什么人,她就连一年也活不下去,她在她家的厢房里找到了新的幸福。换了别人,这种行径就会受到批评,不过对于奥莲卡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往坏里想,她生活里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得到谅解。他们俩的关系所起的变化,她和兽医都没对外人讲,还极力隐瞒着,可是这还是不行,因为奥莲卡守不住秘密。每逢他屋里来了客人,军队里的同行,她就给他们斟茶,或者给他们开晚饭,谈起牛瘟,谈起家畜的结核病,谈起本市的屠宰场。他呢,忸怩不安,等到客人散掉,他就抓住她的手,生气地轻声说:

“我早就要求过你别谈你不懂的事!我们兽医谈到我们的本行的时候,你别插嘴。这真叫人不痛快!”

她惊讶而且惶恐地瞧着他,问道:

“可是,沃洛杰奇卡,那要我谈什么好呢?”

她眼睛里含着一泡眼泪,搂住他,求他别生气。他们俩就都快活了。

可是这幸福没有维持多久。兽医动身,随着军队开拔,从此不回来了,因为军队已经调到很远的什么地方去,大概是西伯利亚吧。于是剩下奥莲卡孤单单一个人了。

现在她简直孤苦伶仃了。父亲早已去世,他的圈椅扔在阁楼上,布满灰尘,缺了一条腿。她瘦了,丑了,人家在街上遇到她,已经不照往常那样瞧她,也不对她微笑了。显然好岁月已经过去,落在后面。现在她得开始过一种新的生活,一种不熟悉的生活,关于那种生活还是不要去想的好。傍晚,奥莲卡坐在门廊上,听“季沃里”的乐队奏乐,鞭炮噼啪地响,可是这已经不能在她心头引起任何思想了。她漠不关心地瞧她的空院子,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盼望,然后等到黑夜降临,就上床睡觉,梦见她的空院子。她固然也吃也喝,不过那好像是出于不得已似的。

顶顶糟糕的是,她什么见解都没有了。她看见她周围的东西,也明白周围发生些什么事情,可是对那些东西和事情没法形成自己的看法,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没有任何见解,那是多么可怕呀!比方说,她看见一个瓶子,看见天在下雨,或者看见一个乡下人坐着大车走过,可是她说不出那瓶子、那雨、那乡下人为什么存在,它们有什么意义,哪怕拿一千卢布给她,她也什么都说不出来。当初跟库金或普斯托瓦洛夫在一块儿,后来跟兽医在一块儿的时候,样样事情奥莲卡都能解释,随便什么事她都说得出自己的见解,可是现在,她的脑子里和她的心里,就跟那个院子一样空空洞洞。生活变得又可怕又苦涩,仿佛嚼苦艾一样。

渐渐,这座城向四面八方扩张开来。茨冈区已经叫做大街,“季沃里”游乐场和木材场的原址已经辟了一条条巷子,造了新房子。光阴跑得好快!奥莲卡的房子发黑,屋顶生锈,板棚歪斜,整个院子生满杂草和荆棘。奥莲卡自己也老了,丑了。夏天,她坐在走廊上,她心里跟以前一样又空洞又烦闷,充满苦味。冬天,她坐在窗前赏雪。每当她闻到春天的清香,或者风送来教堂的叮当钟声的时候,往事的记忆就突然涌上她的心头,她的心甜蜜地缩紧,眼睛里流出一汪汪眼泪,可是这也只不过有一分钟的工夫,过后心里又是空空洞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黑猫布雷斯卡依偎着她,柔声地咪咪叫,可是这种猫儿的温存不能打动奥莲卡的心。她可不需要这个!她需要的是那种能够抓住她整个身心、整个灵魂、整个理性的爱,那种给她思想、给她生活方向、温暖她的老血的爱。她把黑猫从裙子上抖掉,心烦地对它说:

“走开,走开!……用不着待在这儿!”

照这样,一天天,一年年,过去了,没有一点快乐,没有一点见解。厨娘玛夫拉说什么,她就听什么。

七月里有一天很热,将近傍晚,城里的牲口刚沿街赶过去,整个院里满是飞尘,像云雾一样,忽然有人来敲门了。奥莲卡亲自去开门,睁眼一看,不由得呆住了:原来门外站着兽医斯米尔宁,白发苍苍,穿着便服。她忽然想起了一切,忍不住哭起来,把头偎在他的胸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非常激动,竟没有注意到他们俩后来怎样走进房子,怎样坐下来喝茶。

“我的亲人!”她嘟哝着说,快活得发抖,“弗拉基米尔·普拉托内奇!上帝从哪儿把你送来的?”

“我要在此地长住下来,”他说,“我已经退休,上这儿来打算凭自己的能力谋生计,过一种安定的生活。况且,现在我的儿子已经应该上学了。他长大了。您要知道,我已经跟我的妻子和好了。”

“她在哪儿呢?”奥莲卡问。

“她跟儿子一块儿在旅馆里,我这是出来找房子的。”

“主啊,圣徒啊,就住到我的房子里来好了!这里还不能安个家吗?咦,主啊,我又不要你们出房钱,”奥莲卡着急地说,又哭起来,“你们住在这边屋里,我搬到厢房里去住就行了。主啊,我好高兴!”

第二天房顶就上漆,墙壁刷白粉,奥莲卡把两只手叉在腰上,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发命令。她的脸上现出旧日的笑容,她全身都活过来,精神抖擞,仿佛睡了一大觉,刚刚醒来似的。兽医的妻子到了,那是一个又瘦又丑的女人,留着短短的头发,现出任性的神情。她带着她的小男孩萨沙,他是一个十岁的小胖子,身材矮小得跟他的年龄不相称,生着亮晶晶的蓝眼睛,两腮有两个酒窝。孩子刚刚走进院子,就追那只猫,立刻传来了他那快活而欢畅的笑声。

“大妈,这是您的猫吗?”他问奥莲卡,“等您的猫下了小猫,请您送给我们一只吧。妈妈特别怕耗子。”

奥莲卡跟他讲话,给他茶喝。她胸膛里的那颗心忽然温暖了,甜蜜蜜地收紧,倒仿佛这男孩是她亲生的儿子似的。每逢傍晚他在饭厅里坐下,温习功课,她就带着温情和怜悯瞧着他,喃喃说:

“我的宝贝儿,漂亮小伙子……我的小乖乖,长得这么白净,这么聪明。”

“‘海岛者,一片陆地,周围皆水也。’”他念道。

“海岛者,一片陆地……”她学着说,在多年的沉默和思想空虚以后,这还是她第一回很有信心地说出她的意见。

现在她有自己的意见了。晚饭时候,她跟萨沙的爹娘谈天,说现在孩子们在中学里功课多难,不过古典教育也还是比实科教育强,因为中学毕业后,出路很宽,想当医师也可以,想做工程师也可以。

萨沙开始上中学。他母亲动身到哈尔科夫去看她妹妹,从此没有回来。他父亲每天出门去给牲口看病,往往一连三天不住在家里。奥莲卡觉得萨沙完全没人管,在家里成了多余的人,会活活饿死。她就把他搬到自己的厢房里去住,在那儿给他布置一个小房间。

一连六个月,萨沙跟她一块儿住在厢房里。每天早晨奥莲卡到他的寝室里去,他睡得正香,手放在脸蛋底下,一点儿声息也没有。她不忍心叫醒他。

“萨宪卡[4],”她难过地说,“起来吧,乖乖!该上学去了。”

他就起床,穿好衣服,念完祷告,然后坐下来喝早茶。他喝下三杯茶,吃完两个大面包圈,外加半个法国奶油面包。他还没有完全醒过来,因此情绪不好。

“你还没背熟你那个寓言哪,萨宪卡,”奥莲卡说,瞧着他,仿佛要送他出远门似的,“我为你要操多少心啊。你得用功,学习,乖乖……还得听老师的话才行。”

“嗨,请您别管我的事!”萨沙说。

然后他就出门顺大街上学去了。他身材矮小,却戴一顶大制帽,背一个书包。奥莲卡没一点声息地跟在他后面走。

“萨宪卡!”她叫道。

他回头看,她就拿一个枣子或者一块糖塞在他手里。他们拐弯,走进他学校所在的那条胡同,他害臊了,因为后面跟着一个又高又胖的女人。他回转头来说:

“您回家去吧,大妈。现在我可以自己走到了。”

她就站住,瞧着他的背影,眼也不眨,直到他走进校门口不见了为止。啊,她多么爱他!她往日的爱恋没有一回像这么深,以前她从没像现在她的母性感情越燃越旺的时候那么忘我地、那么无私地、那么快乐地献出自己的心灵。为这个头戴大制帽、脸蛋上有酒窝的、旁人的男孩,她愿意交出她整个的生命,而且愿意带着快乐,带着温柔的泪水交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谁说得出来这是为什么呢?

她把萨沙送到学校,就沉静地走回家去,心满意足,踏踏实实,满腔热爱。她的脸在最近半年当中变得年轻了,微微笑着,喜气洋洋,遇见她的人瞧着她,都感到愉快,对她说:

“您好,亲爱的奥莉加·谢苗诺芙娜!您生活得怎样,宝贝儿?”

“如今在中学里念书可真难啊,”她在市场上说,“昨天一年级的老师叫学生背熟一个寓言,翻译一篇拉丁文,做一个习题,这是闹着玩的吗?……唉,小小的孩子怎么受得了?”

她开始讲到老师、功课、课本,她讲的话正好就是萨沙讲过的。

到两点多钟,他们一块儿吃午饭,傍晚一块儿温课,一块儿哭。她服侍他上床睡下,久久地在他胸前画十字,小声祷告,然后她自己也上床睡觉,幻想遥远而朦胧的将来,那时候萨沙毕了业,做了医师或者工程师,有了自己的大房子,买了马和马车,结了婚,生了子女……她睡着以后,还是想着这些,眼泪从她闭紧的眼睛里流下她的脸颊。那只黑猫在她身旁躺着叫道:

“咪……咪……咪……”

忽然,响起了挺响的敲门声。奥莲卡醒过来,害怕得透不出气,她的心怦怦地跳。过半分钟,敲门声又响了。

“这一定是从哈尔科夫打来了电报,”她想,周身开始打抖,“萨沙的母亲要叫他上哈尔科夫去了……哎,主啊!”

她绝望了,她的头、手、脚,全凉了,她觉得全世界再也没有比她更倒霉的人了。可是再过一分钟就传来了说话声:原来是兽医从俱乐部回家来了。

“唉,谢天谢地。”她想。

渐渐的,她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又觉得轻松了。她躺下去,想着萨沙,而萨沙在隔壁房间里睡得正香,偶尔在梦中说:

“我揍你!滚开!别打人!”

1899年

* * *

[1] 奥莉加的爱称。

[2] 基督教的大斋期,在复活节前的四十日内,纪念耶稣在荒野绝食。

[3] 基督教的节日,在复活节前的一周,纪念耶稣受难。

[4] 萨沙和萨宪卡都是亚历山大的爱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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