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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伊利奇之死-托尔斯泰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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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万·伊利奇之死-托尔斯泰短篇小说

伊万·伊利奇之死

在司法机关大楼里,正在开庭审理梅尔温斯基家族一案。在庭间休息的时候,几名委员[1]和一名检察官都聚集到伊万·叶戈罗维奇·舍别克的办公室里,谈起了那著名的克拉索夫案件。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态度激昂,旁征博引,认定此案不属法院管辖,伊万·叶戈罗维奇固执己见,而彼得·伊万诺维奇则不置可否,从一开始就无意介入争论,他随便浏览着刚才送来的《新闻》报。

“诸位!”他说,“伊万·伊利奇死了。”

“真的?”

“这不,请看。”他对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说,递给他一张新出的、油墨气味很浓的报纸。

在黑色的边框中赫然印着:“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戈洛温娜满怀悲痛讣告诸亲友:爱夫,高等审判厅委员伊万·伊利奇·戈洛温不幸于一八八二年二月四日逝世。谨定于星期五下午一时出殡。”

伊万·伊利奇生前是在座诸公的同僚,而且大家都很爱他。他患病已达数周之久,据说,得的是不治之症。他的职位仍替他保留着,但是据推测,倘若他死了,上峰很可能委派阿列克谢耶夫来担任他的职务,而阿列克谢耶夫的空缺则由温尼科夫或什塔贝尔递补。因此,聚会在办公室里的衮衮诸公,一听说伊万·伊利奇死了,每个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人的死,对于诸委员本人或者他们的熟人的职务上的升迁,会有怎样的意义。

“现在,我想必可以得到什塔贝尔或者温尼科夫的位置了,”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想,“此事上峰早已首肯,而这次晋升将为我增加八百卢布年俸,外加一个办公室。”

“现在可以呈请把我的内弟从卡卢加调来了,”彼得·伊万诺维奇想,“妻子一定会非常高兴。现在她再也不会说我从来不肯为她的亲戚出力了。”

“我早就想他会一病不起的,”彼得·伊万诺维奇说出了声音,“可惜。”

“他到底生的什么病?”

“医生也没法确诊。或者说,确诊了,但众说不一。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还以为他肯定会好起来的。”

“我在过节以后还一直没有上他家去过。可老想去。”

“怎么,他有财产吗?”

“他妻子似乎薄有资产。但也不过区区之数。”

“是啊,应当去。可惜他家住得太远了。”

“应当说,离您太远了。离开您住的地方,什么都远。”

“你们瞧,就因为我住在河对面,他总不肯原谅我。”彼得·伊万诺维奇笑容可掬地指着舍别克说。于是他们便谈论起城区距离的遥远,接着便去开庭。

由于此公的溘然长逝,从而引起每个人推测由此而可能产生的职务上的升迁和可能有的变化以外,一个经常见面的熟人的死这一事实本身,还使所有闻讯的人产生一种庆幸感:死的是他,而不是我。

“怎么,他死了;可是你瞧,我没有死。”每个人都这么想或者这么感觉。伊万·伊利奇的一些相知,即他的一些所谓朋友们,此时不由得想到,现在他们还必须去履行一项非常乏味的礼尚往来:参加祭奠和吊唁遗孀。

过去与伊万·伊利奇过从最密的是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和彼得·伊万诺维奇。

彼得·伊万诺维奇是他过去在法律学校的同学,他认为他过去多承伊万·伊利奇关照,心中十分感激。

吃午饭的时候,彼得·伊万诺维奇把伊万·伊利奇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妻子,又告诉她,也许有可能把内弟调到他们这个地区来。饭后,他也没躺下小憩片刻,便穿上燕尾服,坐车到伊万·伊利奇家里去了。

在伊万·伊利奇私邸的大门前,停着一辆轿式马车和两辆出租马车。在楼下前厅的衣帽架旁,靠墙放着一个覆盖着锦缎的棺材盖,棺材四周挂着璎珞和刷有金粉的绦带。两位身穿丧服的女士正在脱皮大衣。一位是伊万·伊利奇的妹妹,这是彼得·伊万诺维奇认识的,另一位是不相识的太太。彼得·伊万诺维奇的同僚施瓦茨恰好从楼上下来,他在楼梯上面看见彼得·伊万诺维奇走进来,就站住了,对他递了个眼色,仿佛说:“伊万·伊利奇做得也够蠢的;换了足下与我,就完全不同啦。”

施瓦茨的蓄着英国式的连鬓胡子的脸和他那穿着燕尾服的整个修长的身材,像平时一样,具有一种高雅的庄重,这种庄重与施瓦茨的谐谑、轻浮的性格适相矛盾,可是在这里却别具深意。彼得·伊万诺维奇这样想。

彼得·伊万诺维奇让女士们先走,接着他就慢条斯理地跟在她们后面向楼梯走去。施瓦茨见此也就不下楼了,他在楼梯上停住了脚步。彼得·伊万诺维奇明白他的用意:显然,他想跟他商定今天在哪儿打文特[2]。两位太太上了楼去看望死者的遗孀,施瓦茨严肃地抿紧嘴唇,投过调皮的一瞥,扬了扬眉毛,示意彼得·伊万诺维奇到右边死者的房间里去。

彼得·伊万诺维奇走了进去,像平时一样,这时他踌躇不决,不知道他在那儿应该做什么。他只知道在这样的场合画个十字总也无妨。但是画十字的时候要不要鞠躬,他心里却拿不定主意,因而取了个折中办法:走进房间后,他画了个十字,微微弯了弯腰,似乎在鞠躬。同时,随着胳膊和脑袋的动作,他偷眼打量了一下房间。两个年轻人,其中一个是中学生,大概是侄子辈的,正一面画着十字,一面退出房间。一位老妇人站着不动。一位奇怪地扬起眉毛的太太正在对她低声说着什么。一位身穿常礼服、精神抖擞、态度果断的诵经士正以排除一切干扰的神态大声诵读着什么;一名专管打杂的农民格拉西姆,正轻手轻脚地走过彼得·伊万诺维奇面前,往地板上撒着什么。一看见这个,彼得·伊万诺维奇就立刻嗅到一种腐尸的微臭。在最后一次拜访伊万·伊利奇的时候,彼得·伊万诺维奇曾在书房里见过这个农民;他当时正干着护理病人的差事,而且伊万·伊利奇特别喜欢他。彼得·伊万诺维奇不断画着十字,在介于棺材、诵经士和安放在墙角桌子上的神像这三者之间微微地鞠着躬。然后,他觉得似乎用手画十字的动作已经做得太久了,便稍停片刻,开始打量死者。

死者像死人一向躺的那样躺着,显得特别重,他的僵硬的四肢全无生气地陷进灵柩的垫子里,永远佝偻着的脑袋被放置在枕头上,蜡黄的前额突出着(死人向来都是这样的),两鬓坍陷,脑门微秃,鼻子突出,鼻子仿佛是被硬装在上嘴唇上似的。自从彼得·伊万诺维奇上次看见他以来,他变了许多,变得更瘦了,但是像所有的死人那样,他的脸却比活着的时候漂亮了些,主要是显得庄重了。他的面部表情似乎在说:凡是该做的事他都做了,而且做得很对。此外,在这个表情中还有一种对活人的责难和告诫。这种告诫在彼得·伊万诺维奇看来是不合时宜的,或者,起码是与他无关的。他不知道为什么感到有点儿不快,便再一次匆匆地画了个十字(他觉得画得太匆忙了,匆忙得近乎失礼),便转身向门口走去。施瓦茨正叉开两腿,两手在背后摆弄着他那圆筒礼帽,在外屋等着他。瞧一眼施瓦茨那玩世不恭、整洁挺括、英俊潇洒的仪表,就使彼得·伊万诺维奇的精神为之一爽。彼得·伊万诺维奇心里明白,他施瓦茨超然于这一切之上,毫无抑郁不乐之感。他那副样子就似乎在说:伊万·伊利奇的丧事决不能成为一个充足的理由来破坏“庭规”,也就是说,任何事情都不能妨碍他们在今晚,当仆人摆好四支新开封的蜡烛的时候,打开纸牌,玩上一阵;总之没有理由可以设想,这件丧事会妨碍我们愉快地度过今天的夜晚。他把这个想法低声告诉了从他身旁走过的彼得·伊万诺维奇,并建议他们在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家碰头,打它一局。但是,看来,彼得·伊万诺维奇是注定今晚玩不成文特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是一个身材不高的胖女人,尽管她费尽心机想朝相反的方面发展,还是从肩膀以下不断加宽,她穿着一身黑色的丧服,头上扎着花边缎带,跟那位站在灵柩对面的太太一模一样奇怪地扬起眉毛。她陪同别的太太们从自己的内室出来,把她们送到死者的房门口,然后说道:

“马上就要举行安魂祈祷了;请进去吧。”

施瓦茨模棱两可地鞠了个躬,站住了,似乎对这个建议既未表示接受,也未表示谢绝。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认出了彼得·伊万诺维奇,便叹了口气,走到他的身边,拿起他的手,说道:

“我知道,您是伊万·伊利奇的生前知交……”她瞧了瞧他,等待他对这话做出相应的动作。

彼得·伊万诺维奇知道,正如在那边必须画十字一样,在这里就应当握一握手,叹口气说:“请相信我!”于是他便这么做了。做完以后,他觉得效果恰如所料:他感动了,她也感动了。

“咱们走,趁那边还没有开始,我有点事想跟您谈谈。”她说。“请把您的胳臂给我。”

彼得·伊万诺维奇伸出了胳臂,他俩便向内室走去,当他们走过施瓦茨的身边时,施瓦茨伤心地向彼得·伊万诺维奇递了个眼色,他那玩世不恭的眼神似乎在说:“打文特的事算吹啦!请别见怪,我们只能另找牌友了。您倘若能够脱身,五个人打也行。”

彼得·伊万诺维奇更加伤心地长叹了一声,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感激地握了握他的手。他俩走进了她家的客厅,客厅的四壁糊着玫瑰色的珠皮呢[3],灯光昏暗,他们在桌旁坐了下来:她坐在长沙发上,彼得·伊万诺维奇则坐在一张弹簧已坏、一坐下就不规则地乱颤的软凳上。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本来想关照他坐在另一把椅子上去的,但她觉得眼下说这话跟她的处境不相称,便打消了这个主意。彼得·伊万诺维奇在这张软凳上就座的时候,不由得想起了伊万·伊利奇从前是怎样布置这间客厅的,他还跟他商量过关于这种印有绿叶的玫瑰色珠皮呢的事。这位死者的遗孀从桌旁走过,想坐到长沙发上去的时候(整个客厅几乎摆满了家具和各种小摆设),她那黑披肩上的黑色花边被桌上的雕花挂住了。彼得·伊万诺维奇站起身来,想帮她解开,这时,他身下的软凳获得了解放,开始波动,把他推出来。这时,这位遗孀已经自己动手把花边摘了下来,于是彼得·伊万诺维奇又重新落座,压住了他身下那张正在造反的软凳。但是这位遗孀并没有把花边全摘下,因此彼得·伊万诺维奇又重新站起身来,软凳又重新开始造反,甚至还嘎的响了一声。当这一切都完了之后,她便掏出一块干净的麻纱手帕,哭了起来。由于花边的插曲和与软凳的斗争,把彼得·伊万诺维奇的感慨冲淡了,他坐在那里双眉深锁。幸亏伊万·伊利奇的听差索科洛夫走进来,打破了这个僵局。他进来报告说,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选定的那块坟地索价二百卢布。她停止了哭泣,用受害者的神态瞥了彼得·伊万诺维奇一眼,接着便用法语说她的境况十分艰难。彼得·伊万诺维奇默然以对,摇了摇头,表示他毫不怀疑地相信,这是势所难免、无可奈何的事。

“请抽烟吧。”她用豁达大度同时又悲恸欲绝的声音说道,接着她便跟索科洛夫谈起了那块坟地的价钱问题。彼得·伊万诺维奇一面点烟,一面听见她非常详尽地询问了关于坟地的各种价钱,然后把她要买的那一块定了下来。谈完坟地的事以后,她又吩咐了一些关于唱诗班的事。索科洛夫便走了出去。

“一切都要我亲自过问。”她对彼得·伊万诺维奇说,把放在桌上的照相册挪到一边;接着,她又发现烟灰正在威胁着桌子,便忙不迭地将烟灰缸给彼得·伊万诺维奇挪近了一点,说道:“如果硬说我由于悲痛无法照料实际工作,我认为这是假的。相反,如果说有什么事虽然不能给我慰藉……却能替我分忧的话,那就是为他而操心张罗。”她又掏出手帕,好像要哭,但是她又突然振作起来,似乎强忍下悲痛,开始平静地说:

“不过我有件事想跟您谈谈。”

彼得·伊万诺维奇点点头,小心在意地不让软椅里的弹簧乱颤:这些弹簧又立刻在他的屁股底下动起来。

“最后几天他非常痛苦。”

“很痛苦吗?”彼得·伊万诺维奇问。

“哎呀,痛苦极了!最后几小时,而不是最后几分钟,他不停地喊叫。连续三天三夜,他直着嗓子不停地喊叫。简直叫人听了心碎。我真不明白我是怎么熬过来的,隔着三重门都听得见。哎呀!我经受了多大的痛苦啊!”

“莫非他当时还神志清醒吗?”彼得·伊万诺维奇问。

“是的,”她低声说,“直到最后一分钟。他在临死前一刻钟才跟我们告别,还请我们把沃洛佳领出去。”

彼得·伊万诺维奇跟死者相知多年。死者先是一个快乐的男孩,后来和他一起上学,及至成年,又是同僚。尽管他不愉快地意识到他自己和这个女人都在装腔作势,可是一想到他的痛苦,他还是不寒而栗。他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前额,那个紧压在嘴唇上的鼻子。由人及己,他不由得感到毛骨悚然。

“三天三夜可怕的痛苦,然后是死。要知道这事对于我也可能立刻和随时发生。”他这样想道,霎时感到一阵恐怖。但是立刻,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弄的,一个惯常的想法跑来帮了他的忙:遭到这个变故的是伊万·伊利奇,而不是他,他是不应该,也决不会发生这种事的;他这样想就会抑郁寡欢,这是很不应该的;施瓦茨的脸色也分明说出了这层意思。彼得·伊万诺维奇作了这样的一番考虑以后,便放下心来,开始有兴趣地询问伊万·伊利奇临终时的种种细节,仿佛死不过是一种例外,这种例外仅为伊万·伊利奇所独有,而与他毫不相干。

他们东拉西扯地谈了一通伊万·伊利奇遭受到的确实十分可怕的肉体痛苦的诸般细节之后(这些细节,彼得·伊万诺维奇仅从伊万·伊利奇的痛苦对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的神经起的作用便知道了),这位遗孀分明认为有必要转入正题了。

“哎呀,彼得·伊万诺维奇,多么痛苦呀,多么可怕的痛苦,多么可怕的痛苦呀。”她又哭起来。

彼得·伊万诺维奇连连叹息,等待她什么时候擤鼻涕。他看到她擤鼻涕了,便说道:

“请相信我……”于是她又侃侃而谈,终于道出了她找他到这里来的本意。她的用意是在探询,由于丈夫去世,如何向国库领取抚恤金等问题。她装模作样地似乎在征求彼得·伊万诺维奇关于抚恤金的意见,但是他看出来,连最微末的细则她都知道了,甚至他不知道的事她也了如指掌:她已经知道,由于丈夫去世,她可以从国库捞到什么的种种规定;但是现在她想要打听的是,能否想个办法捞到更多的钱。彼得·伊万诺维奇极力替她设想,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但是设想了几种,又出于礼貌骂了几句我们的政府悭吝成性之后,他终于说道,再多恐怕不行了吧。于是她叹了口气,显然开始在想如何把客人支使走。他明白了她的心思,便把烟弄灭,站起身来,握了握手,向前厅走去。

餐室里悬挂着一座挂钟,这钟是伊万·伊利奇从古董店里买来的,他对此颇感得意。彼得·伊万诺维奇在餐室里遇到了一位神父和几位来参加丧礼的熟人,他还看到一位他熟悉的年轻美貌的小姐,伊万·伊利奇的女儿。她一身丧服。她的腰肢很细,现在显得更细了。她的神情阴郁,表情果断,近乎愠怒。她向彼得·伊万诺维奇点头行礼时的那种神态,仿佛他犯了什么过错似的。在女儿背后,站着一位阔气的年轻人,也是满脸愠色,他是法院的预审官,彼得·伊万诺维奇听说,这就是她的未婚夫。彼得·伊万诺维奇向他们悲戚地点了点头,正想朝死者的房间走去,这时恰好从楼下走上来一个中学生,他是伊万·伊利奇的儿子,他的相貌酷似他的父亲。这简直是个小伊万·伊利奇。彼得·伊万诺维奇记得,伊万·伊利奇在法律学校读书的时候,就像他儿子现在这样。男孩的眼睛哭肿了,一副十三四岁男孩的那种邋遢样。那男孩一看见彼得·伊万诺维奇,就板起面孔,不好意思地皱起眉头。彼得·伊万诺维奇向他点了点头,便走进死者的房间。安魂祈祷开始了——蜡烛、呻吟、神香、眼泪和啜泣。彼得·伊万诺维奇站着,双眉深锁,低头望着身前的脚尖。他一次也没有看死者,一直到底都没有屈从于那令人沮丧的影响,而且是头一批走了出来。前厅里阒无一人。格拉西姆,就是那个专管打杂的农民,从死者的房间里跑出来,用他那有力的双手把所有的皮大衣一一扔开,终于找到了彼得·伊万诺维奇的大衣,递给了他。

“怎么样,格拉西姆老弟?”彼得·伊万诺维奇搭讪道,“舍不得吗?”

“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大家都要上那儿去的。”格拉西姆说,露出他那雪白整齐的农民的牙齿,接着又像个干得正欢的仆人那样,迅速打开门,向马车夫一声吆喝,接着侍候彼得·伊万诺维奇坐上马车,又一个箭步跑回门廊,仿佛在想,他还需要做什么。

彼得,伊万诺维奇在闻够了神香、尸臭和石碳酸的气味以后,这时吸到新鲜空气,感到分外愉快。

“您吩咐上哪儿?”车夫问。

“还不晚。顺道再去看看费奥多尔·瓦西里耶维奇。”

接着,彼得·伊万诺维奇便驱车出发了。果然,他进去的时候,他们才打完第一圈,因此他作为第五个牌友,很方便地参加了进去。

伊万·伊利奇过去的生活经历是最简单、最平常,但也是最可怕的。

伊万·伊利奇生前是高等审判厅委员,终年四十五岁。他是一位官吏的儿子。他父亲在彼得堡的各部和各司官运亨通,终于混到了这样一种地位:虽然十分明显,这种人不宜担任任何重要的职务,但是由于他们资格老和官衔高,又不能强令他们引退,因此便为他们增设了一些闲职,而他们也就领取数千卢布的干薪,由六千至一万不等,并靠着这笔干薪颐养天年。

枢密顾问,各种不必要的机构中的不必要的成员伊利亚·叶菲莫维奇·戈洛温便是这样的一号人。

他有三个儿子。伊万·伊利奇是他的次子。他的长子也像父亲一样,官运亨通,不过是在另一个部里供职,他也凭着资历快要升到拿干薪的地位了。他的幼子却宦海失意,在官场中到处碰壁,现在铁路上供职:他的父亲和两位哥哥,特别是他的两位嫂子,不仅不喜欢遇见他,而且除非万不得已,连他这个人的存在也不愿意提起。他们还有一个妹妹,她嫁给了格列夫男爵。此人也像他的岳父一样是彼得堡的京官。伊万·伊利奇,诚如人们所说,乃是le phenix de la famille[4]。他既不像他的哥哥那样不通人情、一板一眼,也不像他的弟弟那样冒失莽撞。他介乎二者之间——聪明伶俐、招人喜欢而又彬彬有礼。他曾与弟弟一起在法律学校攻读。弟弟没有毕业,读到五年级就被勒令退学,伊万·伊利奇却以优异的成绩修完了全部学业。还在法律学校他就已经是他后来终生恪守不渝的那样一种人了:为人干练、和蔼可亲、交游广阔,但是他又严格执行他认为是自己职责的事;凡是身居最高地位的人认为是职责的一切,他无不认为是自己的职责。无论在少年时代还是在成年以后,他都不是一个阿谀奉迎之徒,但他从少年时代起,恰如苍蝇之爱光一样,就唯上流社会身居最高地位的人的马首是瞻,亦步亦趋地学习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对生活的见解,并跟他们建立起友好的关系。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的一切迷恋都已烟消云散,没有留下大的痕迹;他也曾沉溺于女色和虚荣,最后,在高年级,也染上一些自由思想,但是这一切都在一定的限度之内,也就是他的锐敏的感觉向他正确指出的那个限度之内。

在法律学校的时候,他做过一些事先他就认为是十分卑鄙下流的行为,而且一边干一边对自己感到厌恶;但是后来,他看到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也做过这些事,而且他们并不认为这些行为是坏的,因此他不仅转而承认这些行为是好的,而且把过去的所作所为忘得一干二净,即使想起它们,也毫无痛心之感。

伊万·伊利奇在法律学校以十品官的资格毕业,并从父亲那儿取得了一笔置装费以后,便到沙默尔的店里给自己定做了衣服,在表坠上挂了一枚上刻“respice finem”[5]的纪念章,然后告别了亲王和老师,并与同学们在多农大饭店饱餐了一顿,便手提时新的皮箱,带着从最好的商店里定做和买来的内衣、服装、刮脸和梳洗用具以及格子花毯等束装就道,到外省赴任,担任他父亲为他谋得的省长特派员的职务。

在外省,像在法律学校一样,伊万·伊利奇立刻就为自己定下了一种轻松愉快的处世之道。他秉公办事,仕途得意,同时又愉快而不失体面地寻欢作乐。有时他受上峰派遣去巡视各县,他无论对上司或对下属都很庄重,并以一种他不能不引为自豪的一丝不苟和清廉正直的态度来完成上峰交给他的主要关于分裂派教徒的诸种事务。

尽管他年轻而又爱好酒色,他在处理公务上却非常审慎,公事公办,甚至铁面无私;但是在社交事务中,他却常常谈笑风生、妙语惊人,从来都是和蔼可亲而又彬彬有礼的,诚如他的上司和上司太太(他已经成了他们家的常客)所说,他是一个bon enfant[6]。

在外省的时候,有一位女士硬是缠住这位穿戴讲究的法律学校毕业生,与他发生过暧昧关系;他还有一个情妇是时装店的女裁缝;他也有过同一些前来公干的侍从武官纵酒作乐和在晚间寻花问柳的事;他也有过巴结上司,甚至巴结上司太太的事,但是这些事他都做得恰到好处,因此不可能遭人非议:这一切只能用一句法国格言来说明:il faut que jeunesse se passe[7]。这一切都是用干干净净的手,穿着干干净净的衬衫,口操法语干的,而且主要的,一切又都发生在最上层的社会,因而也就得到了身居高位的人的赞许。

伊万·伊利奇这样供职了五年,接着他在职务上便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司法机构[8],因此也就需要一批新的人。

于是伊万·伊利奇就成了这样的新人。

伊万·伊利奇被遴选为法院的预审官,尽管这个职务是在另一个省里,他必须放弃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一切从头开始,他还是欣然应命。朋友们都来为伊万·伊利奇送行,并与他合影留念,还送给他一只银烟盒。接着他便走马上任去了。

在做法院预审官的时候,伊万·伊利奇仍旧一如既往,就像他担任特派员的时候那样comme il faut[9]、彬彬有礼、公私分明,从而博得了普遍的尊敬。预审官的职务本身比起从前那个职务来,对于伊万·伊利奇也比较有兴趣得多,而且更吸引人。在他担任从前那个职务时,他常常穿着在沙默尔那儿定做的制服,从容不迫地走过战战兢兢、恭候接见的申请人以及对他不胜羡慕的官员们的身边,无需通报跨进上司的办公室,点起一支烟,与上司坐在一块饮茶,——这固然很愉快;但是直接听命于他的人毕竟很少。当他接受派遣外出视察的时候,属于上述直接听命于他的人的,也只有一些县警察局长和分裂派教徒;他喜欢谦恭有礼地对待这样的下属,几乎跟他们平起平坐,他喜欢让他们感觉到,他本来是可以对他们颐指气使的,但是他对待他们却十分友好和平易近人。然而那时候这样的人毕竟很少。而现在,身为法院预审官,伊万·伊利奇感到,所有的人,毫无例外,甚至那些最显赫、最自负的人也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他只要在印有案由的公文上写上几行字,这个显赫而又自负的人就将作为被告或者证人被带到他这里来,如果他不想让他坐下,他就得站在他面前,回答他提出的各种问题。伊万·伊利奇从来没有滥用过他的这个权力,相反,他总是尽量使这种权力的表现带有温和的色彩;但是意识到这个权力和可以使它带有温和的色彩,却成了他的这个新职务的主要兴趣所在和令他悠然神往的地方。至于在职务本身之中,也就是在预审工作中,伊万·伊利奇很快就学会了这样的办事方法,即撇开与公事无关的一切情况,使任何最复杂的案件都只具有这样一种形式:公文上等因奉此,照章办事,他个人的观点被完全排除在外,主要是必须遵从一切规定的格式。这个工作是一件新事。而他就是在实践中制定一八六四年条例附件的开创人之一。

在调到一个新城市担任法院预审官之后,伊万·伊利奇结识了一批新交,建立了一些新的关系,并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处世之道,举止行为也略有变化。他与省当局保持着某种适当的距离,并择优结交了一些居住在该城的司法界人士和富有的贵族,采取了一种对于政府不无微词的温和的自由主义和文明开通的作风。与此同时,伊万·伊利奇担任新职之后,一方面丝毫没有改变服饰的风雅,另一方面又蓄起了颔须,听凭胡须随意生长。

伊万·伊利奇在这个新城市的生活也十分愉快:跟与省长唱反调的一群人亲密无间;他的薪俸也比从前优厚了,此外,打惠斯特[10]又给他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那时伊万·伊利奇已经开始打惠斯特了,他打起牌来轻松愉快,脑子灵活,十分精明,因为具有这个本领,所以一般说他从来都是赢家。

在新城市供职两年之后,伊万·伊利奇遇见了自己未来的妻子。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米赫尔是伊万·伊利奇经常出入的那个圈子里的一位非常妩媚动人、非常聪明、才貌出众的姑娘。伊万·伊利奇在公余之暇的消遣作乐中与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建立了一种说说笑笑的、十分随便的关系。

伊万·伊利奇在身为特派员的时候是常常跳舞的。他当了法院预审官以后,跳舞就成为一种例外情形了。他跳舞已经具有这样一层意思:虽然我在新的机构中供职,而且又是五等文官,但是就跳舞而言,那我能够证明,在这类逢场作戏中我是能够胜过他人的。因此,在晚会即将结束时,他偶尔也与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翩翩起舞,而且也主要是在这种跳舞的时候他征服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的心。她爱上了他。伊万·伊利奇并没有想要结婚的明确意图,但是当这位姑娘爱上他以后,他不由得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真是的,为什么不结婚呢?”他对自己说。

待字闺中的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是位大家闺秀,长得也不难看;还薄有资产。伊万·伊利奇原可望攀一门更美满的亲事,但是这门亲事也就算好的了。伊万·伊利奇有他的薪俸,他希望她也应有此数。她出身名门,又是一个可爱、美丽和十分正派的女人。如果说伊万·伊利奇所以结婚是因为他爱上了他的未婚妻,并且发现她赞同他的人生观的话,那就错了,正像如果说他所以结婚乃是因为他周围的人赞同这门亲事一样。伊万·伊利奇所以结婚是出于两层考虑:他拥有这样一位妻子,乃是为自己做了一件快事,与此同时,他所以这样做,乃是因为那些身居最高地位的人认为这样做是对的。

于是伊万·伊利奇便结婚了。

结婚过程本身以及最初的婚后生活(夫妻恩爱、新家具、新餐具、新床新被,直到妻子怀孕)都很好,以致伊万·伊利奇已经开始认为,结婚不仅不会改变他那轻松愉快、逍遥快活、永远体面、并为社会所赞许的生活的性质(伊万·伊利奇认为这是一般生活所固有的),而且还会加深它。但是就在这时候,从妻子怀孕的最初几个月起,却出现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新情况,他对此怎么也摆脱不开。这种新情况是不愉快的、痛苦的和有失体面的。

妻子无缘无故地(像伊万·伊利奇所认为的那样),de gaité de coeur[11](像他对自己所说的那样)开始破坏生活的欢愉与体面:她毫无道理地吃醋,硬要他对她嘘寒问暖,她对一切都吹毛求疵,并与他寻衅争吵,说一些不愉快的和难听的话。

起初,伊万·伊利奇希望用一种对待生活的十分随便和十分体面的办法(这种办法过去曾使他数度摆脱困境)来摆脱这种情况的不愉快。他尝试着无视妻子的心情,继续像过去那样轻松愉快地生活:邀请朋友们到家里打牌,自己也试着到俱乐部去或者去拜望朋友们。但是有一次妻子开始蛮不讲理地用粗话骂他,而且每当他不照她的要求办,她就骂不绝口。看来她已下定决心,不把他制服决不罢休,也就是说他必须坐在家里,像她一样闷闷不乐才是。对此,伊万·伊利奇真是大吃一惊。他至此才恍然大悟:夫妇生活(起码是跟他的妻子)并不总是能促进生活的愉快和体面的,相反,它常常破坏它们,因此必须严加防范,使自己免受这些破坏。于是伊万·伊利奇便开始寻找对策。公务是令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肃然起敬的唯一的事,于是伊万·伊利奇便利用公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公事来与妻子斗争,借以保全自己的独立的小天地。

随着孩子的出生、想自己喂奶以及随之而产生的种种不顺心的事,加上孩子和母亲的真病和假病(对此,伊万·伊利奇必须表现出同情,可是他对于疾病及其症状简直一无所知),在家庭之外保全自己小天地的需要,对于伊万·伊利奇来说就变得更加迫切了。

随着妻子变得更加易怒和苛求,伊万·伊利奇也就把自己的生活重心越来越多转移到公务上去。与过去相比,他变得更加喜爱公务,他的功名利禄之心也变得更强了。

很快,婚后还不到一年吧,伊万·伊利奇就明白了,夫妻生活虽然提供了生活上的某些方便,可实际上却是一件非常复杂、非常棘手的事,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即过一种体面的、为社会所称道的生活,就必须像对待公务一样,对此定出自己的一定之规。

于是,伊万·伊利奇就为自己定出了一套对待夫妇生活的一定之规。他向家庭生活要求的,仅仅是它能够给予他在家吃饭、有主妇照料和有地方安睡的种种方便,而最主要的则是为舆论所确认的外表的体面。而他在其他方面所寻求的只是逍遥自在,如果他找到了这种自在的生活,就不胜感激之至;如果遇到反抗和埋怨,他就一头钻进自己独立的、与家庭隔绝的公务之中,并从中找到乐趣。

伊万·伊利奇受到上司的器重,被认为是一个恪尽厥职的好僚属。过了三年,他就被提升为副检察官。新的职务、它的重要性、有可能提审任何人和把任何人关进大牢、公开的讲演,以及伊万·伊利奇在讲演中所取得的成功,——这一切都使他更加沉湎于公务之中。

孩子接二连三地出世。妻子也变得越来越唠叨和爱发脾气了,但伊万·伊利奇定出的对待家庭生活的一定之规使他成了她的埋怨几乎打不穿的铜墙铁壁。

伊万·伊利奇在这个城市里为官七年之后,又被调到另一个省就任检察官。他们搬了家,钱又拮据,妻子又不喜欢他们搬去的那个地方。他的薪俸虽然比过去多,但是开销却更大了。除此以外,又死了两个孩子,因此家庭生活对于伊万·伊利奇就更加不愉快了。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把在这个新住地所发生的一切不幸都诿过于她的丈夫。夫妻之间谈话的多数话题,特别是关于孩子的教育,都会重新挑起过去引起龃龉的种种问题,而且这类争吵随时都可能爆发。夫妇间难得相亲相爱,而且为时不长。这不过是一些他们暂时停泊的小岛罢了,接着他们又重新驶进彼此怀恨、彼此疏远的汪洋大海。如果伊万·伊利奇认为这种疏远是不应该有的,那这种现象或许会使他觉得很伤心,可是现在他已经承认这种状况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他在家庭中孜孜以求的目标。他的目标在于使自己越来越多地摆脱这些不愉快的事,并使这些不愉快的事具有一种无害的、体面的性质;他跟自己的家庭在一起消磨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就用这个办法达到了这一目的,如果非同自己的家庭在一起不可的话,他就尽量利用外人在场这一点来确保这种状况。不过最主要的还是伊万·伊利奇有公务在身。他的全部生活兴趣都集中在官场之中。于是这种兴趣便吸引了他的全部注意力。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有可能毁掉他想毁掉的任何人,当他走进法庭和会见下属时的威风,甚至只是一种表面上的威风,以及他对待上司和下属的成功,而最主要的则是他所感觉到的他的办案才干,——这一切都使他十分得意,再加上跟同僚们的闲谈、宴聚和惠斯特,都使他感到生活十分充实。因此,一般说来,伊万·伊利奇的生活,正如他认为它应该如此的那样:愉快而体面地继续着。

他又这样过了七年。他的长女已经十六岁,又有一个孩子死了,只剩下了一个正在读中学的男孩,也是他们口角的对象。伊万·伊利奇想把他送进法律学校,而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偏与他作对,把男孩送进了普通中学。他的女儿在家里读书,很有长进,男孩的学习也不错。

结婚以后的十七年间,伊万·伊利奇的生活就是这样过去的。他已经是一个老检察官了,几次升迁他都谢绝了,他盼着获得一个理想的职位,可是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不愉快的事,几乎完全破坏了他的生活平静。伊万·伊利奇期待着大学城的首席法官的职位,可是却不知怎么被霍普捷足先登,得到了这个职位。伊万·伊利奇很生气,开始责难他,并与他以及自己的顶头上司争吵起来;于是上峰开始对他冷淡了,而且在下一次的任命中,他又是榜上无名。

这事发生在一八八〇年。这一年是伊万·伊利奇生活中最困难的一年。在这一年里,他一方面发现薪俸不足以维持生活,另一方面又发现大家都把他忘了,在他看来,这是对他的最大、最严重的不公平,可是别人却认为这是十分平常的事。甚至他的父亲也不认为自己责无旁贷地应该助他一臂之力。他感到所有的人都抛弃了他。他们认为他岁入三千五百卢布的地位是极为正常,甚至是很幸福的。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一则是意识到人们的所作所为对他太不公平,二来是妻子的没完没了的数落,末了是他开始入不敷出,负债累累。总之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眼下的地位是非常不正常的。

这年夏天,为了减少支出,他告了假,与妻子一起到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的哥哥的乡村里度夏。

在乡下,由于摆脱了公务,伊万·伊利奇第一次感到不仅是寂寞,而且是无法忍受的烦恼,于是他决定,这样生活下去是不行的,必须采取某些断然的措施。

伊万·伊利奇在凉台上走来走去,度过了一整宿不眠之夜以后,决定到彼得堡去奔走一番,并申请调到另一个部去,借此惩罚一下那些不善于知人善任的衮衮诸公。

第二天,他不顾妻子和内兄的一切劝阻,首途到彼得堡去了。

他此行只有一个目的:求得一个岁入五千卢布的职位。他已经不再支持任何一个部、任何一个派系或者任何一种活动了。他需要的只是职位,岁入五千卢布的职位,行政工作也罢,银行也罢,铁路也罢,玛丽亚皇后掌管的机关也罢,甚至海关都成,但是非得有五千卢布不可,并且一定要调离那个不善于知人善任的部。

不料伊万·伊利奇此行却取得了惊人的、意外的成功。在库尔斯克,他的一位朋友伊利英登上了头等车厢,他告诉他,库尔斯克省省长收到的一封最新电报说,数日之内部里将发生人事更迭:彼得·伊万诺维奇的职位将由伊万·谢苗诺维奇接任。

这个正在拟议中的人事更迭,除了对俄国自有其意义姑且不论之外,对于伊万·伊利奇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次将起用一名新人——彼得·彼得罗维奇,由此可见,他的朋友扎哈尔·伊万诺维奇也将跃居高位。这次人事更迭对伊万·伊利奇十分有利,因为扎哈尔·伊万诺维奇是伊万·伊利奇的同窗好友。

在莫斯科,这一消息得到了证实。伊万·伊利奇到达彼得堡之后,就找到了扎哈尔·伊万诺维奇,并取得了他的承诺,一定在他过去供职的司法部里给他谋一个职位。

一星期后,他电告妻子:

扎哈尔接任米勒的职位。我在首次官报中即将取得任命。

伊万·伊利奇由于这次人事更迭出乎意料地在他过去供职的部里取得了这样一项任命,他居然一跃而高出他的同僚两级:五千卢布年俸和三千五百卢布调任费。伊万·伊利奇把对自己过去的敌人和对整个部的一切恼怒都忘得一干二净,他简直幸福极了。

伊万·伊利奇回到了乡下,愉快而满意,他很久以来都没有这样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也笑逐颜开,他俩又签订了“停火协定”。伊万·伊利奇告诉她,在彼得堡大家怎样庆贺他,他过去的所有敌人怎样丢人现眼,现在又怎样对他拍马逢迎,人们又怎样羡慕他的地位,他还特别讲到,在彼得堡大家都非常爱他。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听着他侃侃而谈,装作她对这些话都信以为真,没有跟他抬杠,只是作了一些他们在即将迁往的那个城市里如何重新安排生活的计划。伊万·伊利奇高兴地看到,这些计划也就是他的计划,他俩想到一块去了,他那一度遇到的坎坷生活又将具有真正的、它所固有的逍遥自在而又体面的性质了。

伊万·伊利奇这次回来只能作短暂的停留。九月十日他就必须前去上任,此外,还得有时间在新的地方安置下来,从省里把所有的东西都运去,还有许多东西需要添置和定购。一句话,关于如何安置的问题,他已有成竹在胸,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在心里决定的也几乎和他一模一样。

现在,一切都安排得如此顺利,他们夫妇俩又目标一致了,此外,他们不仅生活在一起,而且情投意合,即使在婚后的最初几年也从来没有这样情投意合过。伊万·伊利奇本来想立刻携眷赴任,可是他的妹妹和妹夫(他俩对伊万·伊利奇和他全家突然变得分外殷勤和亲近起来了)却坚持以为不可,于是伊万·伊利奇只好只身先行赴任。

伊万·伊利奇走了,他一直心情愉快,这是仕途得意和与妻子情投意合二者互相促进而产生的。他找到了一座非常好的住宅,夫妻俩梦寐以求的也正是这样的房子。高大、宽敞、古色古香的接待室,舒适雅致的书房,妻子和女儿的卧室,儿子的学习室——一切都宛如特意为他们设计好了似的。伊万·伊利奇亲自布置新居,挑选壁纸,添置家具,特别是老式家具(他认为老式家具别有一种古雅的气派),以及选购沙发套和椅套,于是东西便越来越多,逐渐接近了他私下制定的理想。当他刚布置到一半的时候,他的布置就超出了他的企望。他明白一切布置就绪以后所具有的那种雍容大方和古雅脱俗的气派。他在临睡时想像着那面貌将焕然一新的客厅。他瞧着那装修尚未完工的客厅,他已经在想像中看到了那布置就绪时的壁炉、隔热板、格子架、那些随处摆放着的椅子、那些陈设在墙上的大盘和小碟,以及青铜摆设等等。他一想到他一定会使对此也有同好的帕莎[12]和小丽莎[13]大吃一惊,就不由得高兴起来。她们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气派的。特别是他能够搜求到而且廉价买进了一批古董,这将使一切赋有一种特别典雅的气派。他在自己的书信中故意把一切说得比实际上坏,好让她们大吃一惊。这一切都使他兴趣盎然,甚至于他所热中的新职务也没有引起他这么大的兴趣,这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甚至在开庭的时候也心不在焉:他在寻思窗帘应该用什么样的窗帘架,直的呢,还是拱形的呢?他简直乐此不疲:他常常亲自张罗,重新摆设家具,重新悬挂窗帘。有一次,他爬上一个小梯子,以便向怎么也弄不明白的裱糊匠说明他想要怎样悬挂窗帘,可是他失足摔了下来,不过他身体壮实,手脚灵活,没有跌倒,只是肋部在梯子边上碰了一下。碰伤的地方痛了一阵,但是很快也就好了。伊万·伊利奇在这段时间一直觉得身心特别愉快,特别健康。他在信中写道:我觉得我突然年轻了十五年。他本想在九月份把一切布置就绪,可是却拖到了十月中旬。然而新居却布置得美轮美奂,不仅他自己这么说,而且所有看见过的人也都向他这么说。

其实,这是一切不十分富有、但又想摆阔的人常有的,其结果是彼此雷同:花缎、黑檀木、盆花、地毯以及黝暗和闪闪发光的青铜摆设,——这一切无非是同一类人的互相仿效而已。他居然弄得如此雷同,简直毫无值得注目之处,而他却觉得这一切十分别致。他在铁路车站上迎来了自己的家属,把他们带到了灯烛辉煌、布置一新的住宅,系着白领结的听差给他们打开了通往饰有鲜花的前厅的门,接着他们就走进客厅和书房,高兴得连声赞叹。这时,他感到幸福极了,他领着他们到处参观,踌躇满志地听着他们的夸奖,高兴得满脸放光。当天晚上喝茶的时候,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顺便问起,他是怎么摔下来的,他笑了,接着便绘声绘色地表演给他们看,他是怎么从梯子上滑下来的,又怎么把裱糊匠吓了一跳。

“幸亏我学过体操。别人非摔死不可,我不过在这儿稍微磕了一下;摸上去有点疼,但是现在已经不疼了,只留下一块乌青。”

于是他们就开始在新居里住下来,正如常有的情形那样,人们在某个新居住定以后,往往觉得样样都好,就缺少一个房间;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但也像常有的情形那样,还稍嫌不足,还缺少大约五百卢布的区区之数。总之,一切都很好。感到特别好的是在最初那个时期,那时一切尚未布置就绪,还需要继续布置:一会儿去采购,一会儿去定做,一会儿要重新摆设,一会儿要稍加调整。夫妻之间虽然还有某些争执,但是因为夫妻俩都满意,再加又有许多事情要做,所以说过也就完了,没有引起大的口角。等到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布置的时候,他们才开始稍嫌寂寞,仿佛缺少了什么似的,但是紧接着他们又结识了一些新交,形成了一些新的习惯,于是生活也就充实起来。

伊万·伊利奇上午在法院视事,中午回家。在最初那个阶段,他的心情是好的,虽然稍感痛心,原因也是由于新居。(桌布和椅套上的任何一个污点,窗帘上的被拽断了的绳子,都使他十分恼火:他在布置这所新居时花费了多大的心血啊,因此任何糟蹋都使他感到痛心。)但是,大体说来,伊万·伊利奇的生活还是按照他的信仰,就像生活理应如此的那样度过的:轻松、愉快而且体面。他九点起床,喝咖啡,读报,然后穿上制服,坐车上法院。在那儿,他已经是轻车熟路了;他立刻升堂视事。上诉人、办公室查讯、办公室本身、开庭——公审和预审。在这一切公务中,必须善于排除一切经常破坏公事正常进行的不登大雅之堂的俗事:除了公事关系以外,决不允许跟人们发生任何关系,而且发生关系的情由也只能是公事往来,而且关系本身也只能是公事公办。例如,来了一个人,想打听什么事。因为这不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因此伊万·伊利奇也就不能与这种人发生任何关系。但是,倘若该人有事直接与审判厅委员有关,而且此种关系可以书写到等因奉此的公文上,——在这种关系的范围之内,只要是能办到的事,伊万·伊利奇无不一一照办,与此同时,他还遵循着人与人之间形式上的友好关系,即谦恭有礼。等公务关系结束,其他任何关系也就随之告终。伊万·伊利奇对这种严格区分公与私的本领已高度娴熟,而且凭着长期的实践和独到的才干,他对此早已驾轻就熟,游刃有余,以致所谓公私混淆云云,有时他也不费吹灰之力地偶一为之。他所以敢于这样做,乃是因为他感到一旦有必要,他有随时恢复秉公办事、铁面无私的本领。这事在伊万·伊利奇办来不仅轻松、愉快和体面,甚至还技艺精湛。在公务间隙,他就抽烟喝茶,稍许谈点政治,稍许谈点一般的问题,又稍许谈点打牌,而谈得最多的则是各种各样的任命。最后,他便拖着疲乏的身子,但是怀着一个优秀演奏家把自己的那个音部,乐队中的第一小提琴规规矩矩地演奏完毕的心情,回到家来。在家中,母女俩或是出门拜客或是有什么人来拜访她们;儿子或者上学校读书或是在跟家庭补习老师准备功课,在认真学习学校里教的课程。一切都很好。午饭以后,如果没有客人来访,伊万·伊利奇有时就读一点大家经常谈论的书,晚上,他就坐下来办公,也就是披阅公文,核对法律,——对照供词,援引律例。对此,他既不感到乏味,也不感到愉快。在可以玩文特的时候,这些工作是乏味的;但是,倘若没有人玩文特,这毕竟比孤身独坐或者跟妻子待在一起要强些。伊万·伊利奇的乐趣是邀请一些在社会上有地位的男女宾客来家便宴,跟这种人通常消磨时间的办法一样(就像他家的客厅与所有的客厅相同一样),同他们在一起消遣作乐。

有一次,他们家甚至还举行了一次晚会,让大家跳舞。伊万·伊利奇很快活,一切也都很好,仅仅与妻子为了蛋糕和糖果的事发生了一场大的口角: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有自己的计划,可是伊万·伊利奇却固执己见,硬要到一家售价昂贵的食品店里去购买,并且买了很多蛋糕,结果蛋糕剩下了,而食品店老板的账单却赫然开明共计四十五卢布,于是就引起了口角。这场口角吵得很厉害而且不愉快,以致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骂他是“笨蛋和窝囊废”。他抱住了自己的脑袋,而且一怒之下不知为什么提到了离婚。但是晚会本身是愉快的。真是群贤荟萃,伊万·伊利奇还和特鲁福诺娃公爵夫人跳了舞,这就是那位以创办“消愁会”而闻名的女人的妹妹。做官的乐趣是满足自尊心的乐趣,交际场中的乐趣是满足虚荣心的乐趣,而伊万·伊利奇的真正乐趣则是玩文特的乐趣。他认为,经历了一切,经历了生活中的种种不愉快之后,他的乐趣就是跟几个趣味相投的牌友和文文静静的搭档坐下玩文特,——这种乐趣好比是蜡烛照亮了所有的不愉快,——但是一定要四个人在一起玩(五个人就很不痛快了,虽然我总装作十分喜欢的样子),并且要玩得聪明而且认真(当出牌的时候),然后共进晚餐,喝一杯葡萄酒,在玩过文特之后,特别是稍许赢了一点钱的情况下(赢多了就不愉快了),伊万·伊利奇便心情特别愉快地上床就寝。

他们就这样生活着。他们结交的朋友都是最优秀的人物,达官显要和一些年轻人也是座上客。

在对他们到底应结交何等样人的看法上,丈夫、妻子和女儿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各种各样的朋友、亲戚和邋遢鬼拒之门外,闭门不纳,因为这些人从各处飞来,闯进他们四壁悬挂着日本盘子的客厅,对他们嘘寒问暖。很快,这些邋遢朋友们也就不再贸然前来了,于是戈洛温家就只剩下了一些最优秀的达官贵人。一些年轻人竞相追求丽莎,其中有一位姓彼得里谢夫的,是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彼得里谢夫的公子,他的财产的唯一继承人。现任法院预审官,也在追求丽莎,因此伊万·伊利奇已经同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在商议:何不让他俩在一起乘车出游或者组织一场演出呢。他们就这样生活着。一切都在毫无变化地进行着,而且一切都很好。

大家都很健康。虽然伊万·伊利奇有时说,他口中有一股怪味,腹部左侧有点不舒服,但也说不上这就是不健康。

到后来,这种不舒服感却逐渐增加,虽然还没有发展成为疼痛,但他总感到肋下有一种隐痛,心情也变坏了。这种恶劣的心情日益加剧,已经开始破坏在戈洛温家刚刚建立起来的那种轻松、体面的生活的愉快感了。丈夫与妻子开始越来越频繁地争吵,轻松和愉快也很快销声匿迹。就连体面也难以维持了。口角又频繁起来。又只剩下一些小岛了,而夫妻能够意见一致、不吵不闹地共处的岛屿已经很少。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说,她丈夫的性格很难相处,现在看来,这话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她有一种喜欢夸大的习惯,她说,他的性格坏到极点,而且一向都是这样,要不是她的脾气好,谁也没法二十年如一日地忍受这种坏脾气。现在每次争吵都是由他挑起的,这话倒也不假。每当快要吃饭的时候,而且常常在他开始吃饭、正在喝汤的时候,他就要没碴找碴,一会儿是发现某件餐具被损坏了,一会儿是吃的东西不对他的口味,一会儿是儿子把胳膊肘放到桌子上了,一会儿又是女儿的发型叫他看不顺眼了。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起初还反唇相讥,对他说些不愉快的话,但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吃饭开始时发这么大的火,她才明白过来,这是由即将进食在他心中引起的一种病态,因此她也就忍气吞声,不置一词,只是催促大家赶快吃饭。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把自己的忍让看成是很大的美德。她心中认定,她丈夫的性格太可怕了,造成了她毕生的不幸,于是她便自叹命苦起来。可是她越是自叹命苦,就越憎恨自己的丈夫。她开始盼望他死掉,但是她又不能盼望当真如此,因为这样一来,薪俸也就没有了。这就更加激起了她的怒火,对他怀恨在心。她认为自己太不幸了,不幸到连他的死都救不了她。她十分恼怒,但还是隐忍着,可是她的这种隐忍的恼怒又加剧了他的恼怒。

在一次伊万·伊利奇表现得特别蛮不讲理的口角之后,他解释说,他的肝火的确很旺,但这是因为有病的缘故,于是她就对他说,他既然有病,就应该去治疗嘛,而且硬要他去找一位名医。

他去了。一切都不出他所料,一切都像惯常发生的情形那样。让人等候,故意摆架子,是医生的一种臭架子,也是他所熟悉的,同他在法院里的情形一模一样;然后东敲敲,西听听,提出一些问题,要求人家做出他事先早已明确、显然是多余的回答,还有一种俨然的架势,那架势似乎在说,您一旦落到我们的手中,我们就会对一切做出安排,至于一切如何安排,我们是心中有数和毫无疑问的,对于任何人,无论贵贱,我们都可以千篇一律地把一切安排好。一切就跟在法院中一模一样。正如他在法院中对被告装模作样那样,现在这位名医也在对他装模作样。

医生说,如此这般的情况表明,您体内有如此这般的疾病;但是,假如经过如此这般的化验之后未予证实,那么就可以假定您有如此这般的疾病。倘若假设您患有某种疾病,那么……如此等等。对于伊万·伊利奇来说,重要的只有一个问题:他的病情是否危险?但是医生却对这个不恰当的问题不予理睬。从医生的观点看,这个问题是无聊的,因此无需讨论;当前要做的仅仅是估计各种可能性——究竟是游走肾呢,是慢性黏膜炎呢,还是盲肠炎?根本不存在伊万·伊利奇的生死问题,只有或是游走肾或是盲肠二者之间的争议。伊万·伊利奇亲眼看到,医生朝倾向于盲肠的方向圆满地解决了这一争议,他只作了一点保留:如果验尿之后能够提供新的罪证,那么此案就将重新审理。这一切恰如伊万·伊利奇本人曾千百次同样冠冕堂皇地对被告所做的那样。现在,医生也同样冠冕堂皇地做出了自己的归纳,并且洋洋得意地,甚至愉快地从眼镜上方望了被告一眼。伊万·伊利奇从医生的归纳中得出一个结论:情况不妙,但是他,也就是医生,也许还有所有的人,对此都感到无所谓,可是他却感到心情沉重。这个结论使伊万·伊利奇感到十分痛苦,使他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对自己的巨大的怜悯感,同时对这个医生对于这样重要的问题居然漠然处之,感到极大的愤慨。

但是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站起身来,把钱放到桌子上,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们病人大概常常向您提出一些不恰当的问题,”他说道,“但是,一般说,这病是否危险呢?……”

医生用一只眼睛透过眼镜片严厉地望了他一眼,似乎在说:“被告,如果您不在向您提出的问题的范围之内就此止步,我将不得不下令把您逐出法庭。”

“我认为需要告诉您的和适合告诉您的都告诉您了,”医生说,“以后的情况经化验后自会分晓。”接着医生便点头送客。

伊万·伊利奇慢腾腾地走出来,垂头丧气地坐上雪橇回家去。一路上,他不断琢磨医生说过的所有的话,极力把所有那些摸不清、猜不透的科学术语翻译成普通人所说的话,并从中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情况不妙——对我来说是很不妙呢?还是暂时无甚紧要呢?他觉得,医生所说的一切,其含意都是情况不妙。伊万·伊利奇觉得大街上的一切都是凄凉的。街上的出租马车是凄凉的,房子是凄凉的,行人、店铺也都是凄凉的。而这种疼痛,微微的、隐隐约约的、一秒钟也不停止的疼痛,与医生含糊其词的话联系在一起,就具有了另一种更为严重的意义。现在,伊万·伊利奇怀着一种新的沉重感注视着这种疼痛。

他回到家里,开始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妻子。妻子听着,但是正当他说到一半的时候,女儿戴着帽子进来了:她准备同母亲一道出门。她勉强坐了一会儿,听了这些乏味的话,但是时间一长,她就受不了了,于是母亲也没有听完。

“嗯,我听了很高兴,”妻子说,“那你现在就得注意按时服药啰。把医生的处方给我,我这就打发格拉西姆到药房去买药。”她说罢就去换衣服了。

她在房间里的时候,他憋住了气,可是她一出去,他就长叹了一声。

“也罢,”他说,“也许确实无甚紧要……”

他开始服药,执行医嘱。而医嘱由于化验小便的结果也作了相应的改变。但是恰好在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情况,在这次化验以及理应在这次化验之后紧接着做的检查中,出现了某种差错。这事不能怪医生,但结果是医生对他说的情况并没有出现。或是他忘记了,或是他没有说真话,或是他对他隐瞒了什么情况。

但是伊万·伊利奇还是严格地执行医嘱,而且他在这样执行的初期还得到了一种安慰。

自从找医生看过病以后,伊万·伊利奇全力以赴地、就是严格地执行有关摄生与服药的医嘱,密切注视自己的病痛以及自己整个机体的发展趋势。人的疾病以及人们的健康成了伊万·伊利奇的主要兴趣所在。每当人们在他面前谈到病人,谈到死者,谈到病愈的人,特别是谈到与他相类似的疾病的时候,他总是极力使自己的激动藏而不露,留神谛听,反复询问,并将这些话应用到自己的疾病上去。

病痛并没有减轻,但是伊万·伊利奇却强自振作,硬要自己相信病正在好转。当没有什么事情使他心神不宁的时候,他还可以欺骗欺骗自己。但是一遇到他和妻子发生不快,或是出现了公务上不顺心的事,以及打文特的时候手气不好,他就立刻感到自己病得很厉害。过去,他也遇到过这些不顺心的事,但是他期望着很快就可以改变逆境,他将奋发自强,取得成功,赢得全胜。可是现在任何不顺心的事都使他灰心丧气,悲观绝望。他寻思:瞧,我刚开始见好,药力正开始起作用,偏偏又遇到这桩可诅咒的不幸或是不愉快的事……于是他怨恨那件不幸的事,以及那些存心跟他过不去、想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人,他感到这种怨恨会断送他的性命,但他又无法克制这种积愤。看来,他自己应该明白,他的这种怨天尤人只会加重他的病情,因此他不应该去理睬那些令人不愉快的区区小事。但是他的做法却适得其反:他说他需要安静,他也密切注视着破坏这种安静的一切,可是一遇到任何稍许破坏这种安静的事,就升起一股无名火。他读了一点医书,并常常去看医生,这就使他的病情更恶化了。但是病情的恶化是渐进的,因此将这一天与另一天相比,似乎差别也不大,因此他还能欺骗自己。可是当他去找医生看病时,他又觉得他的病情正在恶化,甚至发展迅速。尽管如此,他还是经常去就医。

这个月,他又去拜望了另一位名医:这位名医所说的话几乎和第一位一模一样,只是问题的提法略有不同罢了。找这位名医看病,只是加重了伊万·伊利奇的怀疑和害怕。他的朋友的朋友是一位很好的医生——可是他对疾病又作了完全不同的诊断,虽然如此,他却保证此病一定能够痊愈,可是他提出的问题和所作的假设却把伊万·伊利奇弄得更糊涂了,使他的疑心更深了。一位顺势疗法[14]派医生对疾病又作了另一种诊断,并给他开了药。于是伊万·伊利奇就悄悄地瞒着大家,把这药服了近一个星期。但是一星期以后,因为不见起色,他对过去的治疗和这次的治疗都失去了信心,更加心灰意懒起来。有一次,一位相识的太太讲到拜求神像能包治百病。伊万·伊利奇发现自己正在凝神倾听,并且对此事的真实性信以为真。这个情况使他感到骇然。“难道我竟糊涂到这种程度了吗?”他暗自思忖,“不要紧!一切都是扯淡,不要疑神疑鬼了,应当选定一位医生,严格服从他的治疗。我就这么办得了。现在就此结束。再别去想它了,要严格执行治疗直到夏天。到那时候再看情况。这种犹豫不决现在该结束了!……”这话说起来容易,可就是办不到。肋下的疼痛一直在折磨着他,似乎还在不断加剧,而且越来越变成经常性的,嘴里的味道也变得越来越怪了,他觉得他嘴里发出一股令人恶心的怪味,他的食欲和体力也越来越差。不能再欺骗自己了:一件可怕的、新的、在伊万·伊利奇的一生中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了。关于这点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周围所有的人都不明白,或者不愿意明白,他们还以为世界上的一切都在照常进行。正是这一点使伊万·伊利奇感到最痛苦。他看到,他的家属,主要是妻子和女儿,正热中于出门拜客,她们什么也不懂,还嗔怪他老是闷闷不乐、吹毛求疵,似乎他在这方面犯了什么过错似的。虽然她们极力掩饰,可是他看得出来,他妨碍了她们,但是妻子对他的疾病也给自己规定了一定的态度;不管他说什么和做什么,她都对此恪守不渝。这个态度是这样的:

“你们是知道的,”她对自己的朋友们说,“伊万·伊利奇就像一切善良的人们那样,总不肯严格执行医生规定的治疗。今天他遵守医嘱服药和吃饭,按时就寝;可是到明天,我稍一疏忽,他就会突然忘了服药,吃起了鲟鱼(这是不许他吃的),并且坐下来打文特,一打就到一点钟。”

“唉,这是哪辈子的事呀?”伊万·伊利奇恼火地说,“不就是有一回在彼得·伊万诺维奇家吗。”

“那昨天跟舍别克呢?”

“反正我也疼得睡不着……”

“不管什么原因,反正你这样下去永远也好不了,而我们却陪你受罪。”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对待丈夫的疾病的表面上的、说出来让别人和他本人听的态度就是如此,即这个病都是伊万·伊利奇自找的,而且这整个疾病乃是他对妻子所做的一件新的令人不愉快的事。伊万·伊利奇感到,她的这种态度是不自觉的,但是这种想法并没有使他感到好受些。

在法院,伊万·伊利奇发现,或者他自以为发现,人们对待他的那种同样奇怪的态度:一会儿他觉得,人们都在端详他,就像端详一个即将出缺让位的人一样;一会儿他的朋友们又突然友好地嘲笑他的疑神疑鬼,仿佛在他体内出现的那个非常可怕的、前所未闻的疾病正在不断地折磨他,而且正在不可阻挡地把他带往某处,——这事倒成了他们最愉快的笑料似的。特别是施瓦茨的喜笑颜开、精力充沛和落落大方使他十分恼火,这一切使伊万·伊利奇想起了他本人在十年以前的模样。

朋友们常常前来凑牌局,大家就座。发牌,洗牌,红方块加红方块,共计七张。他的对手说:没有王牌,于是给了他两张红方块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兴高采烈,很可能赢得全胜。可是伊万·伊利奇却突然感到一阵隐隐作痛以及嘴里的那股味儿,他对于自己会获得全胜居然感到高兴,觉得十分荒唐。

他瞧着自己的对手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瞧着他如何用他那灵活的手拍着桌子,然后彬彬有礼而又宽容大度地放开输掉的牌,把它们推到伊万·伊利奇的身边,以便给他一种把赢得的牌收起来的愉快,而无须麻烦他远远地伸出手去。“他在想什么呀,他以为我居然衰弱到不能远远地伸出手去了吗?”伊万·伊利奇这样想,把他的王牌忘了,多出了一次王牌,结果打了自己的牌,他本来已经胜券在握,最后却以三分之差输掉了,而最可怕的则是他看到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十分难过,而他倒处之泰然。他为什么对一切都漠然置之?真叫人想起来都觉得可怕。

大家看到他很不舒服,便对他说:“如果您累了,我们就不打了吧。您休息一下。”休息?不,他一点都不累,他们打完了这一圈。大家都闷闷不乐,沉默寡言。伊万·伊利奇觉得,他把这种闷闷不乐也传染给他们了,但又无法把它驱散。他们吃完晚饭,就各自回家了,只留下伊万·伊利奇一个人在独自寻思:他的生活毫无乐趣,而且使别人的生活也抑郁寡欢,此外,这种有害的状况不是在减弱,而是越来越厉害地渗透到他的整个机体之中。

他带着这样的想法,再加上肉体上的痛苦和内心的恐惧,躺到床上,而且他常常由于疼痛大半夜都睡不着。可是第二天早晨又得起床、穿衣、上法院、说话、写字,如果不去上班视事,那就得一昼夜二十四小时都待在家里,而其中的每一小时都是痛苦。他就这样生活在死亡的边缘上,而且孤孤单单,没有一个人了解他,没有一个人可怜他。

一两个月就这样过去了。在新年之前,他的内兄来到他们的城市,要住在他们家。当时伊万·伊利奇在法院。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出去买东西了。他从公廨回来,走进自己的书房时,在那里遇到了他的内兄。他的内兄是一个健康好动的人,正在亲自收拾皮箱。他听见伊万·伊利奇的脚步声便抬起头来,默默地瞧了他一秒钟。这一瞥向伊万·伊利奇说明了一切。他内兄张开了嘴,一声哎呀没有喊出口便忍住了。这个动作肯定了一切。

“怎么,我变了吗?”

“是的……有点变化。”

他内兄说过这话以后,尽管伊万·伊利奇一再把话题引向自己的外表,他仍旧讳莫如深。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回来了,他内兄便去找她。伊万·伊利奇锁上了门,照起了镜子——先照正面,接着又照侧面。他拿起了他和妻子的合影,把他的照片和他在镜中所看到的容貌两相对照。变化是巨大的。接着他捋起袖子,露出了胳膊瞧了瞧,又把袖子放下来,坐到沙发榻上,脸变得比黑夜还阴沉。

“不行,不行。”他自言自语道,接着便迅速站起身来,走到桌子跟前,打开卷宗,开始披阅,但是他读不下去。于是他打开了门,向客厅走去。客厅的门是关着的。他蹑手蹑脚地走到房门跟前,开始倾听。

“不,你太夸大其词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说。

“我怎么夸大其词了?你怎么看不出来呢——他已经是死人了,你瞧瞧他的眼睛。没有光。他生的什么病?”

“谁都不知道。尼古拉耶夫(这是另一位医生)说是什么什么,反正我也弄不清。可是列谢季茨基(这就是那位名医)说恰好相反……”

伊万·伊利奇走开了,回到自己的房间,躺下来,开始想道:“肾,游走肾。”他想起了医生向他说过的所有的话:肾怎样脱落,又怎样游走。于是他便在脑海中殚思极虑地想要捉住这个肾,不许它乱动,把它固定下来。他觉得自己的要求并不高。“不,我还得再去找一下彼得·伊万诺维奇。”(这就是那位有医生朋友的朋友。)他摇了摇铃,吩咐套马,准备出门。

“你到哪儿去呀,Jean[15]?”妻子带着特别伤感和难得的和善的表情问道。

这种难得遇到的和颜悦色使他升起一股无名火。他阴郁地望了她一眼。

“我要去拜望一下彼得·伊万诺维奇。”

于是他就去拜望了那位有医生朋友的朋友。接着又同他一起去拜望了那位医生。他遇见了他,并同他谈了很长时间。

他从解剖学和生理学的角度详细分析了(按照医生的看法)在他体内发生的种种情况,他一切都明白了。

盲肠里有一个玩意儿,一个小玩意儿。这一切是能够治愈的。只要加强某一种器官的功能,并减弱另一种器官的活动,便能发生一种吸收作用,一切也就康复了。他回家吃饭稍许迟了点。他吃了饭,愉快地聊了一会儿天,但是他很久都下不了决心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工作。最后,他终于向书房走去,并且立刻坐下来办公。他披阅着案卷,工作着,但他却时时刻刻想着他还有一件暂时搁置一旁的重要的心事,必须等公务完毕之后再行处理。当他办完公事,他才想起,这件心事乃是对于盲肠的种种焦虑。但是他并没有陷于这种焦虑之中,他走到客厅去喝茶。这时正好有客人来访,大家在说话,弹琴,唱歌;那位法院预审官,女儿心爱的未婚夫也在座。照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的说法,这个夜晚,伊万·伊利奇过得比其他人都愉快,但是他一分钟也没有忘记他还有一件暂时搁置一旁的关于盲肠的重要心事。十一点钟的时候,他向大家告辞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自从他患病以来,他就独自一人睡在书房旁的一个小房间里。他走进去,脱了衣服,拿起一本左拉的小说,但是他没有看书,而是在想。于是在他的脑海里便出现了他所想望的盲肠的康复。它经过吸收与分泌终于恢复了正常活动。“是的,这一切都是这样的,”他自言自语道,“不过应当助造化一臂之力。”他想起了药,于是便支起身子来服了药,接着又仰面躺下,注意药物如何在有效地起作用,药物又如何在消灭疼痛。“不过应当适时服药,以免发生副作用;我现在已经觉得稍许见好了,大大地见好了。”他开始抚摩肋下,——摸上去并不疼。“是的,我不感到疼,的确已经大大见好了。”他吹灭了蜡烛,侧身躺下……盲肠正在康复和吸收。陡地,他感到一阵原有的熟悉的疼痛,一种隐隐约约的酸痛,而且疼个没完,疼痛虽微,但是很严重。嘴里又是那股熟悉的叫人恶心的怪味。他的心开始作痛,头脑一阵发晕。“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说道,“又来了,又来了,永远也不肯停止了。”接着,他又蓦地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盲肠!肾,”他自言自语道,“问题不在盲肠,也不在肾,而是一个生与……死的问题。是的,有过生命,可是生命正在离开我,离开我,而我却没法留住它。是的,何必欺骗自己呢?我要死了,——除了我以外,难道大家不都看得清清楚楚吗,问题仅仅在于还有多少星期,多少天罢了——也许就近在眼前。过去是光明,现在却是一片黑暗。过去我在这里,现在却在到那儿去!到哪儿去呢?”他感到浑身一阵发冷,呼吸停止了。他只听见心脏在跳动。

“如果我不在了,那么还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了。那么当我不在的时候,我在哪儿呢?难道是死吗?不,我不想死。”他跳起来,想要去点蜡烛,他用发抖的手摸了一阵,把蜡烛和蜡烛台都碰倒在地板上,于是他又往后倒下,倒在枕头上。“何必呢?反正一样,”他睁开两眼凝视着黑暗,自言自语道,“反正是死。是的,死。可是他们谁也不知道,谁也不愿意知道,谁也不可怜我。他们在玩。(他听见从门外传来的远远的歌声和伴奏曲。)他们对一切都置之漠然,可他们也同样要死的。这帮傻瓜们。我先死,他们后死;他们也一模一样。可是他们却在洋洋得意。这些畜生!”愤怒窒息着他。他感到十分痛苦,心头有说不出的难过。总不会是所有的人都命中注定非受这种可怕的恐怖不可吧。他爬起身来。

“反正这样不妥;应当安静下来,应当把一切从头到尾细细地考虑一番。”于是他就开始思前想后,“是的,且说得病之初。先是肋部碰了一下,我依然那样,今天如此,明天也还是如此。有一点酸痛,后来痛得厉害了些,然后去看医生,后来是沮丧,忧虑,又去看医生。于是我就越走离深渊越近了。体力减退了。越走越近了。我变得憔悴不堪,两眼没有神。死就在眼前,可是我却在想什么盲肠。我想修复盲肠,可是这却是死期将至。难道是死吗?”他又感到一阵恐怖,他开始上气不接下气地弯下腰去寻找火柴,可是却把胳膊肘碰到了床头柜上。它妨碍了他,把他碰得很疼,他一时怒起,便用力推了它一下,把床头柜推倒在地。他在绝望中气喘吁吁地仰面倒下,等待死马上来临。

这时候,客人们正在陆续告辞。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正在送客。她听见有东西摔倒的声音,便走了进来。

“你怎么啦?”

“没什么。无意中碰倒的。”

她走出去,拿来一支蜡烛。他躺着,沉重和急促地喘着气,宛如一个人跑了一俄里似的,他目光呆滞地凝视着她。

“你怎么啦,Jean?”

“没……什么。碰……倒……了。”接着他又想道:“有什么可说的呢。她不会懂的。”

她的确不懂。她捡起了蜡烛,把它点着了,就匆匆走了出去:她要去送一位女客。

当她回来的时候,他依旧仰面躺着,望着上方。

“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病情更重了吗?”

“是的。”

她摇了摇头,又略坐了片刻。

“我说,Jean,我在想是否要把列谢季茨基请到家里来一趟。”

这就是说她想把那位名医请来,而不吝惜钱。他苦笑了一下说:“不必了。”她略坐片刻便走到他身边,吻了吻他的前额。

当她吻他的时候,他对她真是恨之入骨,只是强忍着才没有把她推开。

“再见。上帝保佑你安睡。”

“好吧。”

伊万·伊利奇看到自己快要死了,经常处在绝望之中。

在内心深处,伊万·伊利奇知道他快要死了,但是他对这种想法不仅不习惯,而且简直不明白,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一点。

他在基泽韦特的《逻辑》[16]中所学到的那个三段论法的例子:卡伊是人,人都是要死的,所以卡伊也要死,这个例子他毕生都认为是对的,但仅仅适用于卡伊,而绝不适用于他。那是指卡伊这个人,一般的人,因此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既不是卡伊,也不是一般的人,他乃是一个从来都有别于所有其他人的完全特殊的人;他是万尼亚[17],他先和妈妈、爸爸、米佳和沃洛佳在一起,整天和玩具、车夫、保姆在一起厮混,后来又和卡坚卡在一起,经历过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的喜怒哀乐。难道卡伊也闻过万尼亚那么喜欢闻的条纹皮球的气味吗?难道卡伊也是那么吻母亲的手的吗?难道母亲衣服的绸褶也是那么对卡伊窸窣作响的吗?难道他也在法律学校为了馅儿饼的事闹过风潮吗?难道卡伊也是这么谈恋爱的吗?难道卡伊也能这样开庭审案吗?

卡伊是的确要死的,他也应当死,但是对于我,对于万尼亚,对于有感情有思想的伊万·伊利奇,——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也要死,这是决不可能的。这简直太可怕了。

他所感觉到的就是如此。

“如果我也必须像卡伊那样死去,那我是应当知道这个的,我是应当心中有数的,但是我心中却毫无此种感觉。我和我所有的朋友都明白,这决不会和卡伊一样。可现在却变成了这样!”他自言自语道,“这是不可能的。虽然不可能,但却是事实。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应当如何来理解这个呢?”

他无法理解,于是就极力驱除这个想法,认为这是一种虚妄的、不正确的、病态的想法,并且极力用另一些正确的、健康的想法把它们挤走。但是这一想法不仅是想法,而且似乎就是现实,它又来了,伫立在他的面前。

他又逐个地唤出另一些想法来取代这一想法,希望能够从中寻到支持。他企图回到从前的思路上去,这些思路过去曾为他遮挡过关于死的想法。但是说来也怪,过去遮挡过、掩盖过、消灭过关于死的意识的一切,现在已经不能再起这个作用了。最近一个时期,伊万·伊利奇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企图恢复过去的感情思路,不再去想到死。他一会儿对自己说:“我应该去办公,过去我就是靠它生活的。”于是他就摈弃一切疑虑,向法院走去。他与同僚们交谈几句后便坐下来,按照老习惯漫不经心地,用若有所思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公众,然后用瘦削的两手支着橡木软椅上的扶手,与平素一样探过身去,俯向同僚,并把案卷推过去一点,低声交谈了几句,然后他蓦地抬起眼睛,端端正正地坐好,发表了一些老生常谈,就宣布开庭。但是倏地在半中间,他肋下的疼痛毫不理会审案的进程,开始隐隐作痛起来。伊万·伊利奇注视着,极力不去想它,但是它却在继续作祟,它又来了,伫立在他面前,瞧着他,于是他大惊失色,眼睛里的光熄灭了,他又开始问自己:“难道只有它才是真实的吗?”他的同僚和下属惊讶和痛心地看到,像他这样一位卓越、精明的法官,也居然会乱了章程,出现差错。他抖擞起精神,极力使头脑清醒,他好不容易才把审讯进行到终了,怏怏不乐地坐车回家。一路上,他伤心地想到,他的审判工作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他想要隐蔽的事情隐蔽过去了;即使埋头审案,他也不能摆脱它。而最糟糕的是,它之所以引起他对它的注意,并不是为了想叫他做什么事,而仅仅是为了叫他看着它,正视它,什么事也别做地看着它,并忍受难以形容的痛苦。

为了摆脱这种状况,伊万·伊利奇就去寻求安慰,寻找别的挡箭牌,别的挡箭牌也果然被找到了,并在一个短时间内似乎救了他,但是又立刻失去了招架的力量,倒不是因为这些挡箭牌被毁坏了,而是被洞穿了,似乎它能穿越一切,任何东西也无法阻挡它。

在最近这个时期,他有时走进由他布置的那间客厅,他摔倒的那间客厅,他为了这间客厅(他想起来都觉得痛心、可笑),为了布置这间客厅,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知道他的病是从这次碰伤开始的。他走进客厅,蓦地看到在油漆一新的桌子上有一处被什么东西划破的痕迹。他找寻原因,终于发现这是像册边上被弄弯了的青铜饰物造成的。他拿起了那本由他充满了爱粘贴起来的珍贵的像册,对女儿和她朋友们的漫不经心感到十分恼火,——像册中有的地方被撕破了,有的照片被放倒了。他仔仔细细地把这些整理好,把像册上的铜饰又扳正了。

接着他想把这一套放置像册的établissement[18]移到另一个墙角里去,靠近花。他叫来了仆人:让女儿或者妻子前来帮忙。她们不同意,跟他抬杠,他据理力争,大发脾气。但是一切都很好,因为他把它给忘了,看不到它了。

不过当他亲自把东西移过去的时候,妻子却说:“这又何苦呢,用人们会做的,你又要做对自己有害的事了,”这时,它突然穿过挡箭牌,一闪而过,他看见了它。它一闪而过,他还抱着希望它将就此隐匿不见,但是他不由得注意了一下肋下,那儿仍旧是老样子,还跟从前一样在隐隐作痛,他已经忘不掉它了,它分明在花丛后面窥视着他,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

“是的,就在这里,在这个窗帘上,我就像对敌发动猛攻时捐弃了生命。果真是这样吗?多么可怕,又多么愚蠢啊!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然而这却是事实。”

他走进书房,躺了下来,他又和它单独待在一起了。他与它四目对视,但却拿它无可奈何。他只能望着它,不寒而栗。

伊万·伊利奇患病的第三个月上,怎么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是没法说清楚的,因为这是一步一步、不知不觉地发生的,但是却出现了这样一种状况:无论是他的妻子、儿女,还是他的用人、朋友、医生,而主要的是他自己,——大家都知道,别人对他的最大兴趣仅仅在于他是否能很快地、最终地出缺让位,使活着的人摆脱因他的存在而产生的麻烦,而他自己也可以从自己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他睡得越来越少了,人家给他吃鸦片,并且开始给他注射吗啡。但是这并没有减轻他的痛苦。他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中所感到的那种隐隐约约的哀愁起初曾使他的疼痛稍减,因为这是一种新的感觉,但到后来,它却变得同样痛苦,甚至比明显的疼痛更让人受不了。

人们遵照医嘱给他准备了特制的食物,但是他却觉得这些食物越来越没有味道,越来越让人生厌。

他们还给他做了一套供大小便用的特殊装置,可是每次都是活受罪。他感到受罪是因为这不干净、不体面,而且有臭味,再加上他知道,若要办理此事,还得有人在一旁伺候。

然而正是在这件不愉快的事情中,伊万·伊利奇得到了安慰。每次都由一个名叫格拉西姆的专管打杂的农民来把便盆拿出去。

格拉西姆是一个穿着整洁、面色红润、吃了城里的饭菜以后发起胖来的年轻庄稼汉。他永远乐呵呵的,性格开朗。起初,看到这个永远干干净净地穿着俄国式服装的用人干这种令人作呕的事,伊万·伊利奇感到不好意思。

有一次,他从便盆上站起来,没有力气把裤子提起来,便跌坐在软椅上,他恐惧地望着自己那裸露的、瘦骨嶙峋的、软弱无力的大腿。

这时格拉西姆迈着轻快有力的步伐走了进来,他穿着一双厚皮靴,随身带来一股皮靴发出的好闻的柏油味和一种沁人心脾的冬天的户外气息。他围着一条干净的麻布围裙,里面穿着一件干净的花布衬衫,挽着袖子,露出他那年轻有力的胳膊,他没有抬头望伊万·伊利奇(显然,他在抑制着在他脸上焕发出的生命的欢乐,免得使病人看了不痛快),径直走到便盆跟前。

“格拉西姆。”伊万·伊利奇用衰弱的声音说。

格拉西姆哆嗦了一下,显然是因为害怕做错了什么事,他动作敏捷地把他那红润、善良、单纯、年轻、刚开始长出胡子的脸向病人转了过来。

“您有何吩咐?”

“我想,你干这事一定感到不愉快吧。请你原谅我。我没有力气。”

“这是哪儿的话,老爷。”格拉西姆的眼睛一闪,露出了他那年轻的、洁白的牙齿,“为什么不侍候您呢?您有病嘛。”

于是他就用他那灵巧、有力的双手做完了自己惯常做的事,接着便轻手轻脚地走了出去。五分钟后,他又同样轻手轻脚地走了回来。

伊万·伊利奇依然坐在沙发椅上。

“格拉西姆,”当格拉西姆把洗干净的便盆放好以后,他说道,“请你过来一下,帮帮我的忙。”格拉西姆走上前去。“把我扶起来。我一个人太费劲了,可我又把德米特里打发走了。”

格拉西姆走上前去,用他那有力的双手抱住了他,就像他走起路来十分轻巧一样,灵巧而又轻轻地把他抱起来,一只手扶着他,另一只手给他提上了裤子,接着便想把他放下,让他坐好。可是伊万·伊利奇请他把自己扶到长沙发上去。格拉西姆就毫不费力地、似乎没有碰着挤着似的、连扶带抱地把他搀到沙发近旁,让他坐好。

“谢谢。你干什么都……那么灵巧,那么好。”

格拉西姆笑了笑,想要走开。但是伊万·伊利奇觉得跟他在一起十分舒服,他不想让他走。

“还有一件事:请你把那把椅子给我端过来。不,就这一把,把它放在我的脚下。我的腿抬高一点好受些。”

格拉西姆把椅子端过来,不磕不碰地一下子就把椅子放到了地板上,接着便把伊万·伊利奇的两腿扶起来放到椅子上;伊万·伊利奇觉得,当格拉西姆把他的两腿高高抬起的时候,他感到好受了些。

“我的腿抬高一点好受些,”伊万·伊利奇说,“请你把那边的那个靠垫给我搁在腿底下。”

格拉西姆照办了。他又把他的腿抬起来,然后放下。当格拉西姆把他的腿抬起来的时候,伊万·伊利奇又觉得好受了些。他把腿放下,他就觉得差一些。

“格拉西姆,”他对他说,“你现在有事吗?”

“没有,老爷。”格拉西姆说,他向城里的用人们学会了怎样跟老爷们说话。

“你还需要做什么事吗?”

“我还需要做什么事吗?事情都做完了,不过还要劈点儿柴留明天用。”

“那么你给我把脚架高一点行吗?”

“那有什么不行的,行。”格拉西姆把他的腿抬高了一些,于是伊万·伊利奇觉得,这种姿势使他一点都不觉得疼了。

“那么劈柴怎么办呢?”

“您放心吧。咱来得及。”

伊万·伊利奇吩咐格拉西姆坐下来扛着他的腿,并且和他攀谈起来。事情也怪,他觉得,格拉西姆扛着他的腿,他就好受些。

从此以后,伊万·伊利奇有时就叫格拉西姆来,叫他用肩膀扛着他的腿,并且很喜欢跟他说话。格拉西姆轻快、乐意、纯朴而且善良地做着这事,这种善良使伊万·伊利奇深为感动。所有其他人身上的健康、精力充沛和精神焕发,常常使伊万·伊利奇觉得反感,只有格拉西姆的精力充沛和精神焕发不但不使伊万·伊利奇感到难受,反而使他得到安慰。

伊万·伊利奇感到最受不了的是虚伪,那种不知为什么被大家默认的虚伪,说什么他只是有病,而不是快要死了,只要他安心治病,就会取得某种很好的效果。可是他心里明白,不管他们做什么,除了更加折磨人的痛苦和死以外,什么效果也不会有。这种虚伪使他感到受不了。他感到受不了的是,大家都知道而且他也知道的事,他们就是不肯承认,而是想就他的险恶的病情对他说谎,而且还想迫使他本人也参加到这个骗局中来。虚伪,在他临死前施加到他头上的这种虚伪,这种把他的死这样一件可怕的、庄严的行为,同他们所有这些出门拜客、窗帘、午餐的鲟鱼降低到同一水平的虚伪,使伊万·伊利奇感到非常痛苦。说来也怪,每当他们向他玩弄这些花招的时候,他差点没向他们大喝一声:别再说谎了,你们知道,我也知道我快要死了,那就请你们起码别再撒谎好吧。但是他从来没有勇气这样做。他看到,他濒临死亡这样一件极其可怕的事,居然被他周围所有的人,被他毕生信奉的所谓“体面”本身,贬低到了一种偶然的不愉快的事情的水平,一种多少有碍体面的事情的水平(就如人们对待一个身上发出臭味的人走进客厅一样)。他看到,没有一个人可怜他,没有一个人愿意甚至了解一下他的处境。只有格拉西姆一个人了解他的处境,并且可怜他。因此,伊万·伊利奇只有和格拉西姆在一起才觉得好受些。有时候,格拉西姆接连几夜整宿整宿地扛着他的两腿,不肯去睡觉,还说:“您放心吧,伊万·伊利奇,我会睡够觉的。”有时候,他会猝然跟他“你我”相称,补充道:“要不是你有病,要不,为什么不侍候你呢?”——听到这话,他心里就觉得舒服。只有格拉西姆一个人不说谎,从各方面看来,只有他一个人懂得事情的真相,并且认为对此无须隐瞒,他只是可怜这位衰弱的、憔悴不堪的老爷。甚至有一次,当伊万·伊利奇打发他去睡觉的时候,他还直率地说:

“我们大家都要死的。为什么不侍候您呢?”他说这话的意思是,他并不认为干这活是受累,因为这活儿是为一个快要死的人干的,他希望这事落到他头上的时候有人也能替他干同样的活儿。

除了这种虚伪以外,或者说正是由于这种虚伪,伊万·伊利奇感到最痛苦的是,没有一个人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来可怜他:有时候,在经过长久的痛苦之后,他真希望(尽管他不好意思承认这一点)能有人像可怜一个有病的孩子那样来可怜可怜他。他真希望人们能像爱抚和安慰孩子们那样来爱抚他,吻他,为他而哭泣。他知道他是一位显赫的高等审判厅委员,他的胡子都白了,因此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尽管这样,他还是希望能够如此。在他和格拉西姆的关系中,有些地方与此颇相类似,因此他和格拉西姆的关系使他得到安慰。伊万·伊利奇真想哭,真想有人来爱抚他,为他哭泣,就在这时候他的同僚,高等审判厅委员舍别克光临了。伊万·伊利奇本来想哭和接受爱抚的,结果反而一本正经地板起面孔对于撤销原判的决定的意义习惯地说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且固执己见。存在于他周围以及存在于他自身之中的虚伪,极大地毒化了伊万·伊利奇生命的最后几天。

早晨。正因为是早晨,所以格拉西姆走了,仆人彼得来了,他吹灭了蜡烛,拉开一扇窗帘,开始悄悄地收拾屋子。早晨也罢,晚上也罢,星期五也罢,星期日也罢——反正都一样,反正都相同:持续不断的、一刻不停的剧痛;意识到那正在无望地逐渐离开、但还未完全离开的生命;正在日益迫近的那可怕的、令人憎恨的死(只有它才是唯一的现实),还有那劳什子的虚伪。一天天、一星期一星期、一小时一小时,在这里还有什么意义呢?

“请问,您不要喝茶吗?”

“他要的是规矩:老爷们每天早上必须喝茶。”他想道,但是嘴上却说:

“不要。”

“您不要挪到长沙发上去吗?”

“他要收拾房间,我在这里碍事,不干净,乱。”他想道,但是嘴上却说:

“不要,你别管我了。”

仆人又干了一会儿。伊万·伊利奇伸出了一只手。彼得殷勤地走上前去。

“您有何吩咐?”

“表。”

彼得拿起就放在他手边的表,递给了他。

“八点半。那边还没起床吗?”

“还没呢,老爷。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指他的儿子)上学去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吩咐,如果您有事找她,就去叫醒她。请问要去叫醒她吗?”

“不,不必了。”他说。接着他又想:“要不要喝点茶呢?”“对,茶……拿来吧。”他说。

彼得向门口走去。伊万·伊利奇害怕一个人留下。“找件什么事情来留住他呢?对,吃药。”“彼得,把药递给我。”他又想:“为什么不吃药呢,也许吃药还有效。”他拿起茶匙喝完了药。“不,不会有效的。这一切都是扯淡,都是骗局,”他一尝到那熟悉的、甜腻的和令人万念俱灰的药味,心里就想道,“不,我没法相信。但是这疼痛,这疼痛又干吗呢,它哪怕能稍微停一会儿呢。”他发出了呻吟。彼得回来了。“不,去,拿茶来。”

彼得走了,剩下伊万·伊利奇一个人,他开始呻吟,这与其说由于疼痛(尽管疼得非常厉害),倒不如说由于苦恼。“老是千篇一律,一成不变,老是这没完没了的白天和黑夜,哪怕能快点呢。什么东西快点?死,黑暗。不,不。一切都比死强!”

彼得用托盘端茶进来的时候,伊万·伊利奇很长时间莫名其妙地望着他,不明白他是谁和他来干什么。彼得被他看得手足无措起来。当彼得发窘的时候,伊万·伊利奇才醒悟过来。

“对,”他说,“茶……好,你放下吧。不过你来帮我洗洗脸,换一件干净衬衫。”

于是伊万·伊利奇便开始洗脸。他洗洗停停地洗了手,洗了脸,刷了牙,然后开始梳头,而且照了照镜子。他害怕起来;头发平贴在他那苍白的脑门上,使他觉得特别可怕。

给他换衬衫的时候,他知道,如果他低下头去看一眼自己的身体,他会觉得更可怕,因此他不敢看自己。但是一切总算做完了。他穿上晨衣,裹上毛毯,在沙发椅上坐下,准备喝茶。片刻间,他觉得精神备爽,但是当他一开始喝茶,又是那股怪味,又是那种疼痛。他勉强喝完了茶,便伸直两腿躺了下来。他躺下以后就打发彼得走了。

一切依旧。一会儿闪出一点希望,一会儿绝望的大海又奔腾咆哮,永远是疼痛,永远是忧伤,永远千篇一律,一成不变。一个人待着感到特别凄凉,真想叫个什么人来,但是他没有叫就知道,他瞧着别人心里会更难受。“哪怕再给来点吗啡呢——昏睡过去倒好。我要对他,对医生说,让他再给我想点法子。这不行,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一小时、两小时就这么过去了。突然,前厅里响起了门铃声。没准是医生吧。不假,这是医生,满脸红光,精神抖擞,肥肥胖胖,喜笑颜开,他脸上的那副表情似乎在说:您一定被什么事情吓住了吧,咱们就来给您安排一切。医生也知道这种表情在这里并不合适,但是他的脸上既然永远挂上了这副表情,就取不下来了,正如一个人一早穿上了燕尾服出去拜客一样。

医生精神抖擞地、令人安心地搓着手。

“真冷。外面冷得厉害。让我烤烤火。”他说这话时的表情似乎在说,只要稍候片刻,让他先暖和暖和,等他暖和过来,一切就好办了。

“嗯,我说,怎么样?”

伊万·伊利奇感到,医生想说:“事儿怎么样?”但是他也觉得这样说不妥,便改口道:“您夜里睡得怎么样?”

伊万·伊利奇瞧着医生,脸上的表情似乎在问:“难道你说谎从来不觉得害臊吗?”但是医生却不想明白他提的这个问题。

于是伊万·伊利奇便说道:

“仍旧疼得很厉害。疼痛不止,一点没有减轻。能有点什么药就好了!”

“是啊,你们这些病人从来都是这样的。嗯,现在,我似乎暖和过来了,甚至办事十分认真的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也不会对我的体温有任何意见了。来吧,您好。”于是医生跟他握了握手。

接着,医生便抛开刚才说说笑笑的态度,开始一本正经地检查病人,号脉,量体温,并开始东敲敲,西听听。

伊万·伊利奇深知,而且觉得,这一切无疑都是扯淡,都是毫无意义的骗局,可是当医生跪着,向他伸过头去,将耳朵忽高忽低地贴在他身上,带着一副神气活现的模样在他身上做着各种体操动作的时候,伊万·伊利奇却任凭他去装模作样,就如从前他听凭律师信口雌黄一样,其实他已经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说的话都是撒谎,以及他们为什么要撒谎。

医生跪在长沙发上,还在敲打着什么,这时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的绸衣在门口窸窸窣窣地响了起来,听得见她在责备彼得,为什么大夫来了不通知她?

她走进来,吻了丈夫,然后立刻开始说明她早就起床了,当大夫来的时候,只是由于她误以为是别人,她才没有在这里。

伊万·伊利奇望着她,将她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什么都看不顺眼:她那白皙、丰腴、干净的手和脖子,她那头发的光泽,她那充满生气的眼睛的闪光。他对她深恶痛绝。由于对她油然而生的憎恨,她的接触使他感到十分难受。

她对他以及对他的疾病的态度依然和从前一样。正如医生一旦定出了他对病人的态度,就无法更改一样,她也定出了一套对待他的态度:他不肯做他应该做的什么什么,因此只能怪他自己,于是她就爱护备至地责备他,——对待他的这种态度她也已经无法更改了。

“他就是不听话!不肯按时服药。主要的是两脚朝上,用这样的姿势躺着可能对他有害。”

她告诉医生,他怎样让格拉西姆扛着他的两条腿。

医生亲切地微微一笑,略含轻蔑之意,他似乎在说:“有什么办法呢,这些病人有时就会想出这样一些傻事,但是可以原谅。”

检查完毕,医生看了看表,于是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便向伊万·伊利奇宣布,不管他愿不愿意,反正她今天已经请了一位名医,他将同米哈伊尔·丹尼洛维奇(那位普通医生的名字)一起会诊。

“请你千万不要反对。我是为了自己才这样做的。”她话中带刺地说,以此让他明白,她做任何事情都是为了他,她只有这样说才能使他无法拒绝她。他一言不发,双眉深锁。他感到,包围着他的这种虚伪已经乱成一团,简直难辨真假。

她替他做的一切完全是为了她自己,她对他说,她为了自己竟做着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以至于他倒应该从反面来理解这话了。

果然,在十一点半,那位名医来了。又开始了听诊,以及先是当着他的面,后来又在另一个房间里进行的关于肾脏,关于盲肠的意味深长的谈话,然后是带着意味深长的表情的相互问答,以致他们又没有谈到现实的生与死的问题(现在他面临的只有这一个问题),却提出了什么肾和盲肠的问题,说什么他的肾和盲肠似乎工作得不对头,因此现在米哈伊尔·丹尼洛维奇和那位名医即将对它们发动进攻,迫使它们就范。

那位名医带着严肃的,但却并非没有希望的神情告辞了。伊万·伊利奇向他抬起了闪烁着恐惧与希望之光的眼睛,怯生生地问道,他的病有没有痊愈的可能,这位名医的回答是:无法保证,但可能性还是有的。伊万·伊利奇送别医生时的抱着希望的目光是如此可怜,以致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看到这个目光忍不住哭了出来,这时,她正走出他的书房门,以便把出诊费交给那位名医。

由医生的鼓励而产生的兴奋,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又是那同样的房间,同样的画、窗帘、壁纸、药瓶,又是他那同样地不断作痛、备受煎熬的身体。于是伊万·伊利奇便呻吟起来。他们给他打了一针,他就昏睡过去了。

当他清醒过来时,已是暮色苍茫,给他端来了饭菜。他勉强喝了点鸡汤,于是又周而复始,又是那正在降临的黑夜。

吃过饭以后,在七点钟,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走进他的房间,她的穿着打扮就像去赴什么晚会似的,束紧的肥大的乳房,她脸上还留有脂粉的痕迹。她还在早上就向他提到过他们要去看戏。今晚有刚来此地的萨拉·贝尔纳[19]的演出,他们有一个包厢,这是他坚持要他们订下来的。可是现在他把这事给忘了,因此她的打扮他看了很不顺眼。但是,他想起这是他自己硬要订一个包厢去看戏,因为这对于孩子们是一次有教育意义的审美享受,他便把自己的恼怒隐忍了下来。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顾盼自得地走进来,但是又似乎于心有愧似的。她坐了一会儿,问了他的健康状况,但是他看到,她问的目的不过是问问罢了,并不是为了想知道,因为她也知道没什么可问的,所以她就说起了她想要说的话:要不是包厢已经订下了,而且埃伦、女儿和彼得里谢夫(那位法院预审官,女儿的未婚夫)都去,而且又不可能让他们单独去,她是决不会去看戏的。她巴不能守着他坐在这里倒更愉快些。不过,她不在的时候,他可千万要遵照医生的嘱咐去做。

“对了,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未来的姑爷)也想进来看看你。行吗?还有丽莎。”

“让他们进来吧。”

女儿进来了,袒胸露臂,裸露着年轻的身体,那使他十分痛苦的身体。可是她却把这个身体拿出来展览。她强壮、健康,分明在热恋中,并对妨碍她幸福的疾病、痛苦和死亡感到愤怒。

穿着燕尾服、烫着à la Capoul[20]鬈发的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也进来了,雪白的衣领紧紧地裹着他那长长的、青筋毕露的脖子,衬衫的前胸一片雪白,黑色的紧身裤把强壮的大腿裹得紧紧的,一只手上戴着雪白的手套,拿着高顶礼帽。

在他之后又悄悄地溜进来一个中学生,穿着新制服,可怜巴巴的,戴着手套,眼睛底下有一块乌青;他为什么会有这块乌青,伊万·伊利奇是知道的。

他一直很可怜儿子。他那吃惊的、哀伤同情的目光显得很可怕。伊万·伊利奇觉得,除了格拉西姆以外,只有瓦夏一个人理解他和可怜他。

大家坐下,又讯问了他的健康状况。接着便是沉默。丽莎问母亲望远镜在哪儿。于是母女俩便拌起嘴来:是谁把它放起来了,放在哪儿。结果弄得很不愉快。

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问伊万·伊利奇有没有看过萨拉·贝尔纳。伊万·伊利奇先是没有听懂他问的问题,可后来又答道:

“没看过;您看过吗?”

“是的,看过她演的《Adrienne Lecouvreur》[21]。”

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说她在演什么角色的时候特别漂亮。女儿不同意。于是又谈起了她的演技的优美与真实,也就是那千篇一律的老生常谈。

在说到半中间的时候,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望了伊万·伊利奇一眼,便住了嘴。其他人也瞧了他一眼,闭上了嘴。伊万·伊利奇两眼闪着怒火向前直视着,分明对他们十分恼怒。必须改变这种局面,但这是无法改变的。必须想个办法来打破这种沉默。可是谁都不敢造次,大家都害怕贸然破坏这种彬彬有礼的虚伪,使大家都明白事情的真相。丽莎第一个下决心打破这种沉默。她想掩饰大家都感觉到的东西,但却说漏了嘴。

“我说,如果要去的话,也该走了嘛。”她瞧了一眼表(这是父亲送给她的礼物),说道,接着便向那位年轻人会心地(只有他俩才明白其中的意思)微微一笑,站起身来。衣服开始窸窣作响。

大家也站起身来,然后便告辞走了。

他们走出去以后,伊万·伊利奇觉得心里松快了些:没有虚伪了,虚伪和他们一齐走了,但是却留下了疼痛。还是那同样的痛,还是那同样的恐惧,不见得更痛苦些,也不见得更好受些。反正每况愈下。

又是一分钟接着一分钟,一小时接着一小时地过去了,一切依旧,永远没完没了,那不可避免的终局也变得越来越可怕了。

“好吧,把格拉西姆叫来。”他在回答彼得的问话时说。

深夜,妻子回来了。她蹑手蹑脚地走进来,但是他听见了她的脚步声:他睁开眼睛,又急忙闭上。她想把格拉西姆打发走,亲自陪他。他睁开眼睛,说道:

“不。你走。”

“你很痛苦吗?”

“反正一样。”

“你吃点鸦片吧?”

他同意了,喝了下去。她走了。

直到凌晨三点钟前,他一直处在十分痛苦的昏睡中。他感到疼痛难忍,他觉得,他被塞进一只又窄又深的黑口袋,而且被越来越深地塞进去,然而就是塞不到底。加之,这件可怕的事是在他痛苦难当的情况下进行的。他又害怕,又想钻进去。他在挣扎,然而又在帮忙。突然间,他坠落下去,跌倒了,他醒了过来。还是那个格拉西姆坐在他的床脚头,在安静地、耐心地打着盹。可是他却躺着,把穿着袜子的两条瘦骨嶙峋的腿搁在他的肩膀上;还是那支罩着灯罩的蜡烛,还是那种无休止的疼痛。

“你走吧,格拉西姆。”他低声说。

“没关系,我再坐一会儿,老爷。”

“不,你走吧。”

他把腿缩了回来,侧身躺下,把一条胳膊压在身底下,自怜自叹起来。等格拉西姆走到隔壁房间去了,他便再也忍耐不住,像个孩子似的哭了起来。他哭的是自己的孤苦无告、自己的可怕的孤独、人们的残酷、上帝的残酷,以及上帝的不存在。

“你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你干吗要把我带到人世间来呢?你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可怕地折磨我呢?……”

他根本没有希望得到回答,他哭的是没有回答、也不可能有回答。又痛起来了,但是他没有动弹,也没有叫人。他自言自语道:“你来吧,你再疼吧!但这是为什么呢?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了呢,为什么呢?”

后来,他安静了下来,不仅不再哭了,甚至还停止呼吸,全神贯注:似乎他不是在倾听用声音说出来的说话声,而是在倾听他内心中升起的心声和思路。

“你到底要什么呢?”这是他听到的第一个可以用言语表达出来的明确的概念。“你到底要什么呢?你到底要什么呢?”他向自己重复道。“要什么?——不痛苦。活下去。”他答道。

他又全神贯注,留神谛听,连疼痛也没有使他分心。

“活下去?怎么活下去?”他的心声问道。

“对,活下去,像我过去那样活下去:心情舒畅,精神愉快。”

“像你过去那样活下去,心情舒畅、精神愉快吗?”那个声音又问。于是他就开始在自己心中逐一回想起他的愉快的生活中的最美好的时光。但是,说来也怪,所有这些愉快生活中的最美好的时光,现在看去完全不像当时所感觉到的那样。而且统统如此——除了儿时的一些最早的回忆。过去,在童年时代,有一些事情是的确愉快的,如果这些事情能够回来,倒是可以为它生活。但是那个体验过这种愉快的人已经不存在了,这仿佛是关于另一个人的回忆。

造成现在的他——伊万·伊利奇的那些事情一开始,过去被看作快乐的一切在他的心目中便渐渐消散,变成某种渺小的、常常令人生厌的东西了。

离童年越远,离现在越近,那些欢乐也就变得越渺小、越可疑。这是从他在法律学校上学的时候开始的。在法律学校倒还有某些确实美好的东西:那里有欢娱,那里有友谊,那里有希望。但是到了高年级,这些美好的时光就少起来了。然后是在省长身边第一次供职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些美好的时光:这是对于一个女人的爱情的回忆。然后这一切便乱作一团,美好的东西变得更少了。以后美好的东西又更少了点,越往后越少。

结婚……于是骤然出现了失望、妻子嘴里的气味、肉欲和装模作样!还有那死气沉沉的公务,还有那为金钱的操心,就这样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永远是这一套。而且越往后越变得死气沉沉。恰如我在一天天走下坡路,却自以为在步步高升。过去的情形就是如此。在大家看来,我在步步高升,可是生命却紧跟着在我的脚下一步步溜走了……终于万事皆休,你去死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呢?这是不可能的。生活不可能这样无聊、这样丑恶。如果生活真是这样无聊、这样丑恶的话,那又何必会死去,而且是痛苦地死去呢?总有些什么地方不对头吧。

“也许,我过去生活得不对头吧?”他脑子里突然出现了这个想法。“但是又为什么不对头呢,我做什么都是兢兢业业的呀?”他自言自语道,接着他便立刻把这唯一能够解决生与死之谜的想法当做完全不可能的事,从自己的脑海里驱逐掉了。

“你现在到底需要什么呢?活下去?怎么活下去呢?像你眼下在法院里,当执行吏宣布:‘开庭!……’时那样活吗?开庭,开庭,”他向自己重复道,“瞧,这就是法庭!我可没有犯罪呀!”他愤怒地大叫,“为什么审判我?”接着他便停止了哭泣,把脸转过去对着墙,开始想那朝夕思虑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切恐怖到底是为什么?

但是,不管他怎样苦苦思索,还是找不到答案。可是当他想到(这个想法常常来光顾他),这一切乃是因为他生活得不对头的时候,他又立刻想起他一生循规蹈矩,兢兢业业,于是他便把这个奇怪的想法赶走了。

又过了两星期。伊万·伊利奇已经躺在长沙发上起不来了。他不愿意躺在床上,所以就躺在沙发上。几乎所有的时间他都面壁而卧,他孤独地忍受着那无法解决的同样的痛苦,孤独地思考着那无法解决的同样思想。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当真要死吗?于是他内心的声音便答道:是的,这是真的。那这些痛苦又是为了什么呢?这声音又答道:就这样,不干什么。此外,往下想就是一片空虚。

从伊万·伊利奇开始患病的时候起,从他头一次去找医生看病的时候起,他的生活就分裂为两种彼此对立、互相交替的心情:时而是绝望和等待着那不可理解的、可怕的死,时而是希望和兴致勃勃地观察着自己体内的活动,时而他眼前只看见暂时偏离自己职守的肾或者盲肠,时而又只看见那用任何办法也无法幸免的不可理解的、可怕的死。

这两种心情从他患病之初便互相交替出现。但是越病下去,关于肾的种种推测就越变得可疑和荒诞不经,而死即将光临的意识却变得越来越真切了。

他只消想一想,三个月以前他是什么样子,现在他又是什么样子;想一想他怎样在一步步地走下坡路,使任何一点希望都破灭了。

近来,他一直处在孤独之中,他孤独地脸朝着沙发背躺着。身居人口稠密的城市之中,熟人无数,家属众多,可是他却感到一种在任何地方,无论在海底还是地下,都不可能有的深深的孤独——伊万·伊利奇在这可怕的孤独中,只靠回忆往事过日子。他的过去一幕接一幕地出现在他的面前。总是从时间最近的开始,逐渐引向最遥远的过去,引向儿时,然后便停止在那里。伊万·伊利奇想起了今天端给他吃的黑李子酱,他便想起了儿时那半生不熟的、皱了皮的法国黑李子,想起它那特别的味道和快吃到核时的满嘴生津,由于想起李子的味道,同时又出现了一连串儿时的回忆:保姆、弟弟和玩具。“别想这个了……想起来太痛苦了。”伊万·伊利奇自言自语道,于是他又转向现在。他看到沙发背上的钮扣和山羊皮的皱纹。“山羊皮既贵又不结实,就是因为它惹起了口角。但那是另一块山羊皮,而且也是另一次争吵,当时,我们把父亲的皮包扯破了。我们受到了惩罚,可是妈妈却拿来了馅儿饼。”于是思想又停留在童年时代,伊万·伊利奇又觉得很痛苦,于是他又极力把这个思想驱散,努力去想别的事。

与此同时,随着这个回忆的峰回路转,他心中又萦回着另一串回忆——想到他的病情是怎么加剧和发展的。越是追溯回去,生活的情趣就越多。生活中的善越多,生活本身的情趣也越多。二者水乳交融,相辅相成。“正如病痛越来越厉害一样,整个生活也越来越坏了。”他这样想。在生命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小点亮光,以后便越来越黑暗,越来越迅速。“与死亡距离的平方成反比。”[22]伊万·伊利奇想。于是一块石头以加速度向下飞落的形象便深印在他的脑海中。一连串有增无已的痛苦,正在越来越迅速地飞向终点,飞向那最可怕的痛苦。“我在飞……”他战栗,动弹,想要反抗。但是他心中明白,反抗是没有用的,于是他就用他那看累了的、但又不能不看着他前面的东西的眼睛看着沙发背,等待着,等待那可怕的坠落、碰击和毁灭。“反抗是不行的。”他自言自语道。“但是哪怕能明白这是为什么呢!那也办不到。如果说我生活得不对头,那倒也是一种解释。但就是这点没法承认,”他自言自语道,想起自己毕生奉公守法、循规蹈矩和品行端正,“就是这点不能认账。”他一面对自己说,一面哑然失笑,好像有什么人会看见他的微笑并被他的微笑所骗似的,“无法解释!痛苦,死……这又是为什么呢?”

十一

就这样过了两星期。在这两星期中,发生了伊万·伊利奇和他的妻子所盼望的事情:彼得里谢夫正式提出了求婚。这事发生在晚上。第二天,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走进丈夫的房间,边走边寻思着怎样向他宣布费奥多尔·彼得罗维奇的求婚,可是也正是在昨天夜里伊万·伊利奇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看见他躺在那张长沙发上,不过换了个姿势。他仰面躺着在呻吟,目光呆滞地望着身前。

她先谈到药。他把自己的视线向她转了过来。她没有把她要说的话说完:他在这一瞥中表现出了极大的憎恨。而且是对她的极大的憎恨。

“看在基督分上,你就让我安安静静地死吧。”他说。

她想走开,但是这时女儿进来了,走到他跟前去问候。他像看妻子那样望了望女儿,她问候他的健康,对于她的问题他只是冷冷地答道,他很快就可以把他们大家解放出来不受他的拖累了。母女俩一言不发,坐了片刻便出去了。

“咱们到底做了什么错事啦?”丽莎对母亲说,“好像这是咱们干的似的!我可怜爸爸[23],但是他干吗要折磨咱们呢?”

医生在平素该来的时候来到了。伊万·伊利奇在回答他“是与否”的时候,一直用愤恨的目光盯着他,最后终于说道:

“您明知道您已束手无策,那您就别管我了吧。”

“咱们总可以减轻一点痛苦吧。”医生说。

“那您也办不到,您就别管我了。”

医生走进客厅,告诉普拉斯科维娅·费奥多罗夫娜说,病情很严重,若要减轻痛苦(痛苦一定很剧烈),只有一个办法——服鸦片。

医生说他的肉体痛苦很剧烈,这话倒不假。但比他的肉体痛苦更可怕的是他的精神上的痛苦,这也是他的主要痛苦所在。

他的精神上的痛苦在于,昨夜,当他望着格拉西姆那睡眼矇眬的、善良的、颧骨突出的脸时,他突然想道:怎么,难道我的整个一生,自觉的一生,当真都“错了”吗?

他想到过去他觉得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就是他的一生过得不对头,——也许这是真的。他想到他反对身居最高地位的人们认为是好的东西的那些微弱的企图,那些他立刻从自己的脑海里赶走的微弱的企图,——这些倒可能是对的,而其他的一切倒可能是错的。他的工作、他的生活安排、他的家以及这些社会与公务的利益——这一切倒可能是错的。他企图在自己面前替这一切辩护。可是他忽然感到,他所辩护的事情太站不住脚了。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辩护的。

“倘若果真如此的话,”他对自己说道,“那我在离开人世的时候才认识到,我毁掉了上天给予我的一切,而且一切都已无可挽回,那又怎么样呢?”他仰面躺着,开始重新逐一检查自己整个的一生。当他在早上看见用人,然后是妻子,然后是女儿,然后是医生的时候,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证实了他在夜间所发现的那个可怕的真理。他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他自己,看到了他过去赖以生存的一切,他清楚地看到这一切统统错了,这一切乃是一个掩盖了生与死的可怕的大骗局。这一认识加剧了,十倍地加剧了他肉体上的痛苦。他呻吟,辗转反侧,撕扯着身上的衣服。他觉得,这些衣服使他喘不过气来,使他难受。为此,他恨他们。

他们给他服了大剂量的鸦片,他昏睡过去了,但是在吃午饭的时候疼痛又开始发作。他把所有的人统统赶了出去,痛得直打滚。

妻子走到他的身边说:

“Jean,亲爱的,这事你就算为我(为我?)做的吧。这不会有什么害处的,反而时常有用。怎么样,这没关系的。没病的人也常常……”

他睁大了眼睛。

“什么?领圣餐[24]吗?干什么?不要!不过……”

她哭了起来。

“行不行,亲爱的?我去把咱们的那位叫来,他非常和气的。”

“好极了,太好了。”他说。

当神父来了,并听了他的忏悔以后,他的心才软下来,他仿佛摆脱了自己的疑惑,感到一阵轻松,正由于这样,痛苦也似乎减轻了,霎时间,他升起了一线希望。他又开始想到盲肠以及治愈它的可能性。他两眼噙着泪水领了圣餐。

领完圣餐以后,他们又扶他躺下,他感到一阵暂时的轻松,生的希望又出现了。他想起了他们建议他做手术的事儿。“活,我想活。”他自言自语道。妻子前来祝贺他[25];她说了一些人们惯常说的话,又加了一句:

“你觉得好点了,是吗?”

他看也没有看她就说道:“是的。”

她的衣服、她的体态、她的面部表情、她说话的声音——统统都在对他说着同样的话:“错了。你过去和现在赖以生存的一切,不过是向你掩盖了生与死的一片虚伪和一场骗局罢了。”他一想到这个,他的憎恨就油然而起,而伴随着憎恨又升起了肉体上的剧烈的痛苦,而与痛苦俱来的则是意识到那不可避免的、即将来临的毁灭。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他感到一阵绞痛和刺痛,疼得气都喘不过来了。

当他说“是的”的时候,他脸上的表情是可怕的。他说完“是的”以后,便直视着她的面孔,接着便异常迅速地(就他的虚弱而言)翻过身去,脸朝下,大叫:

“走开,走开,你们别管我了!”

十二

从此刻起,便开始了那第三天不停的喊叫,这叫声是如此可怕,隔着两道门也不能不使人毛骨悚然。在回答妻子问话的那一瞬间,他就明白他完了,无可挽回了,末日,真正的末日到了,可是他的疑惑仍旧没有得到解决,疑惑仍旧是疑惑。

“哎哟!哎哟!哎哟!”他用各种声调叫道。他开始大叫:“我不要!”——接着便是一个劲儿地喊叫“哎哟”。

整整三天,在这三天中,对他来说是不存在时间的,一种无形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正在把他塞进一只漆黑的口袋,他就在那黑咕隆咚的口袋里挣扎着。他苦苦地挣扎着,就像一个死囚明知道他已不能生还,可还在刽子手的手下苦苦挣扎一样。尽管他在拚命挣扎,可是每分钟都感到他离那使他胆战心惊的事越来越近了。他感到他的痛苦在于,他正在钻进那个漆黑的洞穴,而更痛苦的则是那个洞他钻不进去。妨碍他钻进去的是,他认定他的一生是光明正大的。对自己一生的这种自我开脱拽住了他,不让他前进,这就更使他痛苦不堪。

蓦地,有一股什么力量当胸,对准肋下推了他一下,他的呼吸更困难了,他终于跃进了洞穴,可是在那边,在洞穴的尽头,有件什么东西在发亮。他当时的情形,就像他常常在火车车厢里发生的情形那样,他自以为在前进,其实却在后退,到末了他才突然辨明了真正的方向。

“是的,一切都错了,”他自言自语道,“但是这不要紧。可以,可以再往‘对’的方面做嘛。那么什么才是‘对’的呢?”他问自己,忽然安静了下来。

这事发生在第三天的末尾,在他临死前一小时。就在那时候,那个中学生悄悄地走进了爸爸的房间,走到他的床边。那个生命垂危的人还在拚命喊叫,两手乱甩。他的手打着了中学生的头。中学生抓住了它,把它贴到嘴唇上,哭了起来。

就在那时候,伊万·伊利奇跌进了洞穴,看到了光明,这时他才恍然大悟,他的一生都错了,但这事还是可以纠正的。他问他自己:那么什么才是“对”的呢,接着他便屏息静听,安静了下来。这时,他觉得有人在吻他的手。他睁开眼睛,望了儿子一眼。他可怜起他来了。妻子走到他的身边。他望了她一眼。她张开了嘴,鼻子上和腮帮子上还挂着没有擦净的眼泪,她神情绝望地望着他。他也可怜起她来了。

“是的,我给他们增添了痛苦,”他想道,“他们觉得惋惜,但是等我死了以后,他们会好起来的。”他想说这话,但是没有力气说出来。“其实,何必说呢,应当做到才是。”他这样想。他用目光向妻子指了指儿子,说道:

“领走……可怜……还有你……”他还想说“宽恕”,但却说成了“快去”,因为没有气力更正,他便挥了一下手,他知道,谁该明白谁就会明白的。

他突然明白了,那使他苦恼和不肯走开的东西,正从他的左右和四面八方忽然立刻都走开了。他既然可怜他们,就应当做到使他们不痛苦。做到使他们,也使他自己摆脱这些痛苦。“多么好又多么简单啊。”他想。“可是疼痛呢?”他问他自己,“它到哪里去了呢?喂,疼痛,你在哪儿呀?”

他开始寻觅。

“是的,这就是它。那有什么要紧,让它去疼吧。”

“可是死呢?它在哪儿?”

他在寻找他过去对于死的习惯的恐惧,可是没有找到它。它在哪儿?死是怎样的?任何恐惧都没有,因为死也没有。

取代死的是一片光明。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他突然说出声来,“多么快乐啊!”

对于他,这一切都是在一瞬间发生的,而这一瞬间的意义已经固定不变。对于守候在旁的人来说,他的弥留状态又持续了两小时。他的胸膛中有什么东西在呼哧呼哧地响,他那瘦削不堪的身体也在微微颤抖。然后呼哧声和嗄哑声便越来越少了。

“完了!”有人在他的身旁说道。

他听见了这话,并在自己心中把这话重复了一遍。“死——完了,”他对自己说,“再也没有死了。”

他吸进一口气,但是刚吸下半口就咽了气,两腿一伸,死了。

(1886年3月)

臧仲伦 译

[1]指高等审判厅委员。

[2]一种牌戏。

[3]一种厚实的印花布,印有图案或花纹,用于糊墙,或为家具包面。

[4]法语:全家的骄傲。

[5]拉丁语:宜有先见之明。

[6]法语:好孩子。

[7]法语:年轻人难免要胡闹。

[8]一八六四年沙皇政府实行司法改革,添设了一些新的司法机构。

[9]法语:正派,规矩。

[10]一种四人成局的牌戏。

[11]法语:任性地。

[12]帕莎是普拉斯科维娅的小名。

[13]丽莎是伊万·伊利奇的女儿。

[14]有些药物大量应用在健康人身上,能产生一些症状,和要用此种药物来治疗的疾病的症状相似,用极微量此种药物治疗其病的方法,即顺势疗法。

[15]法语:约翰。(约翰相当于俄语中的伊万。)

[16]基策韦特(1766—1819),德国哲学家,康德哲学的诠释者;他所著的逻辑教科书的俄译本曾在沙俄学校中被广泛采用。

[17]万尼亚是伊万的小名。

[18]法语:设备。

[19]萨拉·贝尔纳(1844—1923),法国著名女演员。

[20]法语:卡波式。

[21]法语:《阿德里安娜·勒库弗勒》,系法国戏剧家斯克里布(1791—1861)作的剧本。

[22]意为离死亡越近,速度越快。

[23]“爸爸”两字是用法国腔的俄语说的。

[24]又称领圣体血,东正教的一种礼仪:由神父对面饼和葡萄酒(象征耶稣为众人免罪而舍弃的身体和血)进行祝祷,然后由教徒领食之。教徒临终要领最后一次圣餐。

[25]祝贺他领了圣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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