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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王-纳博科夫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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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王-纳博科夫短篇小说

单王

像往常一样,国王被两个卫士的争论吵醒了,一个是夜间卫士,另一个是上午卫士。夜间卫士过分地守时,规定的时间一到就离开岗位,而上午卫士总是迟到几秒钟,倒不是因为玩忽职守,大概是因为痛风病人的时间习惯上就慢一点。于是,要离开的卫士和即将到达的卫士总是于一点钟在同一个地方碰面——单单在国王卧室窗户下的人行小道上。这条小道夹在宫殿的后墙与一畦长势茂密但花朵稀疏的金银花之间,金银花下面乱扔着各种各样的垃圾:鸡毛,破碎的陶器,装过波莫娜(一种全国知名的水果罐头)的红脸蛋锡皮大罐。他们一碰面,无一例外地要压低声音来一阵简短友善的争执(正是这阵争执吵醒了国王)。原来夜间值班的这个卫士天性顽皮,假装不想把写有口令的石板交给值早班的那个卫士,那个脾气暴躁的傻老头,斯沃赫尔姆战役后退伍的老兵。然后,一切又归于平静,这时唯一能听到的声音就是那有条不紊、时缓时急的雨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或三百六十六天里有三百○六天都在不间断地下雨,因此天气的突变老早就不会给任何人带来麻烦了(风对金银花就是这么说的)。

国王向右翻了个身,醒了过来,一只白皙的大拳头支在脸颊下,绣花枕套上的纹章图案在脸颊上留下了棋盘般的印痕。褐色的窗帘松松地拉下来,遮住了单扇却很宽大的窗户,窗帘靠里的两条边之间渗进一缕滑腻细润的光线。国王突然想起了一个迫切的任务(他得出席横跨伊戈尔河的一座新大桥的落成典礼),这个任务一想起来就让他烦,一天的日子是个苍白的三角形,而这个任务就像躲不开的几何图案,硬生生地挤了进来。他对桥梁、运河或者造船业都不感兴趣,虽说他稀里糊涂地主政五年——对,整整五年(八百二十六天),他真的早该养成了辛勤理事的习惯。要处理的事情复杂多样,自然而然地在他头脑里乱作一团,他烦得要命(而那些完全不同的事情,只要与王室公干无关,就是无比完美的事,好得不能再好的事)。可事情不得不处理,每一次都让他郁闷心烦:有自己存心不想知道的事,处理起来就需要强装笑脸;也有毫无道理或者有可能根本不存在的事,处理时只不过拿虚有其表的传统标准往上一套罢了。关于大桥的落成典礼,他根本不记得有此计划,但他毫无疑问是批准过了的,印象中这只不过是个什么民俗节庆,因为从来没有人不嫌麻烦地问一下他是否对这个复杂的科技成果感兴趣。那桥悬在半空,他今天还得乘一辆装有齿状护栏的豪华敞篷车从桥上缓缓驶过,这也太折磨人了。此外还有那名工程师。有一次国王随口说(就随便一说,为的是摆脱什么人或什么事)自己喜欢爬山,可惜岛上没有一座像样的山(海边上那座古老的死火山不算,再说了,火山山顶上还有座灯塔——顺便说一下,这座灯塔如今也不亮了),从此大家就不停地对他说起这位工程师。这个工程师的名声不大可靠,是在宫女和官场交际花们的客厅里发迹的,她们爱他面如蜜糖,能说会道。他提议通过地下膨胀的方法将岛上中部平原抬高,变出一座山岳来。选好的膨胀地点渐渐隆起时,当地居民可以照旧住着,不必搬迁。试验区内的小砖房会往一处挤,红毛的奶牛也会感到海拔有变而受惊乱叫,胆小怕事的人想撤走,将会受到惩罚:他们再要回来就得沿着新隆起的悬崖绝壁走,和留在原地躲过平地变山之劫的人相比,花的时间要多得多。渐渐地,草地鼓了起来,巨石松动起来。一条昏睡的小溪翻下了床,变成了一道高山瀑布,连它自己都惊骇不已。树木排着队走向云端,其中许多品种(比如冷杉)都喜欢如此高耸入云。村民们靠在门口的栏杆上,挥动手帕,欣赏着这充气鼓起来的大地巨变。山会越来越高,直到那位工程师下令让那个怪兽般的泵停下来。然而国王没等到泵停就又打盹迷糊过去了,连后悔的时间都没有。凡是头脑一热作出的计划,议员们一听就支持上马,他倒是经常拖着不批(可话说回来,他的多数天然权利和多数人权都被死板的法律压缩了),这一次大桥典礼要是像平常一样别让试验就好了。但现在已经太晚了,那个始作俑者自杀了,突发奇想把一棵树搬进室内当作绞刑架(不管怎样,睡眠精灵对熟睡的人是如此复述的)。

国王一直睡到七点半。通常在这个时候,他的意识会唤醒行动,准备迎接进入卧室的弗雷。这个老态龙钟又患有哮喘的贴身男仆行动时总是发出一种多余的奇怪声音,好像干什么都匆匆忙忙一般。其实匆忙二字显然与他无缘,他分明还不到眼看要死的地步。他把一个银盆子放在一张小凳上,凳面上刻着心形图案。这件事他已经做了半个世纪了,侍奉过两位国王,今天,他要叫醒第三位国王。这盆水散发着香草气味,好似施了魔法一般,给前两任国王端来,也许是真叫他们沐浴的;可是到如今,端来倒是多余的。然而这个脸盆和小凳每天早上照样出现,一起端来的还有一块五年前就折好的毛巾。这位老男仆继续发着他独有的声音,拉开窗帘让光线充分地进入房间。国王一直纳闷,为什么弗雷不先拉开窗帘,而是摸着黑把小凳和那个无用的器皿搬到床前。不过跟弗雷说话是不可能的事,他就是个聋子。他无声的世界和他雪白的头发很相配:那高龄的棉絮让他与世隔绝。当他弓着身走到床前时,卧室墙上的钟开始更加清晰地滴答响,好像这钟也是越老越精神似的。

现在卧室成为焦点。卧室顶上一条龙形裂缝横穿屋顶,屋角立着一个巨大的衣架,宛如一棵橡树。靠墙立着一个非常精致的熨衣板。一把扶手椅,罩着白色的家具套,椅边下方隐藏着一个生铁铸造的形似独角仙的东西,那是个过了时的老用具,用来扣住鞋底脱下马靴。一个橡木衣橱,巨大无比,颜色暗淡,发出一股卫生球味,立在一个用来放脏衣服的卵形藤条容器旁边,这个藤条筐也不知是谁放在那里的。淡蓝色的墙上胡乱挂着些物件:一口钟(这家伙已经滴答响着昭示了它的存在);一个药品柜;一个陈旧的温度计,显示的是当年的气温,而不是现在的真实气温;一幅铅笔素描画,画上是一个湖,岸边芦苇丛生,一只鸭子离岸而去。还有一位绅士的近身照,打着皮革绑腿,跨在一匹看不清尾巴的骏马上,一位神情严肃的马夫牵着马站在门廊前方,门廊的台阶上聚集着几个神色紧张的仆人。一个落满灰尘的圆形玻璃镜框下压着一些毛茸茸的花……卧室里陈设稀少,也毫不实用,不管谁用这间宽敞的卧室都显不出温馨来(似乎前任国王的妻子曾经在这里住过,她的绰号叫“哈斯莫德”(2)),这让它看起来怪怪的,好像没人住过一般。要不是那个端进来的脸盆,还有铁床边坐着的男人,真无法想象竟然有人在这里过夜。那男人穿着镶边领子的睡衣,一双结实的光脚踩在地上,用脚趾头摸索出一双摩洛哥羊皮拖鞋来。他披上一件像这个早晨一样灰暗的晨袍,走过咯吱作响的地板,来到有毛毡垫的门旁。他后来回忆起那个早晨时,便觉得刚一起来内心和身体就都经历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沉重感,即将到来的这一天如千斤重担要压垮他。所以这一天带来的可怕灾难(这个灾难隐藏在无聊小事的面具下,已经守在伊戈尔桥上了),尽管荒唐,也预见不了,但对他而言,倒是一副冲淡压力的解药。我们习惯于把眼前的事情归因于刚刚过去的事(我刚才手里还拿着它,我把它就放那儿了,现在它却不在那儿了),把过去与出乎意料的当下联系起来,其实这个当下只是个暴发户,为刚买的纹章盾牌而沾沾自喜。事件都是环环相扣的,我们是它们的奴隶,试图用链条中神奇的一环去堵缺口。回望过去,我们确信,回头看到的那条路,正是已经把我们领向坟墓的那条路,要么正是让我们正本清源、发现自我的那条路。只有在以往的事件里能发现可以恢复、可以改变的迹象时,生活中飘忽不定的鲁莽和失误才能得到真心容忍。顺便说一下,这些也是那个不再独立的艺术家德米特里·尼古拉耶维奇·希涅乌索夫的想法。夜幕降临,竖排的深红色字母闪烁出“RENAULT”(3)字样。

国王出去找早餐。冰冷的石头画廊一边是尖顶窗户,窗角上布满了蜘蛛网,另一边有五间屋子,他从来不清楚其中哪一间里会备好他的早餐咖啡。他依次打开一间又一间房门,看看里面有没有摆好那张小餐桌。总算找到了,摆在最不常放的地方:一幅黑沉沉的前任国王的巨幅肖像下面。画匠给加丰王画这幅肖像时,国王已经到了记事的年龄,记得他的样子。但画像中人物的五官、姿态和体型都被赋予了富丽堂皇之气,远不是当年那个驼背、烦躁、衣着不整的老头模样。那时他有点儿歪的上嘴唇上没长胡子,嘴角一带布满了乡下干瘦老太太才有的皱纹。他家祖训是“审时而治(sassed ud halsem)”,到了他这里,常常被幽默打趣的人改为“扶手椅和榛子白兰地(sasse ud hazel)”。他在位三十余年,既没有引起任何人的特别爱戴,但也没有引起任何人的特别仇恨。他既相信善的力量,也相信钱的力量。他对议会中的多数人言听计从,因为他们那些枯燥无味的人道主义情怀很容易感染他那颗多愁善感的心。他也慷慨地从秘密金库中拿出钱来,奖励那些为王权的稳定作出贡献的人。对他来说,治国之术早已变成了靠机械规律运转的飞轮,以及举国上下的惟命是从。Peplerhus(议会)就像一根吱吱作响的微弱烛芯,闪着迷迷蒙蒙的光,看起来还像是正常运转的机构。如果说他在位的最近几年也受到猛烈反叛的冲击,好比无忧无虑地吃了一顿漫长的晚餐,之后打了个嗝,那也不能怪他,要怪那位王储人品不好,行为不端。说来也是,善良的市民们在怒火中烧之时发现曾经一度是学界的祸害、现在已被遗忘了的凡·斯昆克教授说的话并无大错。他断言,分娩只是一种病,每个婴儿都是父母身上的肿瘤,通常都是恶性的,生下来就“外化”为独立的存在物。

现任国王(我们姑且以国际象棋符号K来称呼他)登基之前,是老国王的外甥。一开始,没人想到继承王位的会是这个外甥,原定的合法继承人是加丰王的儿子阿道夫王子。这位王子在民间有个极其不雅的称号(根据贴切的谐音而来),为了文雅起见,就翻译成“无花果王子”(4)吧。K在一个偏远的王宫里长大,由一位脾气阴郁又野心勃勃的贵族和他那位马一般剽悍的妻子来监护。因此,他几乎不认得表兄,直到二十岁时才开始和表兄多了点接触,那时阿道夫已将近四十岁了。

我们面前是一位心宽体胖、脾气随和的人,脖子短粗,骨盆宽大,颧骨凸起,红扑扑的脸上面色匀称,眼睛好看,有点鼓。小小八字胡不好看,像一对蓝黑的羽毛,不知为何与他厚厚的嘴唇不相配。那嘴唇看上去总是油乎乎,好像刚刚啃过鸡骨头似的。他的头发又黑又密,气味难闻,也油乎乎的,使得他那结实得生了根一般的大脑袋有了花花公子的派头,这在极北之国很少见。他酷爱华丽的服饰,但同时又像papugh(神学院)的学生一样不爱清洗。他精通音乐、雕塑和绘画,但也会花上几个小时陪伴粗俗无聊的人。听到大音乐家珀勒曼沁人心脾的小提琴声,他会失声痛哭;同样,摔了心爱的杯子,捡起碎片时也会悲伤流泪。如果有人需要帮助,只要那一刻没有别的事务缠身,他会想方设法去帮。他得意洋洋地拨弄着生活,品味着生活,也时不时巧妙地给他从不在乎的第三方带来一些远远超过他自己心理底线的痛苦——适合他人、别人、世人遭受的痛苦。

K在二十岁的时候进入极北大学。大学坐落在灰色的海岸,距离首都四百英里,沿途满是紫色的石楠。在那儿,他得知了一些关于王储道德败坏的情况。假如他没有躲着人们的谈话和讨论的话,他就会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但他好不容易隐藏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参与大家的谈话和讨论就会让隐瞒身份的事变得困难。他的监护人,那位伯爵,每周都会来看他一次(有时候来时就坐在摩托车的侧斗里,由他那位能量充沛的妻子驾车)。伯爵总是不停地强调:这个瘦弱忧郁的年轻人,在学习上的表现和在图书馆楼后面具有两百年历史的球场上的表现一样好,要是叫任何一个学生或者教授知道了这个年轻人根本不是什么公证员的儿子,而是国王的外甥,那该多么丢人现眼,也很危险。这算是心血来潮的突发奇想,还是那位坏脾气的监护人私下里的安排,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如果这是无数突发奇想的其中之一,那么它愚蠢得令人费解;估计是一个比国王更厉害的无名之人和议会合谋,不知为何要故意扰乱这个北方岛国的生活。这是一座“triste et lointaine”(5)的岛,生活简朴单调,信守着快要被遗忘了的信条。如果是那位监护人的计谋,那可算深谋远虑了,抚养国王这等事情理应保密。到底是哪一种情况,我们说不上,也没有理由去推测,因为无论如何,这位特殊的学生一直忙着别的事情。读书,打壁球,滑雪(那时候的冬天都会下雪),但最重要的是,晚上坐在壁炉边沉思,再后来,没过多久,便和贝琳达谈起了恋爱——这些事情足以填充他的生活,让他无暇顾及那些庸俗的政治小勾当。再说了,他正在认真学习自己祖国的历史,所以他根本想不到他体内沉睡着历代先王的血脉。他也没有想到,刚刚过去的现实生活同样也会成为历史——成为穿越时光隧道来到苍白阳光下的历史。要么是因为他主攻的那部分历史在加丰王在位前一个世纪就终止了,要么是因为极其冷静的编年史学家们无意间变了个魔术,其价值好像比他自己作出的论证更高,于是他身上的学者气质压倒了史实考证,到后来,他试图把历史与现在重新联系时,就只好满足于临时拼凑,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破坏了传说原有的悠久性(伊戈尔河上的那座桥,那座沾满了鲜血的桥)。

也就是在那时候,即大二开学之前,K到首都过了一个短暂的假期,租住在号称“议员俱乐部”的简陋地方。他第一次参加宫廷招待会时遇见了王储,一个喜欢热闹、体态丰满的万人迷,面相年轻,一副老不正经的模样,谁要是不夸他貌美,他就不给谁好脸看。这次会面时老国王也在场,坐在一个彩色玻璃窗旁边的高背扶手椅上,大口地吃着橄榄黑色的李子,吃得又快又麻利,这东西对他来说是美食而非药品。尽管一开始王储阿道夫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位年轻亲戚,一直在跟两位大臣交谈,但后来还是说起一个精心算计过的话题,好让新来者听得入迷。他只让新来者看到了他四分之三的轮廓:大腹便便,两手深深插在皱巴巴的格子裤口袋里,脚跟踮一下,然后脚尖踮一下,身子也随之轻轻摇晃。

“举例说,”他得意洋洋地说,用的是专门在公众场合讲话的声音,“纵观我们的历史,先生们,你们会发现,权力的根源在我们中间常常被理解为魔法,只有在服从权力的人心目中能证明它具有咒语一般的可靠效力时,才谈得上真正的服从。换句话说,国王要么是一个魔法师,要么就是被施了魔法;给他施法的人有时候是他的人民,有时候是议员,有时候是他的政敌。政敌会轻而易举地摘掉他头上的王冠,就像从衣架上取走帽子一样。想想那些陈腐的古代习俗,想想mossmons(大祭司“泥沼人”)的统治,想想对发着冷光的泥炭之类东西的崇拜;或者以最初的异教徒国王——吉尔德拉斯,对,还有奥夫德拉斯,还有另外一个,我忘了他叫什么来着。反正就是那个家伙,把高脚酒杯扔进了海里,过了三天三夜,渔民舀上来的海水变成了酒……Solg ud digh vor je sage vel,ud jem gotelm quolm osje musikel。”(“大海的波浪甘甜,营养丰富,少女用贝壳舀来饮用”——王储引用的是古代民谣。)“还有最早的天主教修士,他们乘坐小型帆船来,船上挂的不是帆而是十字架。还有‘洗礼石’的交易——就是因为他们猜准了我们人民身上的弱点,这才成功地引入了疯狂的罗马信条。更有甚者,”王储接着说,突然将渐次加强的声音放缓了,因为这时有个身份显赫的牧师站在不远处,“如果说所谓的教会之所以从没有真正吞噬我们国家的实体,而且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完全丧失了其政治意义,那完全是因为它所制造的那些初级的、相当单调的奇迹很快就变成了平淡无聊之事,”——那位牧师走开了,王储的声音又放了开来——“不能和自然魔法,也就是我国的la magie innée et naturelle(6)竞争。以后来历史上毫无疑问曾在位执政的列位国王和我们本朝初期为例,当罗格弗里德一世即位时,或者说当他扑向那个摇摇晃晃、被他自己称为海上颠簸之桶的王位时,国家正值多事之秋,狼烟四起,动乱频仍。在这种情况下,他要坐稳天下如同小儿稚梦一般。你们记得他登上王位做的第一件事情吗?他立刻下令铸造六指手形硬币,有一克朗的、半克朗的,还有一格罗斯肯的。为什么是手形?为什么是六个指头?没有一个史学家能搞明白,就连罗格弗里德国王本人搞明白了没有也值得怀疑。然而事实是,这种神奇的措施立刻让国家安定了下来。后来他的孙子在位时,丹麦人企图强迫我们接受他们的保护,大兵压境,可发生了什么呢?极其简单,反叛党(我忘了叫什么来着,反正是叛徒,没有他们,整个阴谋也就不会存在)突然派一名信使向侵略者很客气地宣布:从今往后他们不能援助他了。原来是这样的,‘那些帚石楠’——也就是叛军必经之地上的一种石楠,叛军要穿过那片平原和外国军队会合——‘缠住了叛乱士兵的马镫和小腿,部队无法继续前进。’这种事如今好像只能姑妄听之,可不能当作老故事来教育学童。还有一件事——唉,对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伊尔达女王,我们不应该忽略那位胸部酥白、绯闻多多的伊尔达女王,她总是用咒语解决所有的国家大事,还解决得非常成功,以致谁不顺着她的心意,谁就会失去理智。你们也都知道,现今老百姓把疯人院就叫做‘伊尔达小镇’。当老百姓开始参与立法和行政事务,那就荒唐地表明,魔法倒向了人民一边。我向你们保证,比如说,如果可怜的埃达里克国王发现自己在招待入选官员的宴会上无法入座的话,那当然不是因为痔疮的问题。如此等等,如此等等……”(王储开始对自己选择的话题有些厌倦了)“……我们国家的生活,就像个两栖动物,抬起的脑袋放在简单的北欧现实当中,腹部却淹没在寓言里,淹没在丰富的、生机勃勃的魔法中。我们的每一块长了苔藓的石头,每一棵古老的大树,都至少参与过某一种魔法事件,我这么说并非信口开河。这里有个年轻的大学生,他是学历史的,我保证他会证实我的观点。”

K在认真地聆听阿道夫的推理,甚为折服,惊叹他的见解与自己的观点甚是相合。当然了,在K看来,刚才健谈的王储引经据典地列举的那么些例证有点粗糙。难道整个要点不是在魔法惊人的表现方式上,而是在某些奇幻事件造成的微妙影响上?奇幻事件深刻而又朦胧地粉饰了这个岛国的历史。但他无条件地同意基本观点,而且也是这么回答王储的,回答时垂下头点了几下。只是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意识到这令他吃惊的意见巧合其实是意见持有人下意识的狡猾之处,此人无可争辩地具有一种特殊的本能,新遇任何一个听他讲话的人,他都能猜准给对方下什么诱饵最有效。

国王吃完李子后,招手示意外甥过来。没想好要和他说什么,便问他那所大学里有多少人。K大惊失色——他不知道有多少人,也不够机敏,无法随便编出一个数字。“五百?一千?”国王穷追不舍,语气像个急切的少年。“肯定比一千还要多。”因为没有得到一个清晰的答案,他便这样圆了场。他想了一阵,又问外甥是否喜欢骑马。这时王储突然插话,邀请表弟下星期四和他一起去郊游。他插话和平时作风一样,挥洒自如,毫无拘束。

“真是惊人啊,他太像我那可怜的妹妹了,”国王机械地叹口气说,说着摘下眼镜,放到他带饰扣的棕色夹克胸前口袋里,“我太穷,给不起你一匹马,”他继续说道,“但我有一条很好的小马鞭。格特森!”(在喊宫务大臣)“那条很好的小狗头马鞭在哪里?下去以后找一找,给他……一件有趣的小东西,有历史价值吧。好了,我很高兴把它给你,但马我就无能为力了——我只有两匹老马,还得留着给我拉灵车。别生气——我不富有。”(“Il ment。”(7)王储压低声音说,然后哼着曲子走开了。)

郊游那天天气很冷,阴晴不定,晴空一掠而过,暗黄色的灌木林蜷伏在山沟里,巧克力色的车辙里是填满烂泥的小水坑,马蹄子啪嗒啪嗒地踩过,烂泥飞溅,乌鸦也在呱呱地叫。两人骑马过桥之后,离开了大路,马儿小跑着穿过了幽深的石楠花丛,花丛上方时不时会冒出一棵树干细长、已经发黄的桦树。王储看来是个优秀的骑手,但显然没有上过正规的马术学校,因为他的坐姿不算很好。他的屁股又大又沉,裹在灯芯绒和羚羊皮的大衣中,在马鞍上一弹一跳的,圆鼓鼓的溜肩在他的同伴心中隐隐引起一阵奇怪的同情,但只要一看王储那张散发着健康和富足的红润脸膛,一听他催促前进的话语,K刚刚产生的同情感就彻底消失了。

那条马鞭前一天就送来了,但今天出来没有带。王储(顺便提一下,宫里说蹩脚法语的时髦是由他兴起来的)看不上它,称之为“ce machin ridicule”(8),他还认为,那马鞭本来是马夫小儿子的东西,落在国王的门厅里了。“Et mon bonhomme de père,tu sais,a une vraie passion pour les objets trouvés。”(9)

“我一直在想,你讲的那些事情有多少是真实的。书本里可一点都没有提到那些事。”

“哪些事?”王储问道。他最近在表弟跟前卖弄过不少零碎理论,不知他指的是哪一条,还得煞费苦心地重新建构一番。

“噢,你记得的!权力的神秘起源,还有,那件事……”

“对,记得,记得,”王储赶紧打断他的话,以便毫不拖延地想出最好的办法来对付这个已经失去了新鲜感的话题,“我当时没讲完,因为周围耳目太多。你也明白,现如今,我们的所有不幸都要归咎于政府出奇的懒散,举国上下缺乏活力,还有国会议员无聊的争吵。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又都是因为咒语,不论是民间的咒语还是王室的咒语,不知为何都丧失了原有的力量,我们世代相传的魔法也沦落为骗术。别再谈这些令人扫兴的事情了,说点高兴的吧。比如说,你在大学里肯定听到过不少我的情况吧?我都能想象出来!告诉我,他们都说了些什么?你为什么不说话?他们都叫我花花公子,对吧?”

“我不听居心叵测的瞎扯,”K说道,“但确实有那类闲言碎语。”

“这个嘛,街谈巷议是真相之诗。你现在还是个孩子——一个容易哄骗的孩子——所以呢,有很多事情你眼下是搞不明白的。我只能给你提供这样的意见:人基本上都非善类,但如果是私下里的事情——比如你躲在隐蔽的角落匆匆吞果酱,或是天马行空地胡思乱想,人是善是恶都无所谓,没有人会认为你的所为是犯罪。然而,一个人要是肆无忌惮地满足他蛮横的身体强加给他的欲望,那时,唉,到那时,人们就说这是放纵,就开始公开谴责了!再比如说,以我为例,假如我的合理享受只限于一种方式,始终不变,那公众舆论就会变得温和,最多也就指责我情妇换得太频繁。可是,上帝啊,我要是没有遵守淫荡的潜规则,而是见蜜就采,那公众会掀起轩然大波。注意了,我什么都爱——不管是朵郁金香,还是根普通的草茎——原因嘛,”王储总结道,笑得眼睛眯成了缝,“我真的只追求零敲碎打的美,把整体的美留给大众。零星的美能在芭蕾舞女演员身上找到,也能在码头工人身上找到;能在中年维纳斯身上找到,也能在年轻的骑手身上找到。”

“对,”K说道,“我理解。你是一个艺术家,一个雕塑家,你崇拜具体的形态……”

王储勒马,大笑起来。

“嗨,怎么说呢,这并不纯粹是个雕刻问题——à moins que tu ne confondes la galanterie avec la Galatée(10)——不过,你这个年纪不懂风流倒也是可以原谅的。不,不,风流远没那么复杂。别跟我如此害羞,我又不会吃了你。我只是看不起qui se tiennent toujours sur leurs gardes(11)的小伙子。你要是没有更有兴趣的事情可谈,我们就可以经格兰洛格返回,顺道在湖边用餐,到时候再看能想起什么事来。”

“不行,我恐怕——那个——我有事情要办——碰巧今晚我……”

“那么好吧,我就不强求了。”王储友好地说道。走了一阵,到了磨坊边上,他们互道再见。

K不得不答应此次骑马出行的时候,他就预见到了一项特别烦恼的苦差事,因为阿道夫是出了名地健谈,很多不善交际的人遇上他的情况都会如此。假如同行的是一个比较温和、地位不高的人,那还比较容易事先定好此行的基调;但他是常人心态,而阿道夫是激情四射,一起出去,有必要把自己提升到他的水平,那样势必会遇上不少尴尬时刻,这一点K在为这次出行做准备时都设想到了。更有甚者,他初遇阿道夫时就觉得要向他看齐;事实上他不假思索地赞同了某人的观点,那人就可以据此理所当然地预计彼此在接下来的各种场合都会相处愉快。他仔细地盘点了自己可能会出现的失误,还特别清晰地想象了自己的下巴会紧张,铅一般沉重,会觉得极度无聊(他天生有这种能力,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斜着眼睛看到预期中的自我)——他把这些逐一列表,还考虑到要徒劳地尝试与预期中的自我相融合,要徒劳地从那些假定有趣的事情中去寻找乐趣,于是K退而求其次,明确了一个很实用的目标:料未来之难料。这个目标他差点就达到了。命运也有选择不当的时候,看来对他留在料想领域之外的小事情还是满意的:苍白的天空、荒凉乡野上的风、清脆的马鞭声、马儿不耐烦的嘶鸣、洋洋得意的同伴滔滔不绝的长篇独白……这一切融化成一种还算可以忍受的感觉,尤其是K在思想上已经为此次出行限定了一定的时间。不就是个奉陪到底的事嘛。可是王储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具有把他心里限定的时间无限延长的危险。一旦如此,对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就得再一次进行痛苦的估量(其中“有趣的事”又会强加给K,需要表现出期待的欣喜)。所以这种额外的时段——太多了!太难预料了!——让人受不了。于是,他冒着失礼之嫌,找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事由作为借口。的确,就在调转马头的那一刻,他后悔自己失礼了,后悔的程度和片刻之前为自己的自由担心的程度一样强烈。由此可见,原是对将来的厌恶之感,现在却恶化成了对过去的质疑之声。他想了一会儿,考虑自己是否应该追上王储以加固友谊的基础,因为追过去就意味着默认新的考验,虽然晚了一步,但更显得珍贵。可是他太担心得罪一个友好快乐的人,同时又害怕自己显然配不上人家的友好和快乐,于是就打了退堂鼓。这么一来,阴差阳错,命运到底还是击败了他,到最后又悄悄地给他一丝烦恼,把他自认为很有把握的一次胜利变得毫无价值。

几天后,他又收到了王储的一份邀请,请他在下个星期的任何一个晚上来“随便坐坐”。K不能拒绝。此外,他感到王储并没有因为他的欺骗而恼火,便放下心来,顺利成行了。

他被引进一间黄色的大屋子,里面像温室一般热。有二十个人,男女比例大致相当,有的坐在矮沙发上,有的坐在厚垫子上,有的坐在长毛地毯上。在刚开始的一瞬间,主人好像对表弟的到来隐隐有点困惑,仿佛忘了邀请过他一般,要么以为是请他在另外一天来的。不过这点短暂的疑惑立刻让位于好客的微笑。一笑之后,王储便不再理会表弟了,其他客人也对他不予理睬。这些人显然都是王储的密友:有几个骨瘦如柴、头发柔顺的年轻女子,六个古铜色脸膛、胡须刮得很干净的中年绅士,还有几个年轻小伙子,穿着当时流行的敞领丝绸衬衫。K突然认出其中一个是著名的杂技演员翁德里克·居尔文,一个郁郁寡欢的金发男孩,手势和步态出奇地温柔,好像他在舞台上极富表现力的身段现在被衣服紧紧捆住了似的。对K来说,这个杂技演员是群星汇聚的关键人物。他这个从旁观察的人,尽管初来乍到,未谙世事,但是他也能立即感觉到那些穿着朦胧纱裙、身材高挑的漂亮姑娘们是那个聋哑世界里的人,也就是从前被称为“风流社会”的那个世界(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了,不知还有别的世界)。她们摆出各种各样的放纵姿势,没有真正的交谈,只是装作交谈的样子(缓缓地作出似笑非笑的模样,香烟都插在贵重的烟嘴里,透过吐出的烟雾发出“嗯嗯”的声音,表示疑问或者应答)。她们中也有几个曾经在宫廷舞会上露过面,但这丝毫没有改变事情的本质。男客们也是一丘之貉,尽管其中有些是贵族子弟,有些是指甲肮脏的艺术家,还有一些是贩夫走卒之类的粗俗年轻人。一点不错,他这个从旁观察的人初来乍到,未谙世事,所以立刻对自己起初那下意识的印象产生了怀疑,责怪自己是俗人偏见,轻信了市井传言。他断定这里一切都秩序井然,也就是说,他的世界绝不会因为接纳了这个新的领域而受到干扰,这里的一切都简单明了:爱找乐子的独立的人可以自由地选择朋友。

聚会很安静,无拘无束,不知为何节奏甚至像孩子们闹着玩,这大大消除了K的疑虑。机械地抽烟,金色纹理的小盘子里摆着各种精致的小点心,一套套充满友爱的动作(某个人会为另一个人找来几张活页乐谱,一个女孩在试戴另一个女孩的项链),简单,宁静,一切都显示出这种聚会特有的友善。这种友善K本人并不具备,但可以在生活的各种现象中表现出来,如皱纸包着的一颗糖绽放出一丝微笑,别人的闲谈中能探测出老友情深的回声。王储正忙着把六个小球推进一个口袋大小的玻璃迷宫中央去,他蹙眉专注,时不时发出一连几声激动的呻吟,到最后变成了一声愤怒的哼哼。一个红发女郎,身着绿色裙,赤脚穿着凉鞋,故作悲伤,拿腔拿调,在一旁不停地说他永远不会成功。但是王储却坚持了很久,轻轻地抖动那些不听话的小玩意儿,一跺脚,又从头开始。最后,他把一个迷宫扔到沙发上,沙发上坐着的几个人又马上接着玩了起来。有一个眉清目秀的男子,面部痉挛给他破了相,他坐到钢琴前,学着某人弹琴的样子,忽轻忽重地敲击键盘,接着马上又站起来,和王储讨论起另一个人的天赋,估计说的是他刚才没头没尾地弹奏了一段的那首乐曲的作者。那个红发女郎撩起裙子,一边挠露出的美腿,一边给王储解释刚才被他们中伤的那位作曲家在一桩复杂的音乐圈内斗中处于什么地位。王储突然看了看手表,转向那个在角落里喝橙汁的年轻金发杂技演员,用一种略带担忧的语气说道:“翁德里克,我想到时间了。”翁德里克闷闷不乐地舔舔嘴唇,放下手中的杯子走了过来。王储用肥胖的手指解开翁德里克的裤子前裆,把他粉红色的私处整个掏了出来,拣出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开始有规律地抚摸那根光洁的小棍。

“刚开始,”K讲述道,“我想我是失去了理智,产生了幻觉。”让他最吃惊的是那个过程是那样地自然。他感到胃在翻腾,就离开了。一到街上,他甚至跑了一会儿。

他觉得他只能向他的监护人倾诉他的愤怒。虽然他不喜欢那个相貌平平的伯爵,但他还是决定同他商量,就当他是自己唯一的熟人。他绝望地问伯爵,像阿道夫这样的人,道德如此败坏,年纪又不小了,因此很可能无法悔过自新,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今后的国家统治者呢。王储的行为让他突然看清了王储的本质,同时也让他明白了,这个无比下流的家伙,尽管爱好艺术,其实是个野蛮人,是个自我放纵的畸形儿,缺乏真正的文化教养,仅仅掠取了文化的一点皮毛,学会了如何发挥他善变头脑中的亮点,还丝毫不用担心注定能得到的王位有什么问题。K不停地问,让这样一个人做国王,岂不是发疯般的愚蠢,噩梦般的荒唐。不过在提出这些问题时他就没期望能得到真实的回答:这只是一个年轻人觉醒的措辞而已。尽管如此,他还是继续用粗鲁生硬的短语表达自己的困惑(他天生说话不利索),渐渐触及了事实,看到了事实的真面目。不可否认,他立刻又后退了,但已经看到的事实真面目印在了自己心头,让他猛然意识到,一个国家一旦注定将成为一个淫秽恶棍的玩物,那它将会面临怎样的危险。

伯爵聚精会神地听K讲完了话,期间时不时地抬起他那没有睫毛的秃鹰般的眼睛盯住他看:目光中反射出一种奇怪的满意之情。作为一个工于心计、头脑清醒的指导者,他回答得极为谨慎,好像并不完全赞同K,说他偶然看到的现象过多地干扰了他的判断,想以此让K冷静下来。他说王储的行为只是为了保健,并非允许青年朋友把精力浪费在嫖妓上;他还说阿道夫具有一定的品质,在他登基后会显现出来的。会见结束时,伯爵提出带K去见个聪明人,著名的经济学家古姆。伯爵这样做是一举两得:一方面,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他可以逃避责任,并且可以保持中立,万一有什么不幸的事,也能左右逢源;另一方面,他可以借此将K交给一个老谋深算的阴谋家,以此开始实施他这个邪恶狡猾的伯爵蓄谋已久的计划。

那就去见见古姆,见见经济学家古姆。一个大腹便便的小老头,穿着羊毛背心,粉红色的脑门上高高地架着一副蓝色眼镜,精神矍铄、衣着整洁、乐呵呵的古姆。他们见面的频率不断增加,在大学第二年的年末,K甚至在古姆家逗留了一个星期。那时候K已经发现了许多关于王储行为的事,也就不再后悔自己第一次的怒火喷发。K还知道了一些已经尝试过的限制王储的措施,但由于古姆好像总是四处溜达,所以这些措施他主要是从古姆的亲戚和随从那里听到的,倒不是来自古姆本人。起初,人们试图向老国王告发他儿子的胡闹,想让老国王以父亲的身份管管王储。说来也是,也曾有某个人通过层层关卡进了老国王的密室,直陈王储的胡作非为,他老人家听完后脸涨得紫红,焦急地把睡袍的边攥成一团,表现出的愤怒程度超出任何人的想象。他大声嚷嚷着说这种事情一定要有个了结,说容忍之杯正在满溢(说到这里他上午喝的咖啡疾风暴雨般地泼溅出来)。他说很高兴听到坦诚的报告,说他要把这淫荡的狗东西流放到suyphellhus(修道院式的船)上,随波隐居六个月,还说他要……会见就要结束了,开心的官员就要躬身退出时,老王虽然还怒气难平,但已经平静下来,便把这位官员拉到一边,摆出一副推心置腹面授机宜的样子说(其实书房里只有他们两个人):“是的,是的,你说的我全明白,也都如你所言。可是听着——仅限于你我之间——告诉我,我们能否理性地看待这事——毕竟我的阿道夫是个快活的单身汉,他喜欢一些小运动——有必要搞得满城风雨吗?别忘了,我们也都是从小男孩过来的。”这最后一条理由听起来相当可笑,因为国王的青年时代像牛奶一般平静地流过去了,后来已故的王后,他的妻子,对他管束异常严格,一直到他六十岁。顺便提一下,她是一个非常顽固的女人,愚蠢,小气,总爱做些无知而又极其荒唐的白日梦。很可能是由于她,宫廷的习惯,甚至整个国家的状态,在某种程度上都带上了那种特殊的、难以定义的特征,死气沉沉和反复无常奇怪地混在一起,目光短浅和呆板的非暴力疯狂混在一起,这些让现任的国王饱受折磨。

按时间顺序来讲,第二种反抗形式要深入得多:它包括对公共资源的集中及强化。这种反抗很难指望平民阶层能够自觉参与。对于岛上的农夫、织工、面包师、木匠、玉米商贩和渔夫等而言,任何一位王储变为国王就像天气变化一样自然,大家接受就是了:农夫望着积云里的微光,摇摇头——仅此而已。在他地衣般的大脑深处,总为传统的灾害,自然的或人为的,留有一席传统之地。经济贫乏,发展缓慢,价格一成不变,长久以来没有活力(通过这样的经济,空洞的头脑和空空的胃之间立刻形成了联系);农业常年形势严峻,收成微不足道,只不过够吃而已;蔬菜和谷物之间有秘密协定,好像是同意相互补充,从而保持农艺学的平衡——所有这一切,根据古姆所说(见《经济基础与经济进军》),让人们习惯了逆来顺受。如果某种魔法在这里盛行的话,那么咒语附身,受害者情况只会更糟。更有一层——有见识的人发现这种情况可导致特殊的悲哀——这位“无花果”王储在下层社会和小资产阶级之中受到低俗的欢迎(这两个阶层之间的区别很难界定,如同我们会经常看到的一种令人困惑不解的现象:一个店铺老板的儿子生意兴隆,不料要去接手他祖父低贱的手工活)。谈到“无花果”的胡作非为时,人们总是毫无例外地面露诚恳的微笑,这样就不至于受到谴责:人人嘴上挂着欢笑的面具,一副赞许的样子,已经和实际的想法难以区分了。“无花果”闹得越淫乱,人们笑得越响亮,酒吧里通红的拳头敲打木板桌就越有力,越欢快。举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某天,王储叼着雪茄,骑着马走过一个偏僻的小村庄,碰到了一个长相好看的小女孩,于是就让她一同骑马,毫不顾忌她父母的反感(即使他们尊敬王储,也抑制不住心中的反感),她的老祖父一路奔跑追赶,直到跌进一条沟里。全村的人,根据情报人员的报告,笑声雷动,表示羡慕,猜测有好事上门,向这一家人贺喜。那孩子过了一小时回来后,他们还居心叵测地问长问短。只见她一只手里捏着一张一百克朗的纸币,另外一只手里拿着一只刚刚钻出鸟巢的幼鸟,那是她在回村庄路上经过荒凉的树丛时捡到的。

军界对王储也不满,这倒不主要出自对道德准则和国家威望的考虑,而是王储对火力打击、枪炮齐鸣的态度引起了军界的愤恨。加丰王自己和他那位好战的前任相反,是一个“彻底的文职”老古董,尽管如此,军队还是容忍了他;在军事上他对军方唯命是从,这样就弥补了他对军事的无知。与此相反,他儿子却对军事问题公开讥笑,近卫军觉得不能原谅。军事演习、列队行进、鼓足腮帮子吹奏音乐、按照各种习俗操办部队团体宴会,以及这小小岛国军队所进行的其他各种认真的娱乐活动,在阿道夫极富艺术气质的心里激发出来的只有瞧不上眼的讨厌。不过军队的不满也没有走得太远,仅仅是一些零散的埋怨,外加半夜发点誓言(对着微弱的烛光、酒杯和剑)——第二天早晨也就忘记了。所以说,能够主动反抗的还是公共知识分子,可是说来悲哀,他们人数不多。不过,反阿道夫阵营中包括某些政治家、报纸编辑和法理学家,都是些受人尊敬、筋骨强健的老家伙,掌握着大量的机密或具有明显的影响力。换句话说,公众舆论也应时而起,随着王储的恶行进一步加剧,抑制王储的倾向被认为是代表了体面和明智。现在只剩一件事,就是找到管用的武器。唉,缺的偏偏就是武器。媒体有的是,国会也存在,但是根据宪法规定,对王室成员如有一点不敬,必定会导致报纸遭禁或议会解散。试图引起举国震动的行动发生过一次,但失败了。这就是著名的翁泽博士的审判案。

那个案子突显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事情,甚至在极北之国的司法记录中也是前所未有的。有一个人美德誉满天下,是一名大学老师,也是写民事和哲学问题的作家,极受推崇,观点严谨,原则性很强;总而言之,他的人品完美无瑕,光昭日月,任何人与他相比,声望都似有瑕疵。可是他却受到指控,说犯有违反道德的多项罪行。他绝望之下笨拙地做了自我辩护,最终认罪伏法。事情到了这个境地,也就没什么不寻常的了:天知道精美的乳头在细看之下会变成怎样的疥疮!这件事的不寻常之处和精妙之处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该案的控告和证据形成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副本,所有的罪名都可以指向王储。简直就是一幅原尺寸的画,无需任何增减就可以装进事先准备好的画框里,每一点细节的精准程度让人不得不惊叹。画上大部分内容都是新的,让谣传已久的陈词滥调准确地落在一个人身上,以至于大众一开始都没有认出来这画是以谁为模特的。然而,报纸上天天报道,很快就激得那些能够看出门道的读者大感兴趣,过去大家旁听审判顶多掏二十克朗,现在花五百克朗也在所不惜。

最初的主意是由prokuratura(地方行政官)孕育而生的。首都最老的法官非常喜欢这个主意。现在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要找到一个人,这个人要足够正直,不至于同这类事件的原有当事人混淆起来;这个人要足够聪明,不至于在特别法庭上表现得像个小丑或白痴;这个人尤其要有足够的忠诚,愿意为这个案件献出自己的全部,愿意忍受这场骇人听闻的泥浆澡,愿意牺牲他自己的事业以节省别人大量的劳动。这个角色的候选人不好找:此计的谋划者大多来自富裕的家庭,他们喜欢扮演任何角色,就是不愿意扮演这个没了他戏就不能上演的角色。形势看来已经无望了——直到有一天,翁泽博士身穿一身黑衣出现在密谋者的会议上。他没有坐下,就宣称自己完全同意任他们支配。有了机会就要抓紧,刻不容缓自在情理之中,这样他们没有时间为此感到惊讶。乍看之下,此事肯定不好理解:一位思想家,生活单纯,怎么会甘愿自带枷锁,效命于政治阴谋呢。其实他的案例并不是那么非同寻常。翁泽博士经常思考一些精神问题,也常常把最刻板的法律原则应用到最经不起推敲的抽象案例中去,所以一旦有机会去做一件无关私利或者很可能是毫无意义的事情时(因为毫无意义,所以依然抽象,这是抽象事物极纯的本质所决定的),他便不可能弃用他个人惯用的老一套方法。更有甚者,我们应该记得翁泽博士就要放弃教职,就要放弃他钟情的四面皆书的书房,就要放弃他新书的写作——简言之,他就要放弃一个哲学家有权珍惜的一切。我们还应该提到,他的身体也不太好;还要强调的是,在案子提交细审之前,他不得不花了整整三个晚上深入研究一些相当专业的文献,文献讨论的是一个禁欲者知之甚少的问题。我们还要补充一点,在作出决定前不久,他刚刚与一个自己暗恋了多年的老姑娘订了婚,那女子的未婚夫一直在遥远的瑞士与肺结核斗争,直到未婚夫去世,她才摆脱了同情对她的束缚。

案子起始于这位真正的女中豪杰对翁泽博士的起诉,称被他引诱到他的秘密garconnière(12),“一个奢华而又放荡的狗窝”。一个并不很聪明的少女也对“无花果”王储进行了同样的起诉(唯一的不同之处是那套被阴谋家秘密租赁并装修的公寓并不是王储过去常租来用以特殊玩乐的那一套,而是在街对面与之相对的那一套——这就立刻形成了整个案件的镜像构思特征)。但这个少女碰巧不知道引诱她的居然是王位继承人,即是说,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被告发的人。接下来便是许多目击证人的证词(证人中有的是毫无私心拥护王储的人,另一些是雇来的特工:比第一类人要少)。这些人的陈述是由一个专家委员会精心起草的,我们可以注意到其中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两个重要的文学界人士,还有几个经验丰富的法理学家。在这些陈述中,王储的行为都是按照恰当的时间顺序逐渐发展的,不过与王储令公众震怒的行为实际所花费的时间相比较,还是有所节略。轮奸、同性恋、诱拐年轻人,以及许多其他荒淫行为都以详细提问的方式讲给被告听,但被告的回答却比提问简短得多。翁泽博士独特的思考方式是有条不紊地下功夫,所以他事先对整个案件以他这种独有的方法进行了研究。他根本没有考虑过戏剧艺术(事实上,他也从未去过剧院),便以一种学者的方法,无意间成功地扮演了此类罪犯角色。这样的罪犯抵赖罪行时(抵赖是一种态度,在当前案件中意在促使诉讼加快进行),会在矛盾的陈述中找到养料,在糊涂的顽固中获得支援。

一切都如计划的那样进展,可是,唉,很快就清楚了,原来那些阴谋家并不知道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是要人民睁开眼睛?可人民都知道“无花果”王储本来就不是个正派人。是要将道德义愤转化成民变?可究竟如何转化,没有任何迹象。也许要将恶行更为有效地揭露出来,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漫长过程,现在的整个计划只是其中一环而已?那么,他们实际上让事情带上了不可重复的独有特点,使之太显眼,太棘手,便不由自主地在第一环和第二环的连接处断了一环,要把这一环重新锻造,比锻造任何一环都要多费些时日。

案件的所有细节一公开,只有助于养肥报业:他们的发行量如此猛增,以至于在随之而来的强劲影响下,一些头脑灵活的人(例如西恩)着手创办新的新闻媒体,宗旨各式各样,但只要报道了该案情况,便能保证他们的成功。摇唇鼓舌之徒,小道消息之辈,远远多于出自公心而义愤填膺的市民。普通民众看了报道,一笑了之。在那些公开的报道中,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由流氓无赖设计的极其可笑的滑稽故事。王储留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就是一个小丑模样,油光锃亮的秃头顶上也许挨了一记疥癣怪魔杖的重击,不过依旧是看客们的宠物,展示柜中的品牌。另一方面,翁泽博士的高尚人格不仅没能得到大家的认可,反而引来了恶意的哄笑(黄色报刊可耻地遥相呼应),民众误认为他是一个随时准备卖身投靠的文人。总之,已经包围了王储的淫荡报道有增无减,甚至出现了极具讽刺意味的猜测,他在阅读有关自己丑行的报道时会有何感受呢?这样的猜想打上了善意的标签,我们无意间助长了另一个年轻人嚣张的鲁莽行径。

贵族们、政务要员们、法官们,还有国会中的“侍臣”议员们,都打盹一般毫无作为。他们懦弱地决定慢慢等待,结果失去了宝贵的政治时机。的确,在陪审团裁决之前的几天里,保皇党的成员通过错综复杂甚至不正当的手段,成功地通过了一条法律,禁止报纸报道“离婚案件或其他可能包含诽谤内容的听证会”。但是根据宪法,通过的法律必须在四十天之后才能生效(这段时间被称为是主管法律与正义的女神忒弥斯的临产期),因此,报纸有充裕的时间把案子报道到最后。

阿道夫王储本人对这件事情一点也不在意,更有甚者,他不在意的态度表达得非常自然,以至于人们都觉得奇怪,他是否明白大家到底在谈论何人。此案的每一个片断他肯定都非常熟悉,所以人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要么是患了遗忘症,要么就是自控能力太好了。只有一次,他的几位密友认为他们看见一丝忧虑的阴影掠过了他的大脸盘。“真遗憾,”他叫道,“为什么那个polisson(13)不邀请我参加他办的聚会呢?Que de plaisirs perdus!(14)”至于国王,看样子也漠不关心,但在将报纸放进抽屉、摘下眼镜的时候,他会清嗓子;另外,他经常在一些不合理的时间请某个议员密谈,根据这些情况,可以推断出他还是极其不安的。据说,在审判期间,好几次他都装作随口一说,提出把皇家游艇借给儿子,让阿道夫来一次“小小的环球旅行”。但阿道夫只是笑着亲了下他的秃头顶。“真的,我亲爱的儿子,”老王坚持道,“在海上航行愉快得很!你可以带几个音乐家,外加一大桶葡萄酒!”“Hélas(15)!”王储回答说,“海上航行,一路上下起伏,会伤了我的太阳神经丛。”

审判终于进入了最后阶段。辩护律师谈到了被告的“年轻”,“血气方刚”,也说到作为一个光棍,“诱惑”自会找上门来——这些听来似曾相识,和国王对儿子过度溺爱如出一辙。公诉人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还放了狠话,要求判处被告死刑。被告最后一席话引出了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长期的压力使他精疲力竭,现在又被迫蹚了另一趟浑水,受尽了折磨,再加上公诉人猛烈抨击,听得他不由自主地胆战心惊,这一切让这位不幸学者的神经崩溃了。在一阵不连贯的喃喃自语之后,他突然声音一变,歇斯底里地开始交代,口齿清楚。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有天晚上,他喝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杯榛子白兰地,同意和一个同学去一家妓院,只是晕倒在大街上,没有去成。这番意料之外的交待逗得听众大笑不止,公诉人也一时脑子发懵,试图用物理的办法强行堵住被告的嘴。然后陪审团离席到指定的房间隐蔽投票,一会儿后返回宣布了判决:翁泽博士应判处十一年的苦役。

媒体唠唠叨叨地赞同这个判决。他的朋友们秘密地去看望他,和这位殉道者握手告别……不过老好人加丰王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了一件相当巧妙的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也许连他自己也料想不到:他利用至高无上的特权赦免了翁泽,判他无罪。

就这样,对王储施压的第一种和第二种方法都无果而终了。还有第三种方法,一种最果断、最可靠的方法。古姆的幕僚谈论的话题无一例外都倾向于实施第三种方法,尽管这第三种方法的真实名称好像没人提起过:死亡总是有很多委婉的别称。K刚卷入这场阴谋乱局时,还不大明白正在发生着什么事。这种茫然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年纪轻,经验少,也是因为他本能地以为自己是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其实他搞错了,事实上他不过是个名义上跑龙套的,或者说名义上的人质。正因为他理解有误,他就不相信自己发起的这项事业竟然会以流血告终。其实,压根就没有什么事业,只是他自己隐隐约约地觉得,在调查表兄生活的过程中,自己如能克服厌恶情绪,那就是完成了一件相当重要、相当迫切的任务。随着时光流逝,他对那项调查感到厌倦了,也讨厌对同一件事喋喋不休的讨论。但是他仍然参与其中,尽职尽责地守着那无聊的话题,而且依然认为他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与某种力量进行合作。这种他始终弄不清楚的力量,最终会一挥它的魔棒,把一个不可能是王储的人变成一个水到渠成的王位继承人。有时候他也想过,如能迫使阿道夫放弃王位,那何乐而不为呢(谋划者们说过很多奇特的比喻,很有可能暗含着让他放弃王位的意思)。然而说来够怪的,他从没有把这个想法进行到底,也就是说,他从没有把自己排在下一个王储的位子上。近两年的时间里,在大学学业之余,他频繁地跟矮胖子古姆及其朋友们联系,几乎没有发觉自己被困在了一张精密的网中。也许,他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的那种厌倦不应该降低到简单的无能——其实他天生就具有无能的特点——不能对那些日渐形成习惯的事情保持关注(事情一旦形成习惯,他就再看不出恢复原有面貌的希望了)。不过,也许这是一种难以察觉的警告,故意改变了一下声音。与此同时,在他参与之前早就开始了的那项事业已经接近血淋淋的尾声了。

一个阴冷的夏日夜晚,他接到邀请,出席一个秘密集会。他去了,因为邀请没有露出任何反常的迹象。后来他倒是回想起来,自己赴会极不情愿,觉得是被强迫的,心情沉重。但话说回来,以前参加了多次会议,差不多都是和这次一样的心情。开会的屋子很大,没有暖气,装饰就像是做个样子给人看的(墙纸、壁炉、餐具柜和架子上落满灰尘的角质酒杯——所有的东西看起来都像是舞台上的道具),屋里坐着二十个男人,一半以上K都不认识。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翁泽博士:他的秃头顶像大理石一样苍白,沿着正中央陷下去了一条缝;浓密的金黄色睫毛,脑门上几个小雀斑,颧骨上泛着红晕,双唇紧闭,眼睛像鱼,像个宗教狂热者那样穿着教士长袍。他神色冷峻,一点若隐若现的愁容也没有改善他一脸的晦气。大家对他说话时毕恭毕敬。人人都知道审判后他的未婚妻跟他分手了,理由是他假扮另一个人时承认了肮脏的罪行,如今她还是不可理喻地继续在这个男人脸上看到那些罪恶的痕迹。她退隐到了一个遥远的村庄,全身心投入教书。翁泽博士在这次聚会引发的事件之后不久,就到一个小小的修道院隐居了。

在场的人中,K还注意到了著名法理学家施利斯,几个国会的frad(自由党)成员,公共教育部部长的儿子……一张并不舒适的皮沙发上还坐着三个瘦高、阴沉的军官。

他还看到窗边有一张空藤椅,窗台上坐着一个瘦小的男人,远远离开聚会的其他人。他长相平平,手里玩弄着一顶邮政工作帽。K离他很近,能看清他那双穿着粗糙鞋子的大脚,跟他弱小的身躯很不相配,活像就近给脚专拍了一张照片似的。后来K才知道此人就是西恩。

一开始K以为聚在房间里的人在谈论那些他熟悉已久的话题。他心头的什么东西(又是那个内心最深处的朋友)甚至幼稚地渴望着这次会议与之前一切会议没有任何不同。可是古姆在走过K身边时将手放在他肩上,神秘地点了点头,姿势奇怪,不知为何令人讨厌——还有他缓慢、警惕的说话声,那三个军官的眼神,都让K不由得竖起了耳朵。不到两分钟,他就知道了他们在这个缺乏真实感的房间里冷酷地谋划什么,原来已经定好了要刺杀王储。

他的太阳穴附近感到了命运的呼吸,上次在表兄家的晚上聚会后觉得恶心,现在又有了同样的感觉。坐在窗台上的那个小个子一言不发,看了他一眼(眼神既好奇又挖苦),从这一眼中他明白了,他进来时表现出的迷惑并非没有引起注意。他站起身,这时每个人都朝他转过头来,那个正在说话的短发胖男人(K已经许久没有听他在讲些什么了)突然停住了。K走到古姆面前,古姆的三角形眉毛充满期待地扬了起来。“我必须走了,”K说,“我觉得不舒服。我想我还是离开的好。”他欠欠身,个别几人礼貌性地站起来,坐在窗台上的那个人微笑着点起烟斗。K走向出口的时候,有种噩梦般的感觉,觉得那门也许是一幅静物画,门把手也是en trompe-loeil(16),根本就不能转动。不过一瞬间那门变成了真的,从另外某间屋里轻轻地出来一个年轻人,穿着卧室拖鞋,拿着一串钥匙,领着K往前走去,下了一段又长又暗的楼梯。

(1) 作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对本文标题作过如下说明:“至于题目,让我引用布莱克伯恩《棋局术语和主题》(伦敦,一九○七年)一书中的话:‘黑方棋盘上如果只剩王一个子,就成为单王局。’”参见书末《注释》。

(2) 原文Husmuder,是husband(丈夫)和murder(谋杀)二词的变形缩合。

(3) 即雷诺汽车,法国第二大汽车公司,世界十大汽车公司之一。

(4) 原文为“Prince Fig”。Fig Sign(无花果手势)在欧洲文化中是极为不雅的手势。

(5) 法语,悲伤而遥远。

(6) 法语,土生土长的魔法。

(7) 法语,他在说谎。

(8) 法语,可笑的玩意儿。

(9) 法语,你知道,我的老好人爸爸对捡到的东西很感兴趣。

(10) 法语,除非你没有和伽拉忒亚风流一场。伽拉忒亚是古希腊神话中著名雕塑家皮格马利翁雕塑的少女,雕塑家完成这个作品后爱上了“她”,爱神为他的真情感动,将伽拉忒亚变为活人,与雕塑家终成眷属。

(11) 法语,永远依赖保护人。

(12) 法语,单身公寓。

(13) 法语,浪子。

(14) 法语,逝去的快乐!

(15) 法语,可惜。

(16) 法语,错视画。即运用“视觉陷阱”的作画技巧,令二维的画面给人以三维空间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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