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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殖列传-史记一百五十章

二十四史 小尚 18次浏览 0个评论

货殖列传-史记一百五十章

货殖列传

老子说:“太平盛世到极盛时期,相邻的国家互相望得见,鸡鸣犬吠之声互相听得到,但百姓都以为自家饮食最甘美,自己的服装最漂亮,习惯于本地的习俗,喜爱自己从事的行业,以至于老死也互不来往。”如果还要按这一套去办事,改变近世风气,使人民闭目塞听,几乎无法行得通。
太史公说: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不了解。
至于像《诗》、《书》所述虞舜、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要听最好听的,看最好看的,想尝遍各种肉类的美味,安于舒适快乐的环境,心中又夸耀有权势、有才干的光荣。
这种风气浸染百姓,已很久了,即使用老子的妙论挨门逐户劝说开导,终难感化谁。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因势利导,再其次加以教诲,再次是制定规章制度以约束,最坏的做法是与民争利。
太行山以西盛产木材、竹、褚木、麻、旄牛尾、玉石;太行山以东多有鱼盐、漆、丝、声色之物;江南出产楠木、梓树、姜、桂、金、锡、铅、朱砂、犀牛角、玳瑁、珠子、象牙、兽皮;龙门、碣石山以北地区盛产马、牛、羊、毡裘、兽筋兽角;铜和铁则分布在周围千里,山中到处都是,有如棋布。
这是物产分布的大致情况。
这都是中国人民所喜好的、习用的穿着、饮食、养生、送死之物。
所以人们要靠农民耕种,取得食物,要靠虞人进山开采,渔夫下水捕捞,获得物资,要靠工匠制造,取得器具,要靠商人贸易,流通货物。
这难道还需要官府发布政令征发百姓,限期会集吗?人们都凭自己才能,竭尽自己的力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所以物价低了定有上升的征兆,物价高了是要变低的征兆。
人们各自努力经营自己的本业,乐意从事自己的工作,就像水往下流那样,日日夜夜没有休止,不用招呼便会自动前来,不用索求就会生产出来。
这不是符合规律而得以自然发展的证明吗?《周书》里说:“农民不种田,粮食就会缺乏;工匠不做工,器具就会缺少;商人不做买卖,吃、用、钱财这三种宝物就会断绝来路;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短缺。”资源匮乏了,山泽就不能进一步开发。
农、工、商、虞这四个方面,是人民衣食的来源。
来源大则富裕,小则贫困;农、工、商、虞发展了,上可以富国,下可以富家。
或贫或富,没有谁能够剥夺或施予,但机敏的人总是财富有余,而愚笨的人却往往衣食不足。
所以姜太公被封在营丘时,那里本来多是盐碱地,人烟稀少,于是姜太公便鼓励妇女纺织、刺绣,极力提倡工艺技巧,又让人们把鱼类、海盐贩运到其他地区去,结果别国的人和财物纷纷流归于齐国,就像钱串那样络绎不绝,就像车辐聚于轴那样聚集于此。
所以齐国因能制造冠带衣履供应天下所用,东海泰山之间的诸侯们便都整理衣袖朝拜齐国。
后来,齐国中途衰落,管仲重新修治姜太公的事业,设立管理财政的九个官府,使齐桓公得以称霸,多次以霸主身份会合诸侯,使天下政治得到匡正;而管仲本人也有了三归台,官位虽只是陪臣,却比各国的君主还要富有。
从此齐国富强,一直延续到威王、宣王之时。
所以说:“粮仓充实了,百姓就会懂得礼节;衣食丰足了,百姓就会知道荣辱。”礼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
因此,君子富有了,就喜好去做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会随心所欲地做他能做的事。
水深,鱼就在那里生存;山林深,野兽就在那里藏身;人富有了,仁义就会依附于他。
富有者得势越发显赫,失了势,依附他的宾客也会无处容身,因而心情不快。
夷狄那里,这种情况尤其突出。
谚语说“:家有千金的人不会犯法受刑死于闹市。”这不是空话。
所以说“:天下之人,熙熙攘攘,都是为利而来,为利而往。”那些拥有千辆兵车的君王,享有万户封地的诸侯,占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还担心贫穷,何况编入户口册内的普通老百姓呢?从前越王勾践被围困在会稽山上,于是任用范蠡、计然。
计然说:“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战备;了解货物何时需求购用,才算懂得商品货物。
善于将时与用二者相对照,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
所以岁在金时就丰收;岁在水时就歉收;岁在木时就饥馑;岁在火时就干旱。
旱时就要备船以防涝;涝时就要备水车以防旱,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
一般说来,六年丰收,六年干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
出售粮食每斗二十钱,农民会受损失;若每斗九十钱,商人要受损害。
商人受损失,钱财就不能流通。
农民受损害,田地就要荒芜。
粮食每斗价格最高不超过八十钱,最低不少于三十钱,那么农民商人都能得利。
粮食平价出售,并平抑调整其他物价,关卡税收和市场供应都不缺乏,这是治国之道。
至于积贮货物,应当务求完好牢靠,没有滞留的货币资金。
买卖货物,凡属容易腐败和腐蚀的物品不要久藏,切忌冒险囤居以求高价。
研究商品过剩或短缺的情况,就会懂得物价涨跌的道理。
物价贵到极点,就会返归于贱;物价贱到极点,就要返归于贵。
当货物贵到极点时,就要及时卖出,视同粪土;当货物贱到极点时,要及时购进,视同珠宝。
货物钱币的流通周转要如同流水那样。”勾践照计然策略治国十年,越国富有了,能用重金去收买兵士,使兵士们冲锋陷阵,不顾箭射石击,就像口渴时求得饮水那样,终于报仇雪耻,灭掉吴国,继而耀武扬威于中原,号称“五霸”之一。
范蠡既已协助越王洗雪了会稽被困之耻,便长叹道:“计然的策略有七条,越国只用了五条,就实现了雪耻的愿望。
既然施用于治国很有效,我要把它用于治家。”于是,他便乘坐小船飘泊江湖,改名换姓,到齐国改名叫鸱夷子皮,到了陶邑改名叫朱公。
朱公认为陶邑居于天下中心,与各地诸侯国四通八达,交流货物十分便利。
于是就治理产业,囤积居奇,随机应变,与时逐利,而不责求他人。
所以善于经营致富的人,要能择用贤人并把握时机。
十九年期间,他三次赚得千金之财,两次分散给贫穷的朋友和远方同姓的兄弟,这就是君子富有便喜好去做仁德之事了。
后来范蠡年老力衰就听凭子孙去办。
子孙继承了他的事业并有史记所发展,终致有了巨万家财,所以,后世谈论富翁时,都称颂陶朱公。
子贡曾在孔子那里学习,离开后到卫国做官,又利用卖贵买贱的方法在曹国、鲁国之间经商,孔门七十多个高徒之中,子贡最为富有。
孔子的另一位高徒原宪连糟糠都吃不饱,隐居在陋巷,而子贡却乘坐驷马并辔齐头牵引的车子,携束帛厚礼去访问、馈赠诸侯,所到之处,国君与他只行宾主之礼。
孔子得以名扬天下,是由于有子贡在人前人后辅助他。
这就是所谓得到形势之助而使名声更加显著吧?白圭是西周人。
当魏文侯在位时,李克正致力于开发土地资源,而白圭却喜欢观察市场行情和年景丰歉的变化,所以当货物过剩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
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绵絮,出售粮食。
他了解,太岁在卯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不好。
太岁在午宫时,会发生旱灾;转年年景会很好。
太岁在酉位时,五谷丰收;转年年景会变坏。
太岁在子位时,天下会大旱,转年年景会很好,有雨水。
太岁再到卯位时,他囤积的货物大致比常年要增加一倍。
要增长钱财收入,他便收购质次的谷物;要增长谷子石斗的容量,他就去买上等的谷物。
他不讲究吃喝,控制嗜好,节省穿戴,与雇用的奴仆同甘共苦,捕捉赚钱的时机像猛禽猛兽捕捉食物那样迅速敏捷。
所以他说:“我干经商致富之事,就像伊尹、吕尚筹划谋略,孙子、吴起用兵打仗,商鞅推行变法那样。
所以如果一个人的智慧够不上随机应变,勇气不够果断,仁德不能正确取舍,强健不能有所坚守,虽然他想学我经商致富之术,我终究不会教给他的。”因而,天下人谈论经商致富之道都效法白圭。
白圭大概是有所尝试,尝试而能有所成就,这不是马虎随便行事就能成的。
猗顿是靠经营池盐起家。
而邯郸郭纵以冶铁成就家业,其财富与王侯相比。
乌氏倮经营畜牧业,等牲畜繁殖多时就全部卖掉,再购求各种奇异之物和丝织品,暗中献给戎王,戎王以十倍于所献物品的东西偿还给他,回赠他的牲畜多到以山谷为单位来计算牛马的数量。
秦始皇诏令乌氏倮位与封君同列,按规定时间,同诸大臣进宫朝拜。
而巴郡寡妇清的先祖自得到朱砂矿,竟独揽其利达好几代人,家产多得不计其数。
清是寡妇,能守住先人的家业用钱财保护自己,不被别人侵犯。
秦始皇认为她是个贞妇而以客礼对待她,还为她修筑了女怀清台。
乌氏倮不过是个边鄙之人、畜牧主,巴郡寡妇清是个穷乡僻壤的寡妇,却能与皇帝分庭抗礼,名扬天下,这难道不是因为他们富有吗?汉朝兴起,天下统一,便开放关卡要道,解除开采山泽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贾得以通行天下,交易的货物无不畅通,汉朝政府又迁徙豪杰诸侯和大户家到京城。
关中地区从氵开雍二县以东至黄河、华山,膏壤沃野方圆千里。
从有虞氏、夏侯氏实行贡赋时起就把这里作为上等田地,后公刘迁居到。。,周太王、王季迁居岐山,文王兴建丰邑,武王治理镐京,因而这些地方的人民仍有先王的遗风,喜好农事,种植五谷,重视土地价值,把做坏事看得很严重。
直到秦文公、德公、穆公定都雍邑,这里地处陇蜀货物交流的要道,商人很多。
秦献公迁居栎邑,栎邑北御戎狄,东通三晋,也有许多大商人。
秦孝公和秦昭襄王治理咸阳,汉朝藉此作为都城。
长安附近的诸陵,四方人、物辐凑集中于此,地少人多,所以当地百姓越来越玩弄奇巧,从事商业。
关中地区则有巴郡、蜀郡。
巴蜀地区也是一片沃野,盛产栀子、生姜、朱砂、石材、铜、铁和竹木之类器具。
南边抵御滇、。。,。。地多出僮仆。
西边临近邛、。。,。。地出产马和旄牛。
然而巴蜀地区四周闭塞,有千里栈道,与关中无处不通,唯有褒斜通道控扼其口,勾联四方道路,用多余物资交换短缺物资。
天水陇西、北地和上郡与关中风俗相同,而西面有羌中的地利,北面有戎狄的牲畜,畜牧业居天下首位。
可是这里地势险要,只有京城长安要约其通道。
所以整个关中之地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也不过占天下十分之三,然而这里的财富却占天下十分之六。
古时唐尧定都河东晋阳,殷人定都河内殷墟,东周定都河南洛阳。
河东、河内与河南这三地居于天下的中心,像鼎的三足,是帝王们交替建都的地方,建国各有数百以至上千年,这里地少人多,是各国诸侯集中聚会之处,所以当地民俗小气俭省、熟悉世故。
杨、平阳两邑人民,西可到秦和戎狄地区经商,北可到种、代地区经商。
种、代在石邑以北,地靠匈奴,屡遭掠夺。
人民强直好胜,侠义自任,敢于违法犯禁,不愿从事农商,但因临近北方夷狄,军队经常往来,中原运输来的物资,时有剩余,当地人民强悍而不务耕耘,从前晋时期就已对其剽悍感到忧虑,而到赵武灵王时就更加助长了这种风气。
当地习俗仍带有赵国遗风。
所以杨和平阳两地人民经营驰逐于其间,能得到他们所想要的东西。
温、轵地区的人民向西可到上党地区经商,向北可到赵、中山一带经商。
中山地薄人多,在沙丘一带还有纣王留下的殷人后代,百姓性情急躁,仰仗投机取巧度日谋生,男子常相聚游乐,慷慨悲歌,白天合伙杀人抢劫,晚上挖坟盗墓,制作赝品、私铸钱币,多有奇美物品。
男子当歌舞艺人,女子常弹奏琴和瑟,趿着拖鞋到处游走,向权贵富豪讨好,有的被纳入后宫,遍及诸侯之家。
然而邯郸也是漳水、黄河之间的一个都市。
北通燕、涿,南有郑、卫。
郑、卫风俗与赵相似,但因地靠梁、鲁,稍显庄重而又注重节操。
卫君曾从濮上的帝丘迁徙到野王,野王地区民俗崇尚气节,抑强扶弱,这是卫国的遗风。
燕国故都蓟也是渤海、碣石山之间的一个都市。
南面通齐、赵,东北边与胡人交界。
从上谷到辽东一带,地方遥远人口稀少,屡遭侵扰,民俗与赵、代地区大致相似,而百姓敏捷凶悍,不爱思考问题,当地盛产鱼、盐、枣、栗。
北边临近乌桓、夫馀,东边处于控扼秽貉、朝鲜、真番的有利地位。
洛阳东去可到齐鲁经商,南去可到梁、楚经商。
所以泰山南部是鲁国故地,北部是齐国故地。
齐地被山海环抱,方圆千里,一片沃土,适宜种植桑、麻,人民多有彩色丝绸、布帛和渔盐。
临淄也是东海与泰山之间的一个都市。
当地民俗从容宽厚,通情达理,而又足智多谋,爱发议论,乡土观史记念重,不愿浮动外流,怯于为国作战,而敢于暗中伤人,所以常有劫夺别人财物者,这是大国的风尚。
这里士、农、工、商、贾五民俱备。
而邹、鲁两地滨临洙水、泗水,还保存着周公遗风,民俗喜好儒术,讲究礼仪,当地百姓小心拘谨。
多经营桑麻产业,而无山林、水泽资源。
地少人多,人们节俭吝啬,怕犯罪,远避邪恶。
等到衰败之时,人们爱好经商,追逐财利,比周地百姓更甚。
从鸿沟以东、芒山、砀山以北,直到巨野,这是过去梁、宋的地方。
陶邑、睢阳也是都会。
以前,唐尧兴起于成阳,虞舜在雷泽打过鱼,商汤曾定都于亳。
这里的民俗还存有先王遗风,宽厚庄重,君子很多,喜好农事,虽没有富饶的山河物产,人们却能省吃俭用,以积蓄财富。
越、楚地带,西、东、南三楚风俗不同。
从淮北沛郡到陈郡、汝南、南郡是西楚地区,这里民俗剽悍敏捷,易怒,土地贫瘠,少有积蓄。
江陵原为楚都,西通巫县、巴郡,东有云梦,物产富饶。
陈在楚、夏交接处,流通鱼盐货物,居民多经商。
徐、僮、取虑一带的居民清廉苛严,信守诺言。
彭城以东,包括东海、吴、广陵一带,这是东楚地区,这里风俗与徐、僮一带相似。
朐、缯以北,风俗与齐地相同。
浙江以南风俗与越地相同。
吴地从吴王阖庐、楚春申君和汉初吴王刘濞招致天下喜好游说的子弟以来,东有丰富的海盐,以及章山的铜矿,三江五湖的资源,也是江东的一个都市。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一带是南楚地区。
这里风俗与西楚地区大体相似。
楚失郢都后,迁都寿春,寿春也是一个都市。
而合肥县南有长江,北有淮河,是皮革、鲍鱼、木材汇聚之处。
因与闽、越习俗混杂,所以南楚居民善于辞令,说话乖巧少信用。
江南地势低下气候潮湿,男子寿命不长。
竹木很多。
豫章出产黄金,长沙出产铅锡。
但矿产蕴藏量极为有限,开采所得不足抵偿支出。
九嶷山、苍梧以南至儋耳,与江南风俗大体相同,其中混杂着许多扬越风俗。
番禺也是当地的一个都市,是珠玑、犀角、玳瑁、水果、葛布之类的集中地。
颍川、南阳是原夏朝人居住之地。
夏人为政崇尚忠厚朴实,还有先王流传下来的风尚。
颍川人敦厚老实。
秦朝末年,曾经迁不法之民到南阳。
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南面临汉水、长江、淮水。
宛也是一个都市。
当地民俗混杂,好事。
多以经商为业。
居民以抑强扶弱为己任,与颍川地区相交往,所以直到现在还被称作夏人。
天下物产各地不均,有少有多,民间习俗各有不同,山东地区吃海盐,山西地区吃池盐,岭南和大漠以北本来也有很多地方产盐,这方面情况大体如此。
总而言之,楚越地区,地广人稀,以稻米为饭,以鱼类为菜,刀耕火种,水耨除草,瓜果螺蛤,不需向外地购买,能自给自足。
地形有利,食物丰足,没有饥馑之患,因此人们苟且偷生,没有积蓄,多为贫穷人家。
所以江淮以南既无挨饿受冻之人,也无千金富户。
沂水、泗水以北地区,适合种植五谷桑麻,饲养六蓄,地少人多,屡受自然灾害,百姓喜好积蓄财物,所以秦、夏、梁、鲁地区勤于农业而重视劳力。
三河地区以及宛陈等地也是这样,再加上经商贸易。
齐、赵地区的居民聪明灵巧,靠投机求财利。
燕代地区的居民能种田、畜牧并且养蚕。
由此看来,贤能之人在朝廷上出谋划策,论辩争议,守信尽节及隐居深山之士自命清高,保全名声,他们究竟都是为着什么呢?都是为了财富。
因此,为官清廉就能长久做官,做官长了便会更加富有;商人买卖公道,营业发达就能多赚钱而致富。
求富,是人们的本性,用不着学习,就都会去追求。
所以,壮士在军队中,打仗时攻城先登,遇敌时冲锋陷阵,斩将夺旗,冒着箭射石击,不避赴汤蹈火的艰险,是因为重赏的驱使。
那些住在乡里的青少年,杀人埋尸,拦路抢劫,盗掘坟墓,私铸钱币,伪托侠义,侵吞霸占,借助同伙,图报私仇,暗中追逐掠夺,不避法律禁令,往死路上跑如同快马奔驰,其实都是为了钱财罢了。
如今赵国、郑国的女子,打扮得漂漂亮亮,弹着琴瑟,舞动长袖,踩着轻便舞鞋,用眼挑逗,用心勾引,出外不远千里,不择年老年少,招来男人,也是为了财利。
游手好闲的贵族公子,帽子宝剑装饰讲究,外出时,车辆马匹成排结队,也是为大摆富贵的架子。
猎人渔夫,起早贪黑冒着霜雪,奔跑在深山大谷,不避猛兽伤害,为的是获得各种野味。
进出赌场,斗鸡走狗,个个争得面红耳赤,自我夸耀,必定要争取胜利是因为重视输赢。
医生方士及各种靠技艺谋生的人,劳神过度,极尽其能,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报酬。
官府谋士舞文弄墨,私刻公章、伪造文书,不怕砍脚杀头,这是因为陷没在他人贿赂之中。
至于农、工、商贾储蓄增殖,原本就是为了谋求增添个人的财富,如此绞尽脑汁,用尽力量地索取,终究不会图省力而放走财富。
谚语说:“贩柴的不出一百里,贩粮的不出一千里。”在某地住上一年,就要种植谷物;住上十年,就要栽种树木;住上百年,就应招来德行。
所谓德就是人的才德、名望和财物。
现在有些人,没有官职俸禄或爵位封地收入,而生活欢乐富有,可与有官爵者相比,被称作“素封”。
有封地的人享受租税,每户每年缴入二百钱。
享有千户的封君,每年租税收入可达二十万钱,朝拜天子访问诸侯和祭祀馈赠,都要从这里开支。
普通百姓如农、工、商贾,家有一万钱,每年利息可得二千钱,拥有一百万钱的人家,每年可得利息二十万钱,而缴徭赋租的费用要从这里支出。
这种人家就能随心所欲地吃喝玩乐了。
所以说居陆地牧马五十匹,养牛一百六、七十头,养羊二百五十只,草泽里养猪二百五十口,居水中占有年产一千石的鱼塘,居山里拥有成材大树一千株。
安邑有千株枣树;燕秦有千株栗子树;蜀郡、汉水、江陵地区有千株橘树;淮北、常山以南和黄河、济水之间有千株楸树;陈、夏有千株漆树;齐、鲁有千株桑麻;渭川有千亩竹子;还有名扬国内、万户人家的都城,郊外有亩产一钟的千亩良田,或者千亩栀子、茜草,千畦生姜、菲菜。
诸如此类的人,其财富都可与千户侯的财富相等。
然而这些成为富足的资本,人们不用到市上去察看,不用到外地奔波,坐在家中即可不劳而获,身有处士之名而取用丰足。
至于那些贫穷人家,父母年老,妻子儿女瘦弱,逢年过节无钱祭祀祖宗鬼神、聚集饮食,吃喝穿戴都难以自足,如此贫困,还不感到羞愧,史记那就无可理喻了。
所以没有钱财只能出卖劳力,稍有钱财便玩弄技巧,已经富足便争时逐利,这是常理。
如今谋求生计,谁能不冒生命危险,即可取得所需物品,那就应受到贤人鼓励。
所以靠从事农业生产而致富为上,靠从事商工而致富次之,靠玩弄智巧甚至违法致富是最低下的,没有深居山野不肯做官的隐士之行,而长期处于贫贱地位,妄谈仁义,也足以值得羞愧了。
凡编户百姓,对财富比自己多出十倍的人就会低声下气,对多出百倍的人就惧怕,对多出千倍的就会受其役使,多出万倍的就会为人奴仆,这是事物的常理。
要从贫困到富有,务农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经商,刺绣织锦不如倚门卖笑。
这里所说的经商,是穷人致富凭借的手段。
在交通发达的大都市,每年酿一千瓮酒,一千缸醋,一千詹瓦饮浆,屠宰千张牛、羊、猪皮,贩卖一千钟谷物,一千斤柴草,总长千丈的船只,一千株木材,一万棵竹竿,一百辆马车,一千辆牛车,一千件涂漆木器,一千钧铜器,一千担原色木器铁器及染料,二百匹马,二百五十头牛,一千只猪羊,一百个奴隶,一千斤筋角、丹砂,一千钧棉絮、细布,一千匹彩色丝绸,一千石粗布、皮革,一千斗漆、一千瓶酒曲、盐豆豉,一千斤鲐鱼此鱼鱼,一千石小杂鱼、一千钧盐咸鱼,三千石枣子、栗子,一千件狐貂皮衣,一千石羔头皮衣,一千条毛毡毯,以及一千钟水果蔬菜,还有一千贯放高利贷的资金,促进牲畜交易的掮客或贪心的商人获利三分之一,廉正的商人获利五分之一,这一类人也可与千乘之家相比,这是大概情况。
至于其他杂业,如果利润不及十分之二,那就不是我说的好的致富行业。
请让我简略说明当代千里范围内那些贤能者之所以能够致富的情况,以便使后世的人得以考察选择。
蜀地卓氏祖先是赵国人,靠冶铁致富。
秦国击败赵国时,迁徙卓氏。
卓氏被掳掠,只有他们夫妻二人推着车子去迁徙地。
其他同时被迁徙的人,稍有多余钱财,便争着送给主事的官吏,央求迁徙到近处,住在葭萌县。
只有卓氏说:“葭萌地方狭小,土地瘠薄,我听说汶山下面是肥沃的田野,地里长着大芋头,形状像蹲伏的鸱,人到死也不会挨饿。
那里的百姓善于交易,容易做买卖。”于是就请求迁到远处,结果被迁移到临邛,他非常高兴,就在有铁矿的山里熔铁铸械,用心筹划计算,财势压倒滇蜀地区的居民,以至富有到奴仆一千人,他在田园水池尽享射猎游玩之乐,可以比得上国君。
程郑是从太行山以东迁徙来的降民,也经营冶铸业,常把铁器制品卖给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他的财富与卓氏相等,与卓氏同住在临邛。
宛县孔氏的先祖是梁国人,以冶铁为业。
秦国攻伐魏国后,把孔氏迁到南阳。
他便大规模地经营冶铸业,并规划开辟鱼塘养鱼,车马成群结队,并经常游访诸侯,借此牟取经商发财的便利,送游闲公子钱财博得美名。
然而他的赢利大大超过了施舍花费的那点钱,胜过吝啬的商人,家中财富多达数千金。
所以南阳人做生意全都效法孔氏的从容稳重和举止大方。
鲁地民俗节俭吝啬,而曹邴氏尤为突出,他靠冶铁起家,财富多达几万钱。
然而,他家父兄子孙都遵守这样的家规:低头抬头都要有所得。
他家租赁、放债、买卖遍及各地。
由于这个缘故,邹鲁地区有很多人丢弃儒学而追求发财,这是受曹邴氏的影响。
齐地风俗是鄙视奴仆,而刁间却偏重他们。
凶恶狡猾的奴仆是人们所担忧的,唯有刁间收留使用。
让他们追逐渔盐商业上的利益,或者让他们乘坐成队的车马,结交地方官员,并且更加信任他们。
刁间终于获得他们的帮助,致富达数千万钱。
所以有人说“:与其出外求取官爵,不如在刁家为奴”,说的就是刁间能使豪奴自身富足而又能为他竭尽其力。
周地居民原本吝啬,而师史尤为突出,他以百余辆车载货贩运赚钱,经商于各郡国之中,无所不到。
洛阳道处齐、秦、楚、赵等国的中心,街巷的穷人在富家学做生意,常以自己经商时间长相互夸耀,屡次路过乡里也不入家门。
因能筹划任用这样的人,所以师史能致富达七千万钱。
宣曲的任氏的先祖,是督道仓的守吏。
秦朝败亡之时,豪杰全都争夺金银珠宝,而任氏独自用地窖储藏米粟。
后来,楚汉两军相持于荥阳,农民无法耕种田地,米价每石涨到一万钱,豪杰的金银珠宝全都归于任氏,任氏因而起家。
一般富人都争相奢侈,而任氏却屈己从人,崇尚节俭,致力于农田畜牧。
田地、牲畜,一般人都争着低价买进,任氏却专门买进贵而好的。
任家数代都很富有。
但任氏家约规定,不是自家种田养畜得来的物品不穿不吃,公事没有做完自身不得饮酒吃肉。
以此作为乡里表率,所以他富有而皇上也尊重他。
边疆地区开拓之际,只有桥姚得马千匹,牛两千头,羊一万只,粟以万钟计算。
吴楚七国起兵反叛汉朝中央朝廷时,长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从军出征,需借贷有息之钱,高利贷者认为列侯封君的食邑都国均在关东,而关东战事胜负尚未决定,没有人肯把钱贷给他们。
只有无盐氏拿出千金放贷,其利息为本钱的十倍。
三个月后,吴楚被平定。
一年之中无盐氏得到十倍于本金的利息,以此财富与关中富豪相匹敌。
关中地区的富商大贾,大都是姓田的人,如田啬、田兰。
还有韦家栗氏、安陵和杜县的杜氏,家产也达万万钱。
以上这些人都是显赫有名、与众不同的人物。
他们都没爵位、封邑、俸禄收入或者靠舞文弄墨作奸犯科而发财致富的,全是靠推测事理、进退取舍,随机应变,获得赢利,以经营工商业致富,用购置田产从事农业守财,以各种强有力的手段夺取一切,用守法的方式保持住,变化多端大略如此,所以是值得记述的。
至于那些致力于农、牧、手工、山林、渔猎或经商的人,凭权势和财利而成为富人,大者压倒一郡,中者压倒一县,小者压倒乡里,那更是多得不可胜数。
精打细算、勤劳节俭,是发财致富的正路,但想要致富的人还必须出奇制胜。
课田务农是笨重的行业,而秦阳却靠它成为一州的首富。
盗墓本是犯法的勾当而田叔却靠它起家。
赌博本来是恶劣的行径,而桓发却靠它致富。
行走叫卖是男子汉的卑贱行业,而雍乐成却靠它发财。
贩卖油脂是耻辱的行当,而雍伯靠它赚到了千金。
卖水浆本是小本生意,而张氏靠它赚了一千万钱。
磨刀本是小史记手艺,而郅氏靠它富到列鼎而食。
卖羊肚儿本是微不足道的事,而氵蜀氏靠它富到车马成行。
给马治病是浅薄的小术,而张氏靠它富到击钟佐食。
这些人都是由于心志专一而致富的。
由此看来,致富并不靠固定的行业,而财货也没有一定的主人,有本领的人能够积聚财货,没有本领的人则会破败家财。
有千金的人家可以比得上一个都会的封君,有巨万家财的富翁便能同国君一样的享乐。
这是所谓的“素封”者吧?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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